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革”疑症及其前置条件

现在看来，从“文革学”一开始，有些左翼和有些右翼人士就像是一个趔趄的连体人，栽进了同一个坑。

这是指他们对社会的总体性判断。随意在互联网搜索一下，便可发现“文革”的辩护者们最爱做的事，一是忆“平等”，二是忆“反腐”——其实反腐是平等的另一面，两条可归结为一条。在另一种声音里，“文革”的痛恨者们无不斥责“平均主义”，其实是指“平等”的超强版，在更多时候则只是对“平等”一种贬义的别称。在这里，双方同于事实判断，大体上确认了当年的一种“平”。差别仅在于他们的价值判断：有人愿意用褒义，说“平等”最为可爱，洋溢社会主义的温暖；有人愿意用贬义，说“平均主义”太可恶，窒息了市场与资本。

这个双头的连体人说错了什么吗？

很多西方学者也公认“毛泽东是个平等主义者”，【2】算得上这个连体人的强大外援和场外教练。他们的依据想必是这样：在红色中国的城镇，人们确实工资差别不大，住房差别不大，伙食差别不大，粮票、布票、油票、糖票、肥皂票、饼干票等都是见人一份，不论级别和地位，只看年龄和工种，比如城镇居民在大米产区的月供口粮，干部一律24斤，中学生一律30斤，大学生一律35斤……“阶级敌人”也莫不如此。这难道不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大家都有补丁衣，都得做煤球、扫大街以及打老鼠。王局长和张木匠的老婆一同在豆腐店门前串通插队，杜教授和莫裁缝的儿子一起逃课游泳或分食酸桃……我就是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在我印象中，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1960年前），留声机、照相机、进口奶粉、香水、宠物、钢琴这一类奢侈品，更多出现在归侨、知识分子、资方留用人员的家里，一般来说与官员宿舍关系不大。在我生长的城市，四座最好的新建别墅都分配给了知名作家，比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住房要气派得多。【3】这种印象与后来若干史料吻合：在“保留工资”的政策下，当时京剧演员周信芳月薪1760元，其同行马连良的月薪1700元，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薪1676元……均超过国家领袖们数倍。【4】

正是在这种氛围里，北大老教授季羡林回忆，哪怕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他一生中精神面貌“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5】

邓小平曾对外宾说：“你们如果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6】迟至1993年，我接待一对法国夫妇，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司机们总是上桌与主客一道吃饭，还表现出【7】几分诧异，于是感叹中国工人阶级地位高得很，不像他们那个破法国，不久前人们在巴黎坐地铁也分流在贫与富的不同车厢；更不像在东南亚某些国家，司机的别称是“车奴”。

50年代末的农村“大锅饭”被视作“平均主义”例子之一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如果人们把目光从物质形态移开，投向人的尊严、快乐、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权利等，把物质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还原为不同于牛羊猪狗的灵长类生命，就不难发现“平等”或“平均主义”的说辞大打折扣，几乎不堪一击。从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到1963年各个领域奉令贯彻“阶级路线”，包括教育部通知各地强化招生过程中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8】……社会上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至少在人们的理解中，“阶级斗争”就是这么回事：人分三六九等，出身与门第备受关切，清查与排序紧锣密鼓，“平等”成了不同层级的排他式俱乐部。大家谨言慎行，东张西望，看人的目光冷暖随时调整，交友的表情多制式准备，显示出一个等级制结构正赫然形成：

最高层，是所谓“可以依靠”的红色群体，包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

中间层，是所谓“可以团结”的粉色群体，包括中农、手工业者等。

较低层，是所谓“可以争取”的灰色群体，包括一般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

最低层，是所谓必须剥夺、打击、限制、改造的黑色群体，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戴帽右派—摘帽右派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这一层次俗称“黑五类”或“四类分子”（若把右派分子排除）。

撇下城乡差别在后文中另说，在这个粗略框架之下，当然还可细分，比如黑色群体里还有“杀、关、管”的深黑和最黑，指被枪毙、被判刑、被管制者及其亲属；红色群体中也有“大院里的（党政官员）”与“巷子里的（老百姓）”，穿制服有“四个口袋的（军官）”与“两个口袋的（士兵）”……其重要差异大家心知肚明。

“反革命分子”则是一个弹性极大的大口袋，便于把任何捣乱者打入其中，显示出等级制的动态性，即“左”、“中”、“右”的现实表现分档。公众对此心领神会。换句话说，红色、粉色、灰色人物都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一不小心也可滑入这个大口袋，构成黑色群体一个可观的增量。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红卫兵兴起初期的这一流行对联，无非是这种等级制暴虐化，有贝子贝勒踢馆闹场的口气，有龙种凤胎迈开八字步的自得，把血统炫耀到露骨和嚣张的程度—在高层后来改口切割它之前，把它变得可做而不可说之前，可说但不可公开大声说之前，它几乎得到红色群体（特别是大红和深红）的普遍欢迎，也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等政治操盘者的公开支持。【9】即便后来改口切割了，批判这一对联最力的中学生遇罗克还是被处以死刑，10并不使人们感到过于意外。

