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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学子9岁截肢 留学读完博士 给自己造条腿

加新网CACnews.ca| 2021-11-9 13:59 |来自: 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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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孙小军(@赛博朋克机器人孙博士),今年34岁,是一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博士。其实我小时候很不爱上学,我父母就没怎么上过学,他们都觉得读书不重要。我也是这么想的,上课不是睡觉就是闲聊。按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将来我要么留在山里务农,要么进城打工。


然而,9岁那年,一场急病让我意外地失去了右腿。冥冥之中,这件事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父亲担心我以后养不活自己,开始鼓励我学习,争取找个能坐办公室的工作。为此我拼命读书,小学、初中两次升学考试都是全校第一,高考以603分的成绩考入985大学,接着又去日本读硕、读博。


在日本,我第一次接触到假肢,总算可以丢掉拄了15年的拐杖。但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传统假肢仍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于是,我决定自己造一条更先进的。


现在我是一名创业者,右腿上穿的就是我和团队研发的人工智能假肢。


命运很残酷,命运也很神奇。如果不是失去了一条腿,我大概率不会用心读书,不会去日本深造,更不会从事假肢研发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业。现在的我,可能还在家乡重复着上一辈人的命运。


1987年,我出生于于贵州铜仁石阡县的一个小村子。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那里,那就是美丽和落后。村子四周被大山环绕,春天,到处是黄澄澄的油菜花;到了夏天,放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水稻。村里人大都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这意味着经济水平不高,因为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人,可能也都是这么生活的。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一年四季在田里侍弄庄稼,不论日晒雨淋。冬天农闲,但他们不能闲。室外气温只有零下几度的时候,两个人还要在露天地里烧制盖房子用的砖瓦,烧够一批就拿去集市上换钱。这个季节修建房子的人多,是我们家唯一能在务农之外赚钱的机会。



我们家的老房子,还是翻新后的,原来的更旧。


除了种庄稼,家里还养有牛和猪,我唯一能帮父母分担的事就是照顾家畜,小孩子嘛,做这种事就跟玩差不多。我每天无忧无虑,和小伙伴们漫山遍野地疯跑,在山上玩累了,再割一大筐猪草背回家喂猪。放牛也是边放边玩,前脚刚把牛赶下水,后脚就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泼水、玩水仗、打水漂,和小伙伴们玩得好不热闹。


像我这样调皮的性格,在学校里总是坐不住。上课太无聊了,老师讲课的声音像催眠曲,我一听,就不知不觉想合上眼皮,醒来的时候往往已经下课了。要不就是老师在台上讲,我在台下讲,能把周围一圈的同学都吸引走。


体育课是我唯一喜欢的科目,篮球可比算数好玩多了。小学三年级,有天我打完篮球突然觉得脚踝隐隐作痛,以为不小心扭到了,想着过几天可能会好,没有太上心。爸妈正忙着翻修家里的老房子,也没在意这件事。好动的我还是该干嘛就干嘛。


奇怪的是脚一直没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后来疼得走路都一瘸一拐。到了这时候,爸妈才想起来应该带我去看村医。医生调了些中草药敷在我的脚踝上,打了消炎针,还开了些药片让我回去吃。


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父母又带我去镇上的医疗所。拍完片子,医生一脸严肃地说:这是骨髓炎,可能需要截肢。我父母听了完全不信,在他们看来,这不就是小孩玩闹扭到脚么,怎么可能变成骨髓炎呢?医生也不能百分百确定,叫我们去城里的医院再看一下。


父亲带我去了省会贵阳的省人民医院,检查结果也是骨髓炎,而且已经癌变,癌细胞从脚踝扩散到了右腿膝关节部位。医生说必须截肢,否则只能再活几年。那时候我还小,不明白截肢意味着什么,但从父亲的表情里,我懵懂地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9岁时的我,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早的一张照片。


考虑到省医院手术费用高,父亲决定带我回县里做手术。从贵阳回石阡的车程有八九个小时,我和父亲在长途大巴上熬了一宿。父子俩并排而坐,窗外不时有灯光闪进黑暗的车厢,当灯光滑过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的脸上有泪珠划下。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他哭,一声不响,只是靠在座位上默默流泪。


