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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当周轶君见到亚辛的时候,这个苍老的男人四肢瘫痪,脚已萎缩,只能卧在轮椅上。他被以色列监禁了13年,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坏了他的听力和视力,嗓音又尖又细,像刀片划在玻璃上。 他们一位是“头号恐怖分子”,巴勒斯坦哈马斯的精神领袖;另一位则是中国首位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 周轶君曾问亚辛:“当您在电视上看到以色列的妇女小孩被‘哈马斯’成员杀死时是什么感觉?” 亚辛出人意料地叹了一口气说:“宗教其实不允许我们去杀戮无辜的人,可是当全世界对于巴勒斯坦的妇女小孩被害毫无感觉时,我们还能选择什么呢?” 就在这场震惊世界的采访后不久,亚辛就在以军的“定点清除”行动中被炸死。当她看到那驾被炸成碎片的轮椅后,深深地震惊了。 上海人到北京 20世纪70年代,周轶君出生在一户上海普通家庭。 在那个没有什么娱乐的年代,她最大的兴趣就是看书。最早她拿着新华字典一边识字一边看小人书,长大了就看《围城》,读米兰·昆德拉。 初中的周轶君迷上了葛优出演的《编辑部的故事》,长大后也希望成为一名编辑,凡是有记者活动,她都积极报名。 父母从来不管周轶君看什么书,听什么音乐。“我的父母没有说过一次‘不可以’。”她说。 在考高填报志愿的时候,她首选北京的学校,一般上海父母不愿意让孩子离开上海,但周轶君的父母同意了。以她的高考成绩可以考上清北,但清北当年却在上海没有名额。 最后,周轶君去了北二外选择了阿拉伯语专业。“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这种语言很罕见,学的人肯定少。学的人少,说不定就有用。”多年以后,她才发现这是她向中东“生死之门”迈入的第一步。 抵达加沙 毕业后,周轶君凭借小语种的优势入职新华社。 2000年9月巴以冲突爆发,2002年加沙成了尸骸遍野的地狱之城。26岁的周轶君主动争取去巴勒斯坦报道,社里不忍驳回了她三次申请,在最后一次她写道:“长期的外派任务,女性的耐力会比男性的爆发力更重要。” 领导最终同意了,社里的前辈说:“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一定不会让你去。” 2002年8月1日,周轶君去机场的路上才告诉母亲目的地是耶路撒冷,此时广播正播放:“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校园昨晚发生爆炸,已经造成7人死亡,85人受伤......” 但周轶君骗了妈妈,她要去的地方是比耶路撒冷还要危险的加沙地区。 独自上岗的第一个夜晚,她把不远处一家电厂机械事故的爆炸声误认作空袭而蜷缩在原地,20多分钟后她意识到,“自己将承受一种本不相干的煎熬,不知道下一声爆炸在哪儿的恐惧揪心裂肺。” 她亲眼看到五岁巴勒斯坦男孩儿阿曼·法利斯躺在冰棺中,他在自家门口中弹身亡。“一个小男孩,那么可爱,长到11岁忽然就经历了这一切,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吗?我觉得这也太可笑了。” 生死无常,她不再相信运气,也很快丢了虚荣心。她熟练地武装自己,把自己塞进长袍和头巾,联络采访、买菜做饭、与当地人打交道融入了长达两年的战地生活。 人肉炸弹 周轶君很少独自坐公交车,每次坐车都会紧张地给乘客逐一相面,排除对方是“炸弹”的嫌疑。 在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区,愿意参与自杀式袭击成为“政治正确”。周轶君曾用镜头记录下一群举着旗子玩耍的孩子,他们兴奋地告诉她:“给我照相!明天我要当烈士啦!”说话的小孩告诉周轶君,明天自己要绑上炸药去犹太人定居点。 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辩论功底过硬的实习律师,因为未婚夫与弟弟死在了以色列士兵枪下,哈娜迪在一家以色列餐厅引爆了自己,在场19人死亡。 此前,家里没有任何人知道哈娜迪要去“执行任务”,直到听说梅法发生爆炸,打开电视后看到了哈娜迪的名字,才知道哈娜迪做了“人弹”。 去她家采访时,母亲和父亲都开心地感谢真主让哈娜迪成功,哈娜迪的父亲解释道:“执行爆炸是一回事,成功是另一回事。” 周轶君看到女孩用美术字体写下诗句:“ 我的国籍是所有人的心,为何我们还需护照——无名国家。” 在报道中,她无意呈现加沙地带的危险,即便爆炸点离自己常常只有百米距离。她说,如果被人记住的经历都是危险,那是一种失败。她希望大家借由她的眼睛看到一种“大过自我的东西”。 哈马斯 哈马斯在加沙并非没有争议,有人视他们为动乱之源,自杀式爆炸招来以色列对加沙的密集轰炸、严厉封锁。 在《中东死生门》里,周轶君写道,“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政府的关系,有一山不容二虎的血债,也有本是同根生的相惜。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在加沙的地位犹如黑帮教父,无人争锋。” 这个激进组织曾多次在街头行刑,审讯所谓奸细。在周轶君的笔下,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巴勒斯坦人对哈马斯的态度。 亚辛14岁时摔断了脊椎,终身只能瘫在轮椅上,尽管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他却在难民营的穷人中支持率极高,被视为“教皇般的存在”。 他一手创建哈马斯,对外发动袭击,对内斥巨资兴建医院、学校,还不定期向穷人发放食品和救济金。 2003年,周轶君获得了采访这位精神领袖的机会。 周轶君向世界传递了她眼里的亚辛。“亚辛家位于城南贫穷的居民区,通往他家的路大部分是土路,开车过去一路颠簸。他居住的房子只是几间普通的平房,和巴勒斯坦难民营没有区别。” “以色列宣布亚辛为重点打击对象,亚辛却仍然待在家里,并没有加强防范措施。”周轶君说,亚辛看起来并不担心死亡,“对于他们来说,牺牲像结婚一样是喜事。为正义献身的人只死一次,怯懦的敌人要死100次。” 2004年3月22日的凌晨,亚辛遇刺。周轶君是第一批赶到的记者,亲眼目睹了脑袋碎裂的亚辛。一些孩子也在那场爆炸中身亡。 她转述了哈马斯的人原话:“杀死亚辛不但没有削弱哈马斯,反而令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团结。” 别离巴勒斯坦 在为期两年的战地生涯里,周轶君不光记录了巴勒斯坦,同时也记录了以色列。 耶路撒冷市中心乔治王大街上车水马龙,是标准的现代化城市。正因如此,这里成了自杀爆炸的重灾区。仅2002年一年时间,这里发生六七起爆炸和枪击事件。 以色列的另一边,法帖马的丈夫在萨巴阿——埃雷兹外一个以色列阿拉伯人村庄。结婚的时候,还没有埃雷兹检查站,现在这个检查站让夫妻不得不“两地分居”。 以色列法律规定,加沙或者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即使同以色列阿拉伯人结婚,也无法取得以色列公民身份。 士兵要求法帖马和两个孩子也全部退到电磁门后。法帖马抱起女婴,男孩扶着地爬起来,跌跌撞撞走过去。“我的心都快碎了。”周轶君说。 周轶君在加沙地区待了两年,发现巴以两地的矛盾根深蒂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需要捍卫,外人难以改变。 临别时,她说:“我终归要走的!这是我对自己,也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经常对我说的话。记者总是从别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我总有穿上裙子、看到正常生活在彼岸的一天,他们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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