遇罗克（1942-1970年3月5日），因父母“右派”不许入大学。1966年7月作《出身论》，猛烈批判时甚嚣尘上之“血统论”，被以“思想反动透顶”等罪名判死刑遇害。

在那一声枪响里，那一片余音袅袅下的举国静默里，可有什么“平等”或“平均主义”？在那个人们神经紧绷的日日夜夜，黑色乃至灰色人群是被“平等”或“平均主义”地戴了高帽、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然后饱受拳打脚踢？他们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地去扫厕所、掏阴沟、上劳改工地以接受永远的赎罪？他们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地离婚、自杀、逃亡、下狱、突发精神病？他们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地在公众场所既不能笑（涉嫌嘲笑当局）也不能哭（涉嫌鸣冤叫屈）、既不能硬（涉嫌顽固对抗）也不能软（涉嫌伪装进步）地苦熬每一天？……回到前面的议题，那个从左右不同角度确认的一份“平”，作为正反两方辩论的前提约定，难道一开始不就是严重虚构？不是众多左、右翼人士一个劲儿坚守或猛攻的海市蜃楼？

或者说，除了工资和粮票，人们的尊严、快乐、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权利的分配就不算什么大事，从来不入唯物主义者的法眼？

或者说，“阶级”一类从来就只有经济学意义，社会观察者只可牵挂一些关于粮票和工资的指标？

权力等级制当然也没有素食风格，不会与物质生活绝缘。事实上，贯彻“阶级路线”伊始，每个等级便有了相应的影子价格，透出了暖烘烘的人间烟火味，绕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弯之后，最终还是坐实唯“物”主义。党员、官职、大学、好房子、招工机会、提拔可能性、接触内部文件的资格、旅行首都的住宿介绍信……这些稀缺资源都是权力优待席，与贱民们没关系。平均分配虽在粮票、工资一类事宜上有所延续，但往深里看，往细里看，特别是朝基本生存线以上看，它已被等级制迅速侵蚀，一步步趋于瓦解。在我的印象里，自1960年代始，好烟、好酒、好补品、好衣料、好房子就更多出现在当权者那里了，合法的“特供品”、“特供店”也浮出水面，“特供”花样不断翻新。到1972年后，“走后门”行贿之风大盛，人们提着大包小包想走错门也难，连街头巷尾的老太婆都明白这里的潜规则。在很多人那里，女儿嫁一个黑色甚至灰色人员犹天塌之祸，哪怕那小子品貌出众才高八斗，也等于少女自毁前程，累及全家，神经失常，常闹得父母的要死要活——候补丈母娘们火眼金睛，总是比理论家更明白“平等”的奥秘。如果这位女儿姿色出众，其母亲乃至大姨小姨肯定更要把视线向上调高若干度，留意红色群体里的更红和大红，“大院里的”，“四个口袋的”，口音有点特别的——在南方讲北方话的多是南下干部之后，在北方舌带南音者可能是革命元勋之后，一开腔便有地位的听觉标记。

情色资源分配总是最灵敏的社会风向标。

1980年代初的一天，我因工作关系出席一个宴会，主人是省委某高官，主宾是我的合作伙伴，京城里某位大人物的公子。当主人听说公子他爸爱吃团鱼，立刻安排手下人去买两篓。这已够让我吃惊了。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公子怕一时半刻找不到这么多团鱼，因担心误机一再摇手。对方看看手表，淡淡一笑，说怕什么呢？王秘书，你去给机场打个电话，让他们推迟两个钟头起飞。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是“平等”还是“平均主义”？还要怎样的等级制，才能让一个区区的省级官员也可以随意操控机场和天空，强迫那些不知内情的旅客在机场上傻等，而且等的是某位大人物可能毫不在意的两大篓团鱼，腥味扑鼻的一份献媚？还要怎样的等级制，才能让这位献媚者又是宴会又是赠品，然后戳着牙签哈哈一笑？

平等或公平——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红色中国建立时的庄严承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核心。马克思一直相信可以通过取消财产私有制来实现平等，但他可能没想到，中国在做到这一点以后，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的财产私有制确实消失以后，情况却未可乐观。骄横的财主没有了，霸道的政治新贵取而代之。高利贷没有了，孝敬长官的红包取而代之。红灯区买春没有了，争取入党或提干的性交易取而代之。制幻毒品和跳大神没有了，狂热效忠领袖的死去活来取而代之。争夺遗产的兄弟仇杀没有了，意在自保的亲人告密取而代之。铁具束腰和食用砒霜的美容没有了，自残性质的热血秀或自愿赎罪取而代之。把一只股票炒出天价的商业投机没有了，在打击内奸、叛徒、邪恶敌人等各种斗争中的抢头功和露大脸取而代之。比珠宝、比田庄的“拼爹”没有了，看谁家爹妈位高官大的“拼爹”取而代之……人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社会。