截肢手术需要三四千元,我们家哪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呢?务农收入很少,粮食基本上都是自己吃,只有等到年末的时候才能烧砖瓦卖点钱,卖多卖少也不固定,攒下来的一点钱几乎都用在翻修房子上了。


回村之后,我们全家动员,挨家挨户地去找人借钱。其实村里人也没什么钱,大家都是务农的,条件好点的给个一百两百,条件差的连十块钱都拿不出来。最后,家里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勉强把钱凑够,送我去把手术做了。这笔债,需要他们之后用无数块辛苦烧制的砖瓦来还。


手术完,我独自待在家里,整天躺在床上闷闷不乐,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脑子里不停地在想问题,一会儿想到腿没了还能不能重新长出来,一会又想那条断腿医生怎么处理了,想到以后的生活,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以前的我蹦蹦跳跳,现在没了腿,哪里都去不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在家闷了两个月,我再也待不住了。由于家里穷买不起电视,我之前一直是去邻居家蹭着看。截完肢再想去的时候,我父亲专门去邻居家打了招呼,怕人家忌讳。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好像也变了。于是,我强迫自己拄起拐杖去上学。从家里到学校一公里的路程,让我走出了好几公里的感觉。



1999年末,截肢后的我领到了一张残疾人证。


刚开始用拐不熟练,我走在路上很容易摔跤。遇上下雨天,我很难再腾出一只手来撑伞,只能困在雨中,眼巴巴地看着路人求助。有一次拐杖打滑,摔倒的瞬间残肢直接戳到地上,疼得我龇牙咧嘴,半天爬不起来。幸好一个路过的叔叔看到,好心把我背回了家。


少了一条腿,以后行动会很不方便,更不能干活。父亲很为我的未来发愁。他告诉我,我只有好好读书,将来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才行。听了这句话,我醍醐灌顶,意识到读书才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自此以后,我把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除去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全用来看书,成绩慢慢地从班里倒数赶超到年级前几,人也变得更自信了。有的小孩给我起外号,叫我“断脚杆”、“拽脚盖”,意思是缺了一条腿,每次看到我就咯咯地笑。不过,此时的我心里只有读书,对其它事情一概不在意,笑就笑吧,也没什么大不了。


12岁那年升学考,我发挥出色,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县初中。那时候我就以将来考个好大学为目标,因为太想实现,甚至产生过考不上就不活了的极端想法。



我(左二)和初中同学的合影,拍照的时候有意把右腿挡住。


三年后,我又以全校第一的名次进了全县最好的高中石阡一中特尖班。家里离县城比较远,高中三年我都寄宿在学校。为了节省开销,父亲约定好每隔两周给我送次东西。一到日子,我就能看到他弯着脊背,提着袋子风尘仆仆地走进校门。看着他的身影,我能感受到一股厚重无声的爱。


大米、咸菜、辣子、炒腊肉,父亲带的都是家里能拿出来的好东西,他交给我之后也不着急回,会留下来说一两个小时话,跟我聊聊人生道理。有时候,他会讲他在电视里看到的励志故事,希望我以此为榜样,好好读书。


可特尖班竞争太过激烈,想争前几很难。这里的同学都是从各地来的尖子生,大家都很优秀。我的成绩一开始只排到全班第22名,想到高考就很焦虑。别人还有退路,而我没有,考上好大学是我唯一的出路。学习压力像块巨石一样,死死地压着我。


班里总共四十人,城里孩子占了三十,他们家庭条件很好,父母都有体面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他们穿着名牌运动鞋,有的还拿着时髦的小灵通手机,和农村来的孩子完全是两副样子。相比之下,我的家庭条件不如人,成绩也不算特别好,一看到他们就更焦虑。


班主任对我格外关心,经常找我聊天,告诉我要调整好心态,不要跟别人比,找到自己的学习方法就可以了。多亏他的循循善诱,我才没有压力击垮。高三那年,我的成绩已经稳定在了班里前五。



