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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虹口的狄思威路(今溧阳路)1435号门牌，这是个什么地方？ 房内有广东妇女王阿甫和另外两个女子，并不清楚她们是干什么工作的。虽然没有执照，但看上去这里很像是一家妓院。王阿甫对此做了否认，但没有用，一个洋人执法者将她们三人一并押送往鸭绿路工部局西医处，要检验他们是否妓女。如是妓女，则将以未领执照触犯法令为由进行处罚。 这是1914年5月，西医已经在中国展现了其超越中医的优越性，但如何靠西医来检验几个女人是否卖淫，在今天仍然存在不可跨越的难度，在一百年前的上海，它是怎样做到的？报道这一消息的媒体，没有对此作出说明。但或许可以推断，西医们将以处女膜破裂尤其是感染性病与否，作为判断妓女的重要依据。 那个时候报章上的治疗性病广告，不可避免地将病毒与妓女联系在一起。性病来势凶猛，它当然和妓女业的泛滥密切相关。这也在公众中造成了一种带有歧视性的刻板印象，即认为罹患性病的女子，必然非良家。 当时只要领取执照，在上海卖淫就是合法的。上海之外，中国很多城市都有妓女。她们游走在那个动荡的社会边缘地带，从一个专制帝国走进了混乱的民主试验场。人为割让的租界地，也让西方的管理经验进入这个暮气与朝气一样浓重的土地上。迎合着人类最原始的冲动和欲望，妓院和妓女见证的是一个更为真实和性情的民国。 社会并不太平。1914年初，上海公共租界出现过多起匪徒持械抢劫案。虽然捕房的中、西探员奉命侦缉，但并未能立即抓获凶手。 被抢劫的名单中，既有浙江路贻德里顔明卿这样的贵妇，其被抢劫的物品颇为贵重：原色缎女帽，上有珍珠270粒；银底珠押发一只，上有珍珠10粒；金水红花镯一对，计重六两，宝成牌号；金一根葱镯一对，计重一两六钱，杨庆和牌号；外国金钻戒一只，上有钻石两粒；外国金珠圈一只，上有珍珠一粒；海棠花式金纽扣一粒，宝成牌号；美国金四开四个；英国金四开两个；日本金四开两个；金戒指一只，约重两钱。 这是上海滩高富美随身佩戴的妆饰，证明了彼时上流社会的奢华程度。在被抢劫的名单中，也有西藏路妓女苏云仙，她被劫走的物品包括金镯等物。 在租界工部局要求严查抢劫妇女者的消息见报后没几天，3月5日，有个叫周福林的匪徒在午后纠结两名同伙，于公共租界大沽路福寿坊弄口，拦劫女子唐毛囡，强抢其金镯，并击毙前来声援的唐家厨师吴永昌。新闸捕房823号华捕赵秉心与老闸捕房896号华捕，仅将周福林捉拿归案。据周福林在捕房对捕头供称，他的同党甚多，经常在租界白昼抢劫。前文提到的被劫妓女苏云仙，即是他和同党所为。其同党阿六、阿毛等多人均藏匿在西门外华界的寿祥里门楼上。 不过在3月6日拂晓，警方带着周匪乘坐汽车前往该处门楼上搜查时，各匪已闻风逃遁只将与该匪等相识的卖粢饭阿桃及阿桃之妻拘获。警方考虑，这些匪徒可能会匿迹在花烟间内，就会同法租界捕房至各花烟间遍查，但没有找到。 花烟间是一种清末出现的兼具抽大烟和嫖妓功能的场所，算是下等妓院。清末民初禁烟后，这里不能继续吸食鸦片，但仍延续了花烟间的叫法。从当时媒体上述的报道可以看出，妓女和贵妇一样是匪徒抢劫的重点对象，因为她们不仅要佩戴首饰，将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以吸引嫖客，还时常深夜出没。而花烟间这样的下等妓院，也是流民的聚集地，以至于警方在搜查匪徒时，经验性地要先从这里着手。 妓院经常聚赌，似乎也有地痞流氓想借此收保护费。