而且是一片过于陌生的世相，差不多是历史中一大疑难杂症。

前人在有关于市场与资本的理论遗产之外，在“所有制”“生产关系”“基尼系数”之类以外，没留下什么词语来描述这种情况，以供观察者们信手拈来。唯物主义者遇到了不那么“物”的问题。其最大疑难点在于，就物质分配而言，这里的平等说无也有；就权力分配而言，这里的不平等说少也多。

“平”乎？“不平”乎？

二者相互消长不定，但始终交织在一起。两方面不像是偶然拼凑，倒像是自然发育的一体两面，如插线板上的火线和零线缺一不可。真正的问题也许正在这里逼近。

道路选择的大概率

早知道改革开放这样好，市场经济这样活力充沛，中国人当年就不该那样二。事情到底怎么啦？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放开物价？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发展个体户？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搞股份公司、品牌代工、房地产、股票交易、电视超女选秀？既然“多元的组织资源”（秦晖语）是克服极权和动乱的必要条件，是自由和民主之基，当初为什么居然就没人想到要开放市场，助推宗教，甚至鼓励行帮、宗祠以及名媛学校？……这一些诘问近年来耳熟能详，多见于知识沙龙，成为学子们焦虑的七嘴八舌。

我也恨不得替同胞们悔青肠子。

看来，我们都成了某些党史专家和哈佛教授的好学生，从他们那里顺利接受了有关“文革”的解释和思路，“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比如（前者语）”，比如“民粹主义观念（后者语）”，如此等等。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些认识问题。既是认识，那就得取决于脑子里装了些什么，取决于脑子好不好使。笨蛋花两个小时才能啃下来的考题，才子在十分钟内就能抢先交卷。中国看上去就是这样的笨蛋，蔫头巴脑，挠头抓腮，只能眼睁睁地看美同学和欧同学先交卷、得高分、进奥数班、连跳两三级、最后免考直入名校。自己呢，连抄作业也抄错，把一个市场经济抄得很不像样。

事情也许就这样简单。

也许不是。

“文革”明眼人都看出了一个全能和单质的集权体制弊端丛生，看出了市场自由必不可少—否则中国就不会在30多年前痛加改革，眼下还要改下去。不过，与中国乡村里热热闹闹的丈地确权和土地流转不同，有一个国家至今还实行严格的土地国有化，并且大办集体农场——请注意，这里不是说朝鲜，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受制于资源紧缺和移民众多的巨大压力，也考虑到大家反正都没什么祖宗地契，因此一直对土地、矿产、水源等实行全面的国家垄断，国有土地占总量的94％，基布兹（集体农场）遍及全国，至今仍无改变迹象。

以色列的集体农场

集体农场内的牛奶车间，农场的住房、汽车、学校、图书等等属于农场内的每一个人。

另两个国家，与中国的市场化潮流大相径庭，与主流经济学拧着干，竟严打金融自由和厉行计划分配—请注意，这里不是说古巴和伊朗，是说美国和英国。相关的历史常识是：19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出一大堆对付经济萧条的猛药，以“大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强推社会保险，取消黄金和外汇的自由化，对五百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开征富人税75％，在很多人看来几乎是上门打劫神圣私产。同是二战期间，在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物资供应非常紧张，街头常见一群群乞儿追逐军车讨要面包。丘吉尔政府为了度过难关，全面实行生活必需品的定量分配，严禁私商投机，强制富人与穷人的“公平分享”，以至限购的各种居民票证多得让人头晕，“计划经济”一度成为议会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即便如此，战争硝烟刚刚散去，身为赫赫有名的二战英雄，丘吉尔仍被工党狠狠地修理，眼睁睁地看着对手以《贝弗里奇报告》大得人心，“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的口号居然成了竞选利器，打得他灰头土脸意外下台。

一个自由传统至为深厚的英国尚且如此，较之于美国总统奥巴马被茶党示威者漫画成一个头戴红军帽、臂挂红袖章、站在天安门的黑统帅，为他的医疗改革付出代价，丘吉尔肯定觉得自己冤情似海。如果奥巴马加一点福利也算得上通共，那当年英国议会和大选岂不是早被红卫兵全面接管？

据此可知，抑市场或反市场，不是以色列人、美国人、英国人的什么认识问题。我得再说一遍：不是认识问题。或再强调一句：不是“马克思主义”或“民粹主义”多不多的问题。哪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老营，哪怕是资本主义的资深教头，一旦受困于现实难题，被具体国情形格势禁（如移民太多、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等），他们也不得不脑筋急转弯，背离一下原教旨。这正像他们什么时候被另一种情况所困，又可能变回去，或变出别的花样。这种制度换轨哪怕是局部的，是短期的，都无不出自特定条件下的权宜，以顺应历史的合理性—或可称为选择的大概率。

形势比人强，比人的理念强。所谓认识，充其量不过是摸着概率的大小石头过河，只可能出现在现实倒逼之后，出现在“被焦虑”“被思考”“被推行”“被实践”之后，而不是在之前。

