从小就学中文的美国政坛90后 为何普遍反华?

“90后”格维茨：曾为《财经》杂志实习生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朱利安·格维茨，是一名“90后”，他的父亲葛维宝(Paul Gewirtz)是耶鲁法学院中国中心主任。受家庭熏陶，格维茨从小就学习中文，做过阿里巴巴(香港)和《财经》杂志的实习生，2013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来到牛津大学攻读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完成博士学位后，格维茨成曾进入外交关系协会，任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梳理格维茨的演讲、采访和文章不难发现他一直在探究思考当下的中国。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 格维茨

对中美经济交流非常感兴趣的格维茨，还曾短暂休学，进入奥巴马政府，担任能源部副部长的国际事务特别顾问。2017年，他出版了一本专门讲这方面问题的专著《不可能的伙伴》，系统性地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层、经济学界与西方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产生的影响。他在书中将中国对外国，特别是西方经济政策的学习，比作一条河。今年他还将出版新书《重塑中国》，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变化。

格维茨崇尚多边主义，主张美国应与其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配合实施战略，还建议美国利用包括“人口老龄化、生态危机、大量边界争端以及国际声望下降等”制造话题，公开指出中国的弱点，让外界认为中国战略道路是可以动摇的。

“80后”杜如松：曾到云南大学交换一年

而格维茨的上级，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杜如松，是一名印度裔“80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就攻读东亚研究。2012年，他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的富布赖特项目奖学金前往中国交流。当时，他没有选择北京、上海等热门一线城市，而是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交换一年。在这期间，他游历了喜马拉雅山，研究中缅、中巴、中印边界问题。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 杜如松

2018年，杜如松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期间，杜如松师从于江忆恩，他是美国学界最早开始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学者之一。江忆恩反对所谓美国对华“接触失败”的说法，认为中美和平共处更为重要。尽管杜如松延续了江忆恩的研究，继续研究中国的对外战略，但更为关注中国目前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多个领域的进展。在他个人网站首页上就赫然显示，他的研究聚焦在中国、大战略以及“印太”安全。

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的经历，给他的中国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精通中文，擅长搜集解读中国官方文件。据报道，杜如松今年即将出版的新书《长远的策略：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就引用了大量的官方文件和出版物以及官员回忆录等资料。

杜如松虽不倾向于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冒进的强硬手段，但注重中美竞争的长期性。2021年初，杜如松在与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人坎贝尔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美国在面对“中国的挑战”时，应该优先考虑代价低且具有不对称性的措施，也应灵活地根据不同议题组建盟友团体。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以美国国防部新设置的“中国事务研究小组”为例，这个小组里面的三个研究人员都是“80后”，比方说韩美妮、那么她曾经在外交学院留过学，另外拉特纳曾经是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专门研究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美国防部“中国战略工作小组”成员 韩美妮

在苏浩看来，新生代美国政治精英所展现出来的“鹰派”，实际上是由于中美两国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的结果。他认为，老一辈“中国通”学者或政治家，当年他们所了解的中国较为落后，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美国还曾帮助中国发展，中国也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因此老一辈“中国通”对中国普遍有一种情谊甚至“俯视”的视角。

但新生代所看到的中国，却是正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他们更多看到中国比较先进、繁荣的一面，他们对中国本身不具备老一代类似的“情怀”，缺乏深层的感情积淀，更多的是从现实层面，感觉到中国是一个相对比较强有力的国家，从而来考虑自身利益。

而在美接近40年的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指出了更深层原因。他认为，美国对华“鹰派”越来越多实为美国因实力衰退产生的焦虑感。因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开始阶段是基于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即“美国能够改变中国”。但历史进程最终告诉美国，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愿望进行改变。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对于它的接触政策进行反思，反思结果就认为，接触政策失败了，而且对美国的利益产生了“威胁和挑战”。

赵穗生还称，他在美国这么久，从来没有感觉到美国像今天这样对自己的制度没有信心，美国像今天一样对它自己的经济能力、科技能力失去了信心，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对它美国社会分裂产生了这么多的恐惧。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他们要维护他们这样一些问题，就把中国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给它扩大化了。

术业有专攻 美新一代“知华”派为何主打“科技牌”？

另一方面，经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这些新生代政治精英可谓“术业有专攻”，倾向于“从微观问题来解剖中国行为”，例如他们主张打“争端领土牌”、“人权牌”和“科技牌”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就认为，美国目前领先于中国的三个巨大领域正在一一都被追赶，甚至有被超过的可能性。

第一，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由于这些年来，特朗普以及美国国内的诸多问题导致美国国内的影响力、民主自由的吸引力变成了百年来最衰落的时候，与此同时，中国的模式、中国社会的吸引力、中国的软实力越来越被全世界所接受，让美国感到恐惧。第二，包括货币美元在内的美国经济实力，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被中国逐渐地追赶，但是这两项的追赶某种程度上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防范中国的这种崛起的优势。但是科技实力的追赶恰恰是在眼前的，这就是为什么新一代的“中国通”更加强调科技实力的防范。而拜登上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面，不停地推出一些像“无尽前沿法案”这些具体的措施来防范中国再从美国身上学习或者获得一些美国的科技红利的这样的可能性。

年轻“知华派”对华更“刚” 对拜登政策有何影响？

在美国丹佛大学担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赵穗生表示，他有不少学生都在美国政府里面担任职务，甚至当过助理国防部长。在他的接触中，这些学生都很勤奋、专业、敬业，但是目前以他们的年龄和层次，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中美两国关系的竞合关系是因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中美冲突+合作”的结构性问题所致，所以包括对华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只能提供一些政策建议，决策者依然是在白宫高层。

作者：丁蓁蓁，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主编。更多深度分析和精彩内容请关注深圳卫视每周三晚21：20播出的《关键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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