1914年3月21日晚，流氓周春福等人在上海三马路妓院彩霞阁门外探望，正好江苏某署侦探米某在该妓院嫖妓，以为他是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党，遂出外察看。周春福心虚奔避，与一个看门的印度人发生碰撞，互相殴打，被印度人押入捕房。周春福供称，因该妓院每晚有大帮赌徒聚赌，他想入内索费，以致与印人发生冲突。捕头派包探前往妓院调查，认为周春富所言聚赌不实，但因其并未犯案，对其从宽处理，斥责后释放。 彩霞阁是否聚赌，是一悬疑，并不排除包探收取了妓院的保护费，谎称不实。 上文所列的宝成牌、杨庆和牌，都是当时的著名金店品牌。有的妓女，其实是赊欠金饰，只为一时能增添魅力，魅惑买春者。在风月场还曾发生这样一桩事，杨庆和银楼的吴连城，控诉妓女林雅仙和其母亲赊欠金饰不还，价值238元6角。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专门开庭审理了此案，判定林雅仙之母偿还。(《申报》1914年3月2日《交保限还金饰价) 妓女也分三六九等。有所谓的高等级女和野鸡，林林种种的差别。下等妓女会因没有执业捐照，而被罚款。1914年2月发生过这样一桩事，在上海西新桥街德顺东里，21号门牌起火，捕房于2月21日传唤房主张阿大、租户商人曹明东及与其同住的蒋李氏等，到法公堂请讯。张阿大供称，火虽在商人房中所起，惟起火时适在楼下，故不知如何起火。曹明东和蒋李氏也称未知起火实情，见前房有火，施救已经不及。捕房后以蒋李氏是“野鸡妓女”，且“未领捐照，有违章程”为由，请究判房主张阿大拘押十四天，罚洋十元，蒋李氏罚洋五元。而租户曹明东则予以释放。(《申报》1914年2月22日，《起火与雉妓违章并罚》) 未领捐照的从业妓女广泛存在，印证的是社会性需求所导致的交易，有突破管制的自发能力。 以当时的安全防护措施之低下，娼妓业兴盛，必也导致性病肆虐。在1914年的媒体广告栏，就曾连续多日刊发过一篇名为《警告诸君莫入花界》的文章，内称：“弟被四年前误交损友，日游花丛，夜宿青楼，倚翠偎红，情同夫妇。岂知不满半月，乐极悲生，下部忽染淫毒，初起白灼刺痛，继则龟头肿烂，痛楚异常，坐卧不安，忧心如焚。当请外科医治，又被误服烈药，表面病虽痊愈，内容实未清楚，以致四肢时有疼痛，一交春令，其痛更甚。又兼小便肿烂，白浊淋漓，屡服市上解毒之药，毫无效验。弟屈指至今，将近五年，有如日坐愁城。 弟想染此恶疾，终身永无好日，意欲饮毒自尽，又被亲友劝阻。不了今春其毒复发更烈于前，周身肿痛，莫可言状。呻吟床底，奄奄一息，后承舍亲章士龙兄指示，上海三马路小花园斜对门永寿大药房，专卖下身灵药，百发百中，弟当交彼持洋五元，即至该药房，买扫毒丸(洋两元)，十宝丹(两元)，下疳征(一元)，内服外敷，不到旬日，痛止肿退，小便亦渐渐见全。后弟略为行动，亲至该药房汪家田先生处诊治，蒙先生尽生平之学术，用珍贵之药品，谁知未满一月，恶疾均已痊愈。现下身体颇爽，饮食大进，弟若无汪君之妙手灵药，早已与世长别矣。弟一恨妓女之毒可畏，二报先生之德可救，故而登报警告同胞。广东杨俊卿谨告。” 很显然，这是一则医疗广告，而且一定是宣扬虚假疗效的医疗广告，是今日福建莆田等地游医之师。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不可能对性病“百发百中”治愈的。 “恨妓女之毒可畏”的舆论氛围中，也就自然出现本文开头提及的一幕：连自认文明高人一等的租界地，工部局西医竟然自信拥有通过检查妇女身体，来证实其是否妓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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