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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子独自在阿富汗16年 开中餐馆见很多爆炸

加新网CACnews.ca| 2021-8-22 13:24 |来自: 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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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红姐(@中国红姐的阿富汗记录),今年47岁。我2005年到阿富汗打工,2008年在喀布尔开了一家中餐馆,前后在阿富汗待了16年。直到今年一月份,我才从阿富汗回国。在阿富汗这16年就像一场梦,我经历过阿富汗稳定发展的几年,也见识了局势恶化的几年。最近躺在床上的时候,回想我经历的这一切,一幕幕飘过,就像演电影似的。



90年代,我在老家兴城市的海边。


我在辽宁兴城市长大,爸妈都是农民,小时候我特别淘气,心眼很多,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自己特别坏,特别想笑。那时候学校门口有一个下坡路口,下了雪,我就去找了那种装白糖的塑料袋,把雪铲里边装满,再用打火机把袋子封上口,然后把它扔路上,路过的大人就以为是谁家掉的白糖,都下车来捡。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一起玩的朋友们都说我胆子特别大。


15岁那年,我考入了一个职业高中,半年后医院招工,我就在医院学习当护士。半年后,我遇到了一件很害怕的事情:医院里一个病人死后,我突然开始发起烧来,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回去医院工作。



1992年,我在医院工作了半年。


于是,我跑到河北沧州卖木材,在郊区边上工作,我感觉非常无聊,就自作主张跑到了市里,找了另一份工作。直到31岁,我都一直在到处打零工。有时没工作,我就跑去学理发,又学了计算机,还买了一个白色的电脑,那会儿电脑都是台式,聊天还得用聊天室。后来我还自学了英语。


2005年,我31岁这一年,遇到了严重的感情挫折,伤心失望的我,想找一个遥远的地方散散心。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个朋友,我和她的感情非常好,她前几年去了中东,2002年又去了阿富汗。


我只有她这一个朋友在国外,所以阿富汗对我来说是当时能去到的最遥远的地方,我联系了她,她在阿富汗开着一家中餐馆,签证很好办,我几乎是说走就走。我对阿富汗没有了解,只一心想着逃离、想着散心。



刚去阿富汗时用的手机都不能拍照,这是后来拍的喀布尔的机场。


当飞机降落在一个破得都不如国内车站,一眼望过去全是土房子的地方时,我还不敢相信,以为备降到了什么地方,直到我从端着一堆枪的警察边上走出去,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到了阿富汗。



山上那片房子就是当地的穷人居住的地方。


朋友来接了我,从机场到市区,全都是土房子。那会儿放眼望去,山上都没有绿色,光秃秃的,我听说是美军为了清剿塔利班,把山给烧了,直到近些年,山上才恢复绿色。而城市看着很破败,在拐角垃圾堆的地方还放着废弃的坦克和年久失修、只剩空壳的破铁皮车,后来这些东西都变成展览品了,还给保护起来了。



我跑去和废弃坦克合影。



当地人在废弃坦克边玩耍。


朋友的餐馆开在喀布尔的富人区,但说是富人区,其实也还大多是土房子,只是这一片的房子比其他区看着要好,零星有小别墅什么的,但每天也只有一个小时的电力供应,其他时候,只能靠自己买发电机发电。后来2008年我自己经营餐馆,也买了一个大发电机,但通常晚上9点以后也不发电,改点蜡烛。



喀布尔的富人区,有小别墅也有平房。


朋友的中餐馆就主要卖饺子,天黑就关门。我和当地人语言不通,也没想出门,就在餐馆里给她帮忙,闲的时候躺在床上睡觉和看书。


中餐馆的顾客来自世界各地,自2001年打仗后,阿富汗陆续开始重建,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赶着机会跑了过来,也有大批的中资企业进入阿富汗,中餐馆的生意很红火。不过唯独不让当地人进入,除非是认识的人,因为单从外表无法分辨是不是恐怖分子。为此,还得雇一个警察端枪守卫,不让陌生人进来,每个月要支付警察900美金。那时候的恐怖分子,会假装平民进入家里,侦查好地形后,选择威力最大的地方引爆炸弹。



我和一家中国公司雇佣的安保人员(左)合影。


我在阿富汗就这么闲躺了一个月,眼看着签证就要过期,朋友问我,还回去吗?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适应能力也很强,在我看来,在阿富汗和回国,也没什么本质区别,不过是工作而已。我一想回去也没什么盼头,就留这工作吧,朋友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安保公司的打扫卫生工作,我就这么留了下来。