因为身体原因,带我的班主任都很关照我,这是春游时与班主任的合影。


2006年高考,我没有辜负期待,以603分的成绩考上华中科技大学,进入当时全校排名第一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百感交集,想到自己那么拼命地学习,放弃所有娱乐和假期,过去所有的努力终于都值了。父亲也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问题是我养不活自己,考上重点大学,这个问题应该不用愁了。


可还没等到开学,我们一家人又开始为钱发愁。一年6000元的学费,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简直是笔巨款。家人东拼西凑,只凑出了700元生活费。我安慰父亲,说学费可以通过助学贷款解决,让他不用太担心。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很没底。


从贵州到武汉得坐26个小时火车,由于我是中途站上车,买不到硬座,只能全程站着,蹲着,或是坐在行李上。一路疲惫不堪,还要忍受着过道里汗臭、脚臭、和泡面混在一起的味道。但一想到马上要开始的新生活,我身上就满是动力。


当我在学校报到的时候,才发现之前对学费问题的担心是多余的,学校不仅让我走了绿色通道,帮我办理了助学贷款,还解决了1860元的住宿费、军训服装费和公寓生活用品费,并且资助我一辆电动三轮车,方便我日常出行。



2006年,我在华中科技大学校门前的留影。


重点大学里人才济济,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地域差异很快就在学习上体现出来,比如英语这这门课,我是在县城参加的高考,不考听力,平时也没怎么训练过,进大学后根本听不懂别人讲的。英语原本是我最擅长的科目,现在一下变成了弱项,导致我非常受打击。


正在我为英语发愁的时候,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来学校办了一场演讲,他分享了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引起我的共鸣,尤其是那句“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我深感认同,这句话就像是专门说给我听的。直到今天,我依然把它当成人生的座右铭。


俞敏洪还说,年轻人有机会一定要到海外走走,如果自己足够优秀,就可以拿到海外大学的奖学金,家里没钱的孩子也有机会出国念书。他的讲座让我发现了新大陆,原来我的人生除了找份办公室工作外,还有其它选择,比如留学。



2007年,大二的我正在班会上发言,讨论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了解之后,我发现我们学校就有国家公派留学的项目。有了新方向,我的动力又来了。为了实现留学目标,我把大大小小假期的都用来学习,并把英语作为重点攻克对象。大学三年,我在家里待的时间总共也不超过20天。


大四上学期,我通过校内选拔获得了去日本东北大学交换留学的机会,学杂费全免。高兴没多久,我就听说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竟然要10万人民币左右,对于我们家来说,这无疑是天文数字。为了筹这笔钱,我经历了一波三折。


先是问家里,父母直言筹不到。我接着又找了时任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我是在大一参加助学贷款征文比赛获奖后和他认识的,想请他帮忙问问新东方有没有资助项目。王老师很热心,但问到的结果是没有。


和父母商量后,我决定放弃这个机会。尽管很可惜,有种从天堂掉到地狱的落差感,但没钱就是没钱,这是个现实问题。当时有两个候选人,名额只有一个。我放弃了就意味着另一位同学肯定能去。


就在我要给学校说明情况的时候,突然收到消息说东北大学调整了奖学金额度,除了学杂费,还可以提供每个月8万日元的生活补助(约6000元人民币),原因可能是那年入选总人数少,预算有剩余。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激动地几乎说不出话来。那一刻,我想到的是自己的未来,可以预料的是,我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2009年9月,我(左二)去日本交换留学前和室友的合影。


到日本之后,我最先去的地方是宫城县仙台市,这里是东北大学的所在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街道特别干净,放眼望去,除了秋天金黄的落叶,几乎看不到任何垃圾。当地人很热情,听到我是中国来的,会跟我提起曾在这里留学的鲁迅,如果我找不到路,还会带我走上一小段。


当我走进学校课室的时候,看到里面坐满了不同肤色的人,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还有印度、韩国这些亚洲国家的,课堂上全部采用全英文授课,所以一句日语不会也没关系。我之前积累的英语终于派上用场,很快,我就和新同学们打成一片。