那么，不妨来清点一下1949年中国的各种条件。也许至少有以下三点：

资源

没有证据表明红色中国建立之初就一心反市场。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设想，民族资产阶级是国家的一大重要支柱，【11】是五星红旗中的重要一星。刘少奇、朱德、陈云等都曾公开鼓励工商业者发展资本主义，称资本家是“朋友”，资本主义“有功劳”和有“进步性”。【12】当党内另一高官高岗为此向刘少奇发难，毛泽东坚决站在后者一方，没给极左论调什么机会。

后来的事情却出人意料，让他们一再手忙脚乱。

商业市场风险大。由于商业投机势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从1949到1952年全国由主要是粮价带头，曾闹出四次物价的严重失控，波及五金、化工、建材、日用百货等领域，其中上海1950年2月的米价比上年同期高出60倍。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商业投机更加活跃，五星之一几乎半成灾星。尽管1953年粮食丰收，城市人口不过稍增9.3％，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仍出现粮市断货。河南省上千人聚集排队抢购成为常态。江苏省爆出万人上街请愿抗议的壮观。【13】一群群饥民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前景逼近目前。

金融市场风险也大。以上海为风向标的银元投机从1949年起一再震荡全国，使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人民币迅速贬值。当局最初也想采用市场手段，但在上海一天抛售十万枚银元也不管用，水泡都没砸出一个，最后只能加大行政干预，如冻结存款，禁止私商的金银交易，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抓人封门，天津和北京一度恢复的证券交易所也随即奉令关闭。【14】联想到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前无力回天的金融混乱，联想到当时平均物价较抗战前上涨3492万倍，被《商务日报》惊呼为“经济总崩溃”，新的当政者肯定有几分感同身受，暗地里倒抽一口冷气。依台湾史学家沈云龙后来的说法：那次政府的金圆券危机“是大陆沉沦的主因。”【15】

上海市民游行反对不法商人倒卖银元

土地及涉农市场当然更有潜在的大风险。略知国史的人都清楚，困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历代农民造反和皇帝改革的一大主题都是“均田”。这证明土地兼并是一再发作的社会顽症，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乱源，故孙中山一直把“耕者有其田”列为政纲要点。国民党的核心理论家陶希圣说：“中国全国耕地50％以上是佃田，所以地主和佃户的阶级现象很是可惊。”“这不但是我们自己所熟知，也是许多欧美人的调查所证明的。”【16】其实这与共产党的评估相当接近。【17】一部中国现代史几乎就是饥荒史，就是土地兼并的后果史，造成“流民千万”、“不绝于途”，匪祸遍地，叛军四起。没有印度、中东、非洲式的宗教镇痛和神学维稳，顺民一转眼就是暴民，流民太容易转化为流寇，成为啸聚山林武装割据掠州夺县的廉价人力资源——稍有头脑的帝国朝廷都清楚这一点。【18】不可乐观的是，作为再一次“均田”， 红色中国虽以铁腕纠正兼并，实行土地改革这一“地理和历史的判决”（黄仁宇语），包括制止有钱人不惜撂荒的屯田待沽（有点像今人炒楼盘），但土地买卖随之死灰复燃，特别是高利贷再现吞吸土地资源的魔力，不能不让人警觉。商户们想卖个好价钱，不过越捂盘就越涨价，越涨价就越捂盘，再正常不过的市场心理，再正当不过的经营获利之心，很快就让城市拿不到粮食和棉花，供应警报在全国拉响。这也使涉农市场的脆弱性暴露无遗。【19】

……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不是那么容易玩的。

国共两党在大陆都玩得不顺，甚至很难看，不是崩盘，便是急退。这后面的重要隐情，也许是中国此时的市场相当特殊。

流通在这里的主打商品，不是沙发、手表、女式手袋、貂皮大衣、商务车、iPad、任天堂游戏软件……而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比如粮食。一个积贫之国供给不足，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国际封锁环境里几无回旋余地，时时处于市场休克的临界点，要命的必需品无法承受价格动荡——这种动荡在一般情况下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在非必需品领域也许不妨听之任之，等一等，再等一等，以待市场的自动修复。

但此市场不是彼市场，当年市场不是眼下市场，发达国家市场不是贫困国家市场。在必需品不足的特定情况下，任何价格的小波动都能闹成经济海啸，暴增贫富差别的伤害性，把国家一次次逼向倾覆。

一个更需要赈灾粥寮的国家，一时还承受不了资产阶级成长的健身馆与运动场。可惜人们以前并不明白这一点，一直沉迷于“地大物博”的民族自豪感。人们也很少看到真相的严峻，只是在政治宣传品中看到莺歌燕舞和粮山棉海，看到新女性驾驶拖拉机奔驰在广阔田野——社会主义祖国真是美好和富饶。即便是接触机密文件的官员，要在一大堆套话中淘出真话，在一大堆捷报中嗅出警报，也殊非易事。很多革命电影更像在豪宅区摇着小旗子导游，一旦展现“万恶的旧社会”，反动派的锦衣玉食、豪门大宅、灯红酒绿、香车宝马、美式军装和吉普、女人的蔻丹唇红和珠光宝气……往往被导演拍得特欢势，特来劲儿。于是羡慕嫉妒恨焚烧于内，观众们对反动派大为痛恨之余，在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之余，觉得中国的蛋糕就在那里了，只要把它分匀就是。