在阿富汗的前三年,我跟父母瞎编我在乌鲁木齐做生意,绿皮火车两天的车程才能到家,我用回家时间太长的理由搪塞了很久。后来,我父母知道了真相,但我已经在阿富汗生活很久了,他们也就没再说什么。



在阿富汗出门,我得穿成这样。


三年间,我给一个台湾人开的公司做过饭,给一个在阿富汗开酒吧的沈阳人洗过杯子,还在安保公司做过保洁,做保洁每个月600美元,包吃包住。我在国内时候学的英语也派上了用场,加上肢体语言,我能跟说英语的人简单交流。


刚去阿富汗的时候,那儿才有2家中餐馆。我在安保公司工作,给自己做早饭,老板和几个同事觉得很香,还给我涨了200美金工资,让我给他们也做早饭。老板和我的关系很好,他提过我做饭这么好,不如开一个餐馆,他可以借钱给我,但是当时我还没什么冲劲,就搁置了下来。


2008年,我遇到了一个机会,最开始接我进阿富汗的好朋友,她的儿子要去意大利上学,她也要跟着去,她这一走,餐馆就没有人管理了,于是她决定把餐馆托付给我和她的妹妹。我找安保公司老板借了1万美金,加上自己攒的2万美金,和她妹妹合伙,餐厅我占一半,她占一半,就这样,我在阿富汗有了自己的餐馆。



一年春节,我和朋友们在我的餐馆里聚餐。


也是在那一年,我第一次近距离遇到爆炸。虽然此前一直听闻有爆炸,但那都在城市的边缘,偶尔会有在城内的爆炸,也非常罕见。这一次离我的餐馆非常近,走路大概十来分钟的时间。那天我听到一声巨响之后,我就冲了出去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也胆大,我到现场的时候警察都还没到。乌烟瘴气的路上,有被溅到血的人急匆匆地走开,路边一辆白色的车上沾满了血和肉,还有猫在那里舔。


看到这样的场景,还是有些害怕,不过之后我就不再去想了,一方面这样的爆炸一年最多只发生一两次,且基本只针对当地官员,另一方面我很心大,觉得自己不会碰上这样的事,也就没往心里去。



路边的简易检查站。


2012年之前,喀布尔整体都是比较安全的。路上有警察,晚上11点后我还会去酒吧喝酒。一个人坐在吧台看世界各地的人玩乐、聊天,兴致高的时候他们还会跳舞,有时候他们会给我买酒喝,我也给他们买酒。


中餐馆的场地和员工都继承了下来,一个大厨是中国人,其他五个员工是阿富汗人,大家都很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的招牌菜有糖醋鸡、石斑鱼等,那会人多,生意也好,唯一的问题就是中餐的食材不好找,我们就在后院自己种,韭菜、花生、玉米、豆角等,很多种子在国内买了带过去。还有海鲜什么的在阿富汗也买不到,我就每个月坐飞机去迪拜买。



中餐馆后院的菜园子。



阿富汗的菜市场。


酒更麻烦,在阿富汗酒也很难买到,一个意大利超市会卖酒,但只卖给白人。因为爱去酒吧喝酒,我结识了很多外国人,这时候我认识的外国人就帮到了大忙。我拜托朋友帮我买酒。这样我就有了比别人家更便宜的酒,顾客都愿意来我家。


在正式接手餐厅之前,我们还找到一个和中国企业关系很好的大哥,请他吃饭,拜托他帮忙联系,结果成功了,后来公司经常找我们订饭,数量也多,能达到1000美金一天。使馆的人也经常在我们这订饭,我也经常请他们吃饭,大家关系都很好。



我和中国朋友一起吃饭,照片里有两位现在还在阿富汗。



餐馆的大师傅在包粽子。


【如果你也想讲述自己的故事,请发“私信”告诉“自拍”】


爱喝酒不仅让我结交了外国人,也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他们喜欢和我喝酒,我能喝能开玩笑,逢年过节的,我还会摆上三桌,请在阿富汗的中国朋友吃饭。周末什么的,把店门一关,点起蜡烛,我们经常喝酒玩乐一整夜。后来他们都很信任我,遇到困难什么的都会来找我帮忙。


一次有一个台湾姑娘被骗来阿富汗,她在网上认识的阿富汗男孩说她带100美金就能在阿富汗玩一个星期,姑娘傻傻的就过来了。结果钱被男孩抢走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蹲在公园里哭,被一个阿富汗妇女发现,打电话给中国使馆,使馆又把她送到了我这。我给她提供了住宿,给她做饭,后来她顺利回到台湾,还给我发过感谢信。