交换生的学习氛围很轻松,平均下来每天也就6课时。没课的时候,我除了自习,还经常和朋友们参加各种活动。在这里,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过万圣节,第一次看樱花,第一次去外国人家里作客。自打9岁截肢以后,我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好好玩,这次在日本算是彻底解放了。



2010年春天,我(左五)和同学们一起去看樱花。


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一年的交换项目很快结束。我意犹未尽,决定继续留学深造。我先后申请了美国和日本的几所大学,最后拿到了东京大学的录取offer和奖学金。奖学金一个月12万日元,意味着我不用做兼职也可以保证基本生活。为了省钱,我经常自己做饭。出去吃一顿可能要六七百日元,自己做只花两三百。我平时也很少出去玩,出行都靠公交车。


之前在仙台的时候,我曾留意到一个现象——日本街头几乎看不到拄着拐杖的残疾人。直到去了东京我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有天我去政府部门办理残疾证,接待员看到我拄着拐杖,主动告诉我可以申请假肢补助。日本政府规定,每一位日本国民和居留3个月以上的外国人都必须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有点像我们的医保,加入了就可以享受假肢福利政策。一条假肢的费用是100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大约6万,政府会补贴70%。也就是说,我只要自己出18000元人民币就可以扔掉拐杖,像普通人那样用腿行走。


平日节省下来的奖学金正好派上用场。在接待员的帮助下,我提交了补助申请,很快收到一条崭新的假肢,但它使用起来远比想象中要难。由于小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将来可能装假肢,我的截肢位置特别高,安装调试费了很大劲。位置调合适后,我还要进行三个月的康复训练,像小孩子那样从头学走路。


拄拐拄了15年,我的右腿已经完全没有行走的意识,不知道如何迈步,如何摆手,走起路来同手同脚,无法保持身体平衡。那条假肢也是很不安全,有时会突然弯到一边去,我必须有意识地去控制它。虽然走起来显得很笨拙,不过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总比一直拄拐强。



2011年,我安上了人生第一条假肢。


我把装假肢的好消息告诉了一个高中同学,他当时也在日本留学,聊着聊着,他突然神秘地告诉我,有个贵州老乡想认识你哦,是个日语班的女孩子。追问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老同学总在女孩面前讲我的事迹,她对我印象还不错。


我和女孩在网上聊了一段时间,彼此都有好感,第一次见面我特意约在东京塔,就是《东京爱情故事》里面的那座象征着浪漫的建筑,站在顶层可以俯瞰整个东京。那天我们聊得很开心,还一起去吃了刀削面。不久之后,这个女孩做了我的女朋友。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女朋友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先硕士毕业了,通过面试进入索尼公司,主要负责音响设备开发,年薪换算成人民币大概30万。直到入职后开始挣工资,我才将本科四年的助学贷款还完。在工作中,我一直抱着学习的想法,有一种给自己打基础,而不是给公司打工的心态。即便被分配到不感兴趣的项目,也会认真钻研。



工作一年后,我把父母接到日本旅游,女朋友也来陪着。


我每天要往返公司在东京的两个办公点,经常上下楼梯,这时候才发现传统假肢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它没有动力,上下楼梯费时又费力,只能左腿先上,再用右腿残肢去拖着假肢放到同一级台阶上,就像提着一根直直的棍子,导致爬楼梯的速度很慢。而且穿久了髋关节会疼,很容易产生疲劳感。


那时候我就想,要是能有一款像机器人一样自动弯曲发力,自动抬腿迈步的假肢该多好啊!小腿截肢的人还保留有膝盖,上楼梯能使上劲,我们这种大腿截肢的人必须要有助力才行。而传统假肢没有动力,完全实现不了这个功能。有点像马车,靠马拖着车动,而不像汽车,有发动机可以自己动。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上司,得到的回应是不予考虑。首先这个方向和公司核心业务距离太远了,其次是我对假肢领域也没有足够的积累。



上面是我入职索尼时的任用状,下面是正式录用通知。


其实,索尼内部有一个创业项目孵化平台,不过我当时没有去试,试了可能会通过,但仍然有随时被中止的可能。好吧,这些我都理解。我是真的想做这件事,于是干到第三年就辞职了。