梁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人民币壹元面值纸币上女拖拉机手形象的原型。

事实上，中国并无那样的蛋糕。费孝通一直反对把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虚假形象。【20】杨奎松在详考史料后指出，除极少数富豪之外，中国乡村的“剥削阶级”其实也多是粗布杂粮、节衣缩食、大字不识的饥寒者。【21】孙中山更是早早断言：“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22】显然，那些窥探奢华的“主旋律”电影，那些下意识乐见这些宣传的观众，其主观动机另说，至少是超前地想像富贵和学习富贵，在客观上无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真实差距，模糊了中国的国情。

这个国情包括：

一， 中国人均可耕地1.6亩，仅及美国的六分之一，不及全球平均数的二分之一，可谓“地”不算大。

二， 中国平均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至1949年平均粮食亩产才154斤，全国人均粮食420斤，23扣除工业用粮，畜牧用粮以及生产留种，再加上脱壳去皮，勉强糊口都不够，因此“物”也不可谓博。

三，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列强支付战争赔款十数亿两白银（含利息），而当时政府国库岁入不过0.8亿两，24仅为一个零头，于是战败赔款是大放血，蒙受竭泽而渔和敲骨吸髓，生生地让中国财政休克了近20年。

四， 更有几十年的对外战争和国内战争，国际冷战时期的外部经济封锁，包括1950年代初由45个国家联手的1700多种物品的对华禁运……仅此几条，大概已比以色列人、美国人、英国人叫停部分市场自由时的情况更为险恶，困难也要持久得多。

市场自由当然是个好东西，眼下的地球人都知道。

但它在当年中国的一再难产，显然不仅仅是认识问题，更像是困于一个每天能不能塞饱肚子的悬问——至少在红色中国的早期是这样。

文化

曾看过一部台湾电影《黄埔军魂》，发现里面主角都英俊而坚毅，

一腔热血献身革命，团结友爱，艰苦奋斗，见义勇为，全心全意报国爱民，对日抗战英勇不屈……其价值观与大陆影片表达的完全一样。只要把台词里的“长官”换成“领导”，“上峰”换成“上级”，这样的影片想必也能在大陆获奖。

“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莫进此门。”当年广州黄埔军校大门上的这一对联，哪怕贴在今天的大陆党校，恐怕也让人吃惊不已，感慨万分。

正是从影片和对联开始，我发现台湾文化的老底子其实很红，发现中国人曾全民性地分享过一种红——当然是广义的“红”。说起来，这种“红”的更早源头远在欧洲。弥尔顿讴歌均富，伏尔泰诅咒富豪，卢梭倡导人生而平等的神圣天道……一个个都像是草根迷和“平等控”。如果说他们恍若苏维埃宣传干部，勿宁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那时的欧洲相互交叠，差不多是亲兄弟或表兄弟，相像而且同根，比方说都有基督教的精神背景。区别也许在于，前一脉如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所言，勤劳节俭，精于计算，井井有条，其“入世禁欲主义”的“天职”风格或有新教伦理的胎记；25后一脉则传入工会和《国际歌》更多一些教友平等、教产公有、扶危济困、关怀天下的记忆依托。韦伯只说了前一半。他注意到早期的老板、经纪人、技工多是新教教徒，却未注意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常披教袍。最早以《太阳城》设计共产主义的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Campanella）曾为修士。最早以《乌托邦》倡导社会主义学说的托马斯•莫尔（St.ThomasMore），曾被罗马天主教会封为“圣徒”。双方的新理论中都无不透出圣训意味，迸放出圣战者的理想激情。

中国人远在万里之外，对基督教本就陌生，对远方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更不容易看明白。哪怕人家后来已分灶吃饭，这里的左翼作家引两条自由主义格言，或右翼教授飘一段共产主义语录，仍是寻常事，不会被指责为掉包蒙人。反正都是反封建和反卖国，学子们听演讲跑错了场子，串烧三五派的，也不一定听不顺耳。在这种氛围里，无论左派右派都是新派，都有把栏杆拍遍的忧国风格和救世情怀。严复、梁启超、张东荪、胡汉民等名流都客串过社会主义，【26】构成了“民国范儿”的另一面。有头有脸的社会精英，特别是读过新学的，啃过洋面包的，哪个没有几分“红”？哪个不是心灵净化和悲天悯人并且时不时嫌富爱贫一把？戴一块金表如不内心忐忑，遇到乞丐如不面露悲容，都是说不过去的。不为“劳工神圣”的游行口号鼓掌，也是有点out的。那时没有百年后华尔街公然打出的口号“贪婪就是好”，没有这种疯子和二货，倒是有“红色的1930年代”热遍全球。少年蒋经国也参加俄共。少年李登辉也参加日共。科学界大腕扎堆的英国“剑桥邦”，无论是皇家学会院士（贝尔纳、魏丁顿、李约瑟等）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布雷赫特等），都是清一色左营斗士。【27】世界上最牛的艺术家毕加索是法共党员，世界上最牛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同样亲共—直到1949年5月，他还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盛赞“计划经济”。【28】