这样的事很多,后来几乎所有来阿富汗旅游的中国人,他们都会找到我,我也帮他们安排食宿。还有明星来我的中餐馆吃饭,《侣行》节目组和张昕宇、梁红夫妇到阿富汗拍摄就在我这里吃了饭,他们后来用光影恢复了阿富汗的景点,残缺的巴米扬大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是张昕宇、梁红夫妇开到喀布尔的京牌车。


总体而言,那时候餐馆的生意真是让人省心,每天基本上有五六百美金的收入,周末什么的还能上千,外国顾客都很有礼貌,中国顾客都是背井离乡,也都很体恤同胞。


不过2013年左右,美国部分撤军之后,我就不再敢晚上出门了。以前路上那些警察,现在白天是警察,晚上可能就是恐怖分子,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爆炸次数也急剧增加,有时候出门买菜都会撞上爆炸,客流也在此后变得越来越少。



同在阿富汗的朋友发给我的,遇到爆炸的警车。


2013年8月8日,发生了一起中国人遇害事件,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阴影。事发当天,有三名中国人因袭击遇害,最先赶往现场的人没有认出遇难者身份,使馆的领事就找到了我,因为我和大家都很熟。


我很不想去,但是没办法,去辨认遇难者,还从一个阿富汗死者的身上跨过。遇难者是被枪击致死的,场面很恐怖。那天回来,我整个人就吓住了,不敢进屋,下午下了大冰雹,我就在餐馆门口这么站着。当时我还给中国公司做后勤服务,公司的领导知道这个情况就把我接到他们宿舍,给我安排了一个舍友,陪着我。


我在那住了两个月,慢慢能恢复一点了,但还是很严重。我以前睡得很香,这件事之后我每天睡觉必须开灯,有人说话的时候我就能睡着,一旦声音停了我就会醒过来。直到现在我都还保留着这个习惯,家里的灯常年亮着。


“8·8”事件后,使馆呼吁大家尽量回国,有几个中国朋友很担心,就回了国。而留下来的大家,因为安全系数都相同,再加上爆炸一般不针对平民,大家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放松,那次近距离爆炸虽然当时很害怕,但过了也就过了。后来爆炸也就当家常一样聊,哪里又爆炸了,死了多少人。



我手机里收藏着一张爆炸现场的照片,地上都是鞋,照片是之前当地人发给我的。


2015年的十二月份,我遇到了一起近在咫尺的爆炸,那天傍晚五六点,吃完饭喝过酒,我就躺下准备睡觉了,突然一阵巨响把玻璃都震碎了,我也被从床上震得滚到了地下,有血肉模糊的残渣飞到我的院子里,还被院子里的狗吃了。过了几个小时我才敢去看,是附近的西班牙使馆遭到袭击,爆炸点距离我家仅仅150米远。


还有一次喀布尔一天内经历了连续18次爆炸、3次地震,爆炸距离我家直线距离400米。我一听到爆炸就冲上顶楼,举着手机到处拍,这时天上又下来一个火球,我赶忙按下快门,那一瞬间尘土飘扬就被我定格了下来。当天,新华社驻阿富汗的记者正好在我家吃饭,我拍的照片被他拿去写成快讯传回了国内。



我跑上楼顶拍摄的爆炸场面。


我妈知道了这件事后,说我“剥了皮全身都是胆儿”,我向来就不太会害怕,来阿富汗是我第一次出国,我不觉得害怕,现在也是。虽然如此,连续多年,连连的爆炸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习惯。如今回国了,遇到打雷,我还是会从床上一下跳到地下躲避。



一次枪战结束后,我经过现场拍下的照片。墙上都是弹孔。


中餐馆最多时有5家。慢慢地,身边的人离开了很多,中餐馆也陆续倒闭,2015年,还剩我们和一家叫“金钥匙”的餐馆。但2015年7月,与他们相隔一条街的外国餐馆发生了爆炸,死了35个人,这件事后他们就搬去了迪拜,于是阿富汗就只剩我们一家了。


即使只剩一家,客流也明显变少了很多,以前晚上11点闭店,慢慢地,越来越早,8、9点就关门了。2014年以后,大师傅一个人就可以招呼得过来客人,我在“8·8事件”后也越来越没有心思,就出去旅游,一去就是一个月,把店交给大师傅打理。



我在巴米扬的班达米尔湖,很多中国人都到这里旅游,我也来了。


2017年餐厅房子的租期到了,当地人要收回房子自己用,餐馆就不得不重新寻找店面。而7月的时候我回了趟国,见到了朋友和家人,也突然觉得累够了,就想不回阿富汗了。结果店员们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说没有我他们没办法生存,使馆、企业都是直接找我订餐,我走了他们很难做生意。都是跟了我快十年的老员工,我一想就继续开吧,给他们发工资,餐馆能挣钱就挣钱,不能挣就算了。我跟他们说,要是他们搬好店面,我就回来,他们非常迅速地就搬完了,就这样,中餐馆又继续了下去。