我本想跳槽到机器人公司,去学机器人相关技术,再利用这些技术自己研究做假肢。由于没有相关专业背景和经验,我去面试了很多公司,全都被刷下来。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我想不如还是先去大学继续深造。


2015年底,我辞职到东京大学读博士,这次依然拿到了奖学金,每个月20万日元,合人民币一万三四。录取我的教授是一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专家,我当时的提案是用人形机器人做假肢,教授觉得人形机器人研究做了这么多年,实际应用依然比较少,假肢倒是一个不错的尝试方向,所以同意接收我。



这是东京大学先进科学技术研究所,我所在的实验室主要研究机器人。


对于我们实验室来说,智能假肢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很多前辈和教授都没有做过,只能我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做硬件就得花钱,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资金。于是我一边申请研究经费,一边从零开始自学。


在导师的帮助下,我们的项目成功从学校申请到90万美元经费,分三年发放。这笔钱相当于我的天使轮,为我的早期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



2015年,我在研究室做组装试验,桌子上摆满了零件。


与此同时,我也在研究很多国外的论文,向其他学校那些做假肢的教授请教技术,有时候发邮件,有时候打电话,有时候用Skype。我还专门跑去美国西北大学的实验室去实习。一年半之后,我和几位同学终于做出了一个有动力,能助力膝盖部位弯曲的样机,其中机械和控制组件都是由我主导设计的。


针对一些亮眼的科研项目,东京大学每年都会挑选三个项目去参加美国的SXSW峰会(美国西南偏南峰会)。SXSW是一个集音乐、科技、电影于一身的国际盛会,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也去分享过一些关于太空旅行的想法。在学校内部的选拔中,我们的智能假肢项目排名第一,就代表东京大学去参加了这场峰会。



2017年,在美国SXSW峰会上,我(左三)和同伴一起在台上发言。


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我们的智能假肢样机竟然获得了创新设计大奖第一名,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该奖项,意味着我们的产品设计在国际舞台上被认可。当我走上领奖台用英语做演讲的时候,台下各国的行业精英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说到共鸣的地方,他们都纷纷站起来鼓掌,使我大受鼓舞,有了继续做下去的信心。


在日本读博一般要三到四年毕业。2018年,我因为在智能假肢方面做出了不错的研究成果,顺利从东京大学毕业。此时我已经花了三年的时间去研发假肢,都是些样机,还不能做到日常使用。我想不行,必须得做出一个真正实用的产品,不仅自己能用,也能实现量产,让其他像我一样的残障人士用上。


我有考虑过是做廉价产品还是真正高技术的产品。最后决定还是先从高端品牌做起,再通过技术上的创新和规模化生产去降低成本。好比特斯拉,先从技术上领先,再把价格打下来。



2018年秋,我博士毕业,站在东京大学教学楼前留影。


毕业之后,读博时期组建的的团队分开了,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去了大厂工作,就剩下我一个人继续做这件事。刚开始,我只能找一些有想法的朋友兼职做,也就三四个人,他们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和周末抽空一起搞研究。直到2019年3月,我拿到日本投资方的种子轮融资后,他们才陆续辞职加入进来。


做产品涉及到很多领域,机械、电路、软件等等,我经常挨个拜访不同领域的专家,去挖掘人才。真正创业之后,我才发现寻找人才有多难,我在东京发布了招聘广告,来面试的人看到我是个老外多少有点不放心,再一听是做智能假肢的,都一脸狐疑地看着我,离开后就没有下文了。


有几位工程师水平很高,他们当时所在的公司被谷歌收购后不久又解散了,我特别想把他们拉过来。找了很多次,可以说是N顾茅庐,把他们请到我们的实验室交流、参观,给他们介绍我的理念,答应给他们很高的股权,但他们都婉拒了。


有一位技术大牛我“骚扰”了半年之久,他后来也还是没同意,可能觉得项目比较小众,创业公司风险也比较大。


我没有放弃,不停地去跟别人讲我的愿景,慢慢地,有些人也开始认同,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还给他们展示了这几年来的研究成果,他们看得出我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有恒心,也有毅力,总算对我有了信任感。