在这个意义上，更广义的毛泽东“群发现象”其实遍及中国乃至全球的知识界，特别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绝大多数知识精英都不乏文化雄心和革命理想，都是“文化”加“革命”的斗士，无不希望通过心智启蒙再造国魂，实现“新民”、“立人”、“大写的人”、“最后之觉醒”、“世界大同之伟业”—直到激进主义热能在后来的“文革”中消耗殆尽，乌央乌央的经济动物代之以兴。

1937年后的延安被奉为红都，宝塔山下阳光荡漾。虽然大家穷得只能开荒和纺线，穷得一个个人瘦毛长，但仍是一个强大磁极，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投奔者。其中不乏梦幻翩翩的小资。他们不过是冲着法语和俄语去的，冲着黑格尔和普希金去的，冲着自由恋爱和废除多妻制去的，冲着版画、话剧、手风琴以及周末舞会去的，冲着官兵一致和各种民主生活会去的，冲着“彻底打倒孔家店”和月光晚会上畅谈世界理想去的……较之于蒋介石提倡“尊孔读经”，较之于国统区内上海、汉口、广州等地的禁舞令，【29】他们也许觉得高原上的革命更像革命，更前卫，更浪漫、更西方范儿，更有现代主义风格—“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生代要的就是这一口，要的就是这种精彩人生，不是几块破光洋。

1937年1月底，美国人史沫特莱（中）来到延安。延安交际舞就是由其传授，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虽有一些杂音传出，如王实味和丁玲事件，【30】但延安总体上的清新形象，使其精神优势逐渐明显。没有全国的舆论掌控，不可能有央视、央广、巡回报告团以及富丽堂皇的各地纪念馆，但延安轻易赢得了美国驻华将军史迪威的大加赞赏，被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以及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卡尔逊等一再辩护。相比之下，倒是“国民党”常被西方媒体译为不无老派意味的Nationalist Party（民族主义党），与西班牙佛朗哥的“民族派”很容易混淆，在全球政治谱系里略显黯淡。当这个掌控主流宣传机器的党在1948一年内失去90％党员，【31】当赤化投共的国民党高官子女如过江之鲫，一场文化之战差不多已提前结束。

剩下的军事较量，几乎只是棋局收官。

作家陈愉庆对我说过她爸：英国伦敦大学都市计划专业博士，那个保护北京古都建设“梁陈方案”的作者之一。1949年5月受同行之邀，他已买好经香港去英国的船票，并且一直紧闭大门，用木棒一类死死地顶住，阻止伤兵和流寇的骚扰。这一天早晨，门外反常地安静，让他不免几分疑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解放军已经进入上海，黑压压的一大片全在街道两侧过夜，被雨水淋成了落汤鸡。他有点不好意思，请一些官兵入家避雨和休息，但对方坚决不从。他回家烧了一大锅姜煮肉汤，想让官兵们散散寒，但对方还是不从，说他们有纪律，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看着这一张张雨中的面孔，博士一时语塞，只是发现自己眼潮了，发现自己流泪了。他根本不明白这一刻自己怎么了，为何会在千头万绪之际，把出国船票决然撕掉。

1949年上海解放，解放军为了不扰民露宿街头。

学者黄平也对我说过他爸：作为一位解放军长官，随部队渡过长江以后继续南下。有一天是司机在夜里看不清路，跑错了道，待长官一个激灵醒过来，发现天已微明，周围全是疲惫前行的大军，不过细一看却差点吓出尿来：原来都是荷枪实弹的国军。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对方不但不开火，不但不抓俘虏，面对一辆孤零零误入敌阵的汽车，一片寂静之下竟纷纷把枪械高举头顶，或摇起了早已备好的白布。大步南撤的政府军，好歹也在抗日战场上出生入死过，眼下的战斗意志垮到如此程度，让人难以置信。找一个俘虏问问，才知他们的将军见战况不利就已弃兵而去，既是群龙无首，这仗还怎么打？

……

事情到此当然已无悬念。

一个新中国就是这样排山倒海气势如虹地到来了。“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此刻不可能还有别样的心情，哪还会有摘牌卷旗的道路自疑？“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语）随他一路走来的胜利者们和狂欢者们，还可能相信世界上有创造不了的奇迹，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制度传统