我回国时,拍的辽宁兴城市。


【如果你也想讲述自己的故事,请发“私信”告诉“自拍”】


2018年,我在路上捡了一只猫。那只猫被小孩们玩,特别瘦,我就把它捡了回去养起来。有猫之后,朋友叫我吃饭,我都直接跟他们说我要看猫,后来它还生了三只小猫。我也懒得下楼看店了,就在楼上和猫玩。所有朋友都知道我特别珍惜猫咪,他们特别不理解,但我找到了精神寄托。



小猫“月亮”靠着我的手臂睡觉。


在阿富汗的这些年,我做了不少慈善,从2013年开始,我就和阿富汗华商会的会长一起组织送爱心,我们筹款给孤儿院、贫民窟的孩子们送吃的和穿的。孤儿院的孩子大多都是战争孤儿,很可怜,不过看起来还算干净。我们给他们糖果,他们就非常开心。而贫民窟的小孩,穿得破破烂烂,冬天脚上没有鞋,冻得通红。



我们给孤儿院的孩子送鞋。



一次,我在山顶上遇到在踢球的阿富汗儿童。他们看到我在拍照,就凑到镜头前摆各种姿势。


在送爱心的路上,我们还遇到过危险,一次在路上,前方突然传来爆炸的巨响,车流陷入停滞,后来有军队从车流的中间穿过与前方的军队交火,整整四十分钟才平息了这次混战。当时我们坐在车上,只能害怕地等待着,没地方可以躲也没地方可以撤。但第二年我还是又去了,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


疫情起来以后,远在阿富汗的中国人也很心焦,于是我和华商会会长组织了大家筹款,在阿富汗购买了四万只口罩运回国内,当时飞机也停了,快运也停了,最终有朋友想尽办法将这批物资成功运送到了大连慈善总会。



华商会会长和我邮寄口罩回国。


如果不是安全角势恶化以及疫情变得更加严重,我应该也不会那么快回国。5月,很多在阿富汗的中国人向使馆申请包机回国,国家派出了飞机,我的大部分朋友也都回来了。最后留在那的,我算了算,我知道的还有15个人,我们在群里,还会聊阿富汗现在的情况。



我和还在喀布尔的中国朋友聊现在的状况。


8月4号的时候,还留在那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常去的那家超市爆炸了,我很担心他的处境,他们家离得很近,爆炸让他们家地下室都松动得进土了,他没有在5月的时候回国,但现在形势严峻,各国的飞机都不敢轻易过去。


更糟糕的是,有一些人借着收缴枪支的名义,上门抢劫。不过几家欢喜几家愁,留在那的,大多是全副身家都在阿富汗,回国就会一无所有,所以冒险留在了那。有一个做石材生意的朋友告诉我,以前是塔利班控制区,别人进不去,塔利班执政之后就能进去了,他能开采的石材就变得更多了。



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朋友的司机找塔利班成员合影。


关于塔利班执政,我没有太多想法,其实谁执政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美军驻守的时候,时不时会有人混进来搞恐怖袭击,说不定塔利班执政之后,就不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听说塔利班会保护中国人,但也难保队伍里会混杂进恐怖分子,一切都还没有定数,不得而知。



之前拍的阿富汗国旗山,上面有马苏德的像,现在应该已经换旗了。


这些年在阿富汗我没有攒下积蓄,有钱我就用来旅行。每次出门我都是一个人,独行让我觉得很愉悦,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什么都不想,完完全全地放松身心。


而回国之后,因为疫情,哪里都去不了。朋友们时常一起聚会,最开始觉得很好,最近觉得有一些厌倦,多数的时候我都想独处。回国7个月了,我闲不住,又报名了社区抗疫志愿者,每天从中午12点工作到下午4点。


今年我47岁了,一直都不想成家,懂心理学的大姨说我可能是婚姻恐惧症,但我觉得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潇洒快活,有体力的时候我就想到处跑,有牙口的时候我就想吃遍天下的东西。因为阿富汗的经历,我现在有了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有机会我也想去拜访他们,志趣相投的话,就一起做些事。



我的“太阳”、“月亮”、“星星”。


如果未来阿富汗局势稳定了,能回去我也还回去,我的四只猫还在阿富汗,猫妈妈叫猫猫,三个孩子叫“太阳”、“月亮”、“星星”。我一叫阳阳、亮亮、星星,它们就会跑过来。前两天喝了酒,躺在床上想起它们,我哭了一大场,我非常想它们,我还想把它们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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