2018年,刚开始创业,我在办公室孤独的背影。


和日本相比,国内的创业氛围很浓,大家都很有激情,办事速度快,做事效率高,对事情反应迅速,招募人才更加容易。所以我在东京和深圳都设立了办公点,到2019年的时候,团队人数已经由我自己增加到二十多人。


不同国家的人做事风格不同,创业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我总觉得日本人做事慢,但他们会考虑到大部分人的需求。


比如在设计电动假肢的电量显示组件的时候,日本工程师非要在机器上加一个LED手动开关,我觉得用手机APP就可以确认,没必要大动干戈,但对方坚持要加,理由是并非每一个人都用智能手机。



创业初期, 我(左二)和同事在研究室测试智能假肢。


是啊,现在的中国社会很方便,大家带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轻松出门。但反过来想,那些只有老人机,或者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的人,不就会遇到麻烦吗?每一个人都会老去,如何保证他们的权益是在推进电子化过程需要考虑的。最后,我决定做出让步,同意日本工程师加上LED开关。


经过团队的齐心协力,我们的产品研发成形了,2019年底正要做市场推广的时候,疫情突然暴发。日本团队不能来中国出差,中国团队也很难到日本去,展会一拖再拖。更严重的是迎来了资本投资的寒冬期,投资人变得很谨慎。这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说,无疑是种打击。



我(左六)和团队在办公大楼外合影。


我们能做的就是坚持去做研发,一代一代更新完善,目前已经到了第十代。相比早期版本,它增加了多种传感器,可以感知人的行为意图,比如是想上坡还是下楼梯,再驱动电机提供不同的动力和助力支撑。


它还能记录用户的走路习惯,把数据上传到云端,自动学习升级,让假肢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硬件层面也在迭代,既要防水防尘,又要能支撑人的体重,后来的外壳已经从金属材料变成碳纤维。


搞研发是很费钱的,熬到疫情缓解的时候,企业账户只剩下不到几万块钱了,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好在后来我们通过A轮融资解决了资金问题。


2020年,我终于穿上了自己团队研发的成品机,那是一款看起来很炫酷的灰色假肢,像赛博朋克一样,科技感十足,走起路来也很轻松,我整个夏天都穿着短裤,把它大方地露出来,享受别人回望的目光。



我们的产品在进行上下楼测试,走起来几乎和普通人没差别。


我在公司的职位是CEO,为了能够把企业做好,我一刻都不敢松懈。除了夜以继日的研发,我还经常要去不同的城市出差。譬如最近这一个月,我就跑了北京、广州、重庆、杭州等十多个城市去参加展会,去做路演。从2019年底到现在,我有两年没回过老家了。父母很理解,他们现在已经不烧制砖瓦了,改做菜籽油生意,每次有客人提起我都非常自豪。


可能是受父母的影响,我的心态还算挺好的。即便创业期间,也没有觉得特别焦虑。对我来说,智能假肢已经注定了是要做一辈子做的事情。焦虑没有用,应该在每一个阶段把每一个点做漂亮,尽量做到极限,积累到一定程度,成功自然会来。



产品上市发布会,展台上放着我们的最新款智能假肢。


2021年10月15日是我的生日,我特意挑了那天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全球首发仪式。由于太忙,活动当天我一整天没有吃饭,同时还在准备其它展会。仪式上放映的PPT,还是我前一天从晚上八点一直改到凌晨三点的。


我过去参加过不少活动,这次是第一次自己主办的活动,我很紧张,演讲有点没发挥好。但这场发布会对我意义重大,它可以说是我过去十年人生的一个缩影。我是残障人士,又是工科出身的博士,既然发现了传统假肢的问题,那我就努力造出来一条更高级的。接下来,我要让更多人用上这条腿。


虽然残障人士也有很多代步工具,例如汽车、电动轮椅等等,但双腿走路是人生来就有的本能,从始至终,人都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腿去行走,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未来,我希望能设计出更多帮助残障人士出行的产品,还他们自由移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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