在农村时，我发现农民的言语多来自戏文和说书，说起道理来总离不开曹操、诸葛亮、林冲、宋江、刘伯温、包公、李元霸、周天子……与新式学校没什么关系，与西方学科更没关系。联想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也常提及《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便不难理解传统的深远与顽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以农民和文盲为主体的革命，似乎根在戏台与书场，透出了三千年来民间艺人嘴里的大葱味或红薯味。

不少知识分子对此不屑一顾。这些人熟知西方观念，如今会用电脑，会开汽车，会喝卡布奇诺，只是有时候办不成实事—比如运作一个住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照理说，眼下买房子能拍得出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不会是等闲之辈，一般都有高学历和高收入，是记者、教师、商人、工程师、医生、官员中的成功者。但他们在一个智能密集型的精英区，简直是应该首先民主和自由起来的解放区，不是吵翻天，就是纷纷躲，不是独断专行，就是率众闹场，最后可能还是求助于街道办事处的某位大婶，或被一个菜贩子出身的管理员玩弄得团团转—这样的例子时有耳闻。别说行政效率，他们有时连一个小会都开不好，其组织能力不及传统的帮会和宗祠。

其实，在中国组织帮会和宗祠不难，组织业主委员会就是难，常常很难。这是因为业主委员会虽是微民主，但所需的投票、代议制、动议程序、少数服从多数等均是新事物，照抄自西方，在很多时候水土不服；倒不如帮会和宗祠，有个老大就行了，是靠武力还是靠年龄当上的都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于听老大的，齐刷刷地跟着走。

事情似乎简单得多。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初的一次民主试验，1913年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差不多就是一个高端的“业主委员会”，受四万万业主委托，挑选与约束袁世凯这样的管理员。他们选票写了不少，文件下了不少，唇枪舌剑吵了不少，却没多少实效。管理员把手枪往桌上一拍，大家只能作鸟兽散，各回自家老宅，写的写诗词、收的收小婆、再不济便落草为寇。也许正是痛感这种华而不实，不耐烦这种性价比太低的形象工程，后来的革命领袖遂另起炉灶，痛求组织和纪律，痛求决断和统一，要的是铁血团队，脸上逐渐多了些严峻表情。从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以和党治国”，到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到毛泽东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包括支部建在连上）”……西方式民主逐步淡出，如肯德基来中国开店，最终卖起了豆浆油条。

一个“党”，一个统国之党，意味着中央集权和强势政府，不能不让人想起某些祖宗成法，不能不让一些草民情不自禁地山呼“万岁”，轻车熟路地把官员称为“父母官”把领袖叫做，“红太阳”“大救星”和。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斥之为“官僚专制”（王亚南语）、“专制主义” （顾准语）、“党天下”（余英时语）、“官家主义”（吴思语）。面对这一东亚之域庞大的陌生物，西方学人当然更不习惯，给不出一个精确说法。作为历史辨识的依据，他们都熟悉民主，或说他们的城邦民主。古代欧洲小国林立，数以千计的城邦（Polis）和类城邦各自规模多如中国的乡镇，最大的雅典也就30万人，因此王子和公主也就是多如牛毛的乡官眷属或村官子女，以至在民间故事里要多少有多少，印在扑克牌上随便玩。混居在这里的移民们没有族长来管事，靠肌肉一定高下也太累，有大事只好去广场上公议（奴隶、女人以及乡下人除外），吆喝几声，辩论一番，确有公开化的实效和方便，似乎也只能这样和应该这样。与此同时，西方学人也熟悉他们的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大多独立于官府之外，有时甚至凌驾官府之上，叫板国王，颁布法律，审判罪犯，发动战争……但中国的和尚和道士何曾有这等威风？就算香火钱积了不少，给他们一人十个胆，他们能开设法庭随便拿人入刑？能发动一次次旌旗蔽野的大军远征？能就税收、征兵、立法等事务去王宫或督府那里插上一腿？自郡县制和大一统在秦代成形，“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中国老百姓决不会把这一流行语的主词，换成什么五品道士或红衣和尚。

“和尚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或“道士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些话肯定不算人话。

不知是强势政府挤压了其它社会组织的空间，还是其它社会组织太弱，反过来诱发了强势政府应运而生和一路走强。后人很难在中土找到多元化结构遗迹，找到一种公民议会、教会、贵族团、总督政府等“多权并立”的政治图景，【32】挖地三尺也挖不出“元老院”或“教廷税”的基因。既如此，诸多辨识依据失灵，一份中国的陌生在马克思那里只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黑格尔和韦伯那里，它成了“家族式国家”。在费正清那里，它是“施仁政的专制”。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里，它先是很坏，后又不坏，在2012年北大演讲中他甚至语出惊人：“我以为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所谓现代性制度，而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和俄国，它们直到18世纪才得以实现。”【33】——这倒十分接近18世纪欧洲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一大批“颂华”派人士，比如摩莱里（Morelly）在《自然法典》一书里对中国式“强大政府”的心驰神往，对公有制、科举取士、宗教哲学化的欣羡不已。【34】法国（1791）、德国（1800）、英国（1847）取法中国模式，面向全民开科取士，以取代赐官制和贵族世袭传统，就发生在那一段“中国月亮最圆”的思想氛围中。

这里的或褒或贬，都还有待讨论。其差异后的认识背景与理解动力耐人寻味。这一份中国陌生传统的成因何在，更是一个迄今为止令人生畏的历史谜团。李零放眼罗马、波斯、秦汉中国等，认为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是所有大国的特点”，【35】似是规模决定论。美籍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Wittfogel）把“东方专制主义”视为“大规模治水”的产物，【36】似是地理决定论。法国学者孟德斯鸠（Montesquieu）还说过：“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其软弱性使他们经常沦为奴隶……在亚洲普遍有这样一种无法摆脱的奴性精神。”【37】这就有点气候制约论的味道了。还有些人强调资源人口之比，认为强制“均田”、打压“豪民”、削藩镇、除门阀、周期性的统一调配资源……一次次危机都成为强势政府的再生机制。换句话说，这一类大手术似乎只有官家才做得了，只有权力集中才可实现足够的社会动员，一如西方社会有时也需要“紧急状态法”——不过这些讨论有点远。

无论如何，“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是数亿中国老百姓在家中供奉的神龛牌位，是家神与国教的结合体，是传家宝。“百代都行秦政制”，是毛泽东的读史体会。一个厚积数千年的制度传统在这里了，不论外人褒也好，贬也好，含糊也好，不含糊也好，相应的心理、习惯、理念、歇后语、戏文、知识典籍反正堆积在这里了，几乎进入国人的骨血，形成了意识和潜意识的巨大存量。经历一百多年的南北朝、一百多年的五代十国、20多年的民初军阀混战等数次国家大分裂，这个制度传统不断在浴火中重生，表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也成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育文化、应对外患的有效工具。在很多人眼里，如果它不是最好的工具，就一个小农人口大国而言，至少是诸多坏工具中不太坏的工具。史学家钱穆等一直坚信，看破集权制的沉疴痼疾诚然重要，但若把汉武帝、唐太宗等也视为独夫民贼，将谤木（意见箱）、揭贴（大字报）、谏官（专职反对派）、封驳（监督皇权）、相权（内阁制）、集议（民主协商）、三权制衡（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等统统视为“专制”甚至“独裁”，那一定是囿于某种西方的偏见，【38】相当于没穿过“民主”燕尾服就自以为一直光屁股，没吃过“自由”三明治就自以为一直啃泥粪。说给傻子听，中国一千多年的经济领先优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39】一个历久不衰的农业超级大国，不可能只是愚昧和残暴的产物。

钱穆并不否定辛亥革命，并非不知集权制在宋代以后的严重衰变。不过，哪怕钱穆等学者所怀念的善政早已流散，传统正退化成一片腐泥，革命也只能从这片腐泥开始。马克思说过人可以创造历史，但他也承认人并不能为所欲为，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创造历史。后人别说用几个口号消灭本土的文化与制度，就是一心保持自己的洁癖，在实际生活中踩高跷式地避开它也大不易。

1964年开始的“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不过是社会组织军队化，亦即中央集权和强势政府的高峰表现，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次级“紧急状态法”的实施。当时军事化用语充斥全社会，让人无不感受到“暴力垄断权”（韦伯语），想起这些学人对权力本质的解释。工业和农业是“战线”，教育和文化是“阵地”，青年人组成了“突击队”和“尖兵”，鼓动成了“进军号”，批评成了“万炮齐轰”“拿起刀枪”以及“歼灭战”……好些基层生产组织干脆以“营”、“连”、“排”来命名。草绿色军装更成了红卫兵的标准制服，呼应了“战斗队”“司、令部”“军团”一类组织命名，成为了全国性军事管制的形象预告¬——1968~1972年的全国性军队“支左”介入和当家主政，后来果然接踵而来。不同于孙中山和蒋介石，指挥过百万胜利之师的毛泽东，对战争年代肯定充满了美好回忆，最能找到效率的感觉，最能找到精气神。让解放军换装为红旗领章和红星帽徽，更显露出他对红军风格情有独钟，与他后来重提“供给制”和“全民武装”一脉相承。当中学女生宋彬彬在1966年夏天在天安门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他不满对方的名字太文弱，不禁脱口而出：“要武嘛。”

宋彬彬(宋要武)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标

此时的中国，在国际外交中空前孤立，与美、苏、印、日等紧张对峙，在国内是政治升温与经济复苏的压力重重。如果此时的毛泽东心头浮现出红军的身影，浮现出天际的滚滚烽烟，浮现出千军万马横扫南北的如臂使指，大概不是让人特别难以理解。如果他从前人的经验中寻找制度工具，最终找到了兵民一体的“人民战争”，却没有找到城邦民主和政教混治，没找到很多学者爱好的“多元化”，大概也是寻常。

中国是他最大的现实，也是他最大的资源。

他不是印度或日本的总统，更不是美国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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