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中到底谁违背了基本法？

9月28号匆匆上场的“占中”果不其然引发西方媒体拿耗子般的激情关注。“占中”英雄们也自然而然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至于本人所在的法国，更是电视、广播、报纸、新媒体全方位立体倾情演出。除了《费加罗》和《解放报》都是头版头条外，第一大晚报《世界报》更发表社论，直接把它上升到“对抗北京的民主运动”这样的高度，并声称“当局对目前的局势负有全部责任”。

除了上纲上线，就是歪曲以刻意误导本国人民了：“爆发反抗的起因是因为北京曾承诺在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时进行普选。这一发展完全符合当年香港回归中国前伦敦与北京谈判达致的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精神。”尽管“占中”英雄们自我否认（如学生领袖黄之锋表示，他们不是搞革命！），但并不妨碍西方媒体以“雨伞革命”、“香港之春”来命名。

旺角的占中抗议者加固路障

但事实却是，中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的决议完全符合《基本法》——根据第45条，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也完全符合中英联合声明（整个声明根本无普选二字）。《基本法》是各方通过五年的艰苦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凝聚各方共识的宪制文件，它在1997年7月1日后取代了殖民地时期《英皇制诰》及《皇室训令》的地位，确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组成办法、权力和责任及其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等。

到底是谁违背了基本法？

如果说第三国、普通百姓不明白这一点，那么曾是末代港督的彭定康应该是最清楚的。然而，这位在民主社会成长起来的资深政客却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抗议民众只是起来争取香港《基本法》原已承诺的条款。英国与中国1984年就1997年移交香港谈判达成协议，《基本法》即根据协议内容拟定。”

至少彭定康是知道《基本法》的权威和历史、现实的地位，没有把矛头指向它，但可惜的是，他把《基本法》没有的条款当作“占中”人士非法行动辩护的理由了。以我本人在法国生活的经历，一个政客极少敢在国内如此公然颠倒黑白（小布什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捏造理由是例外），往往会下台了事。但何以到了国外事务就如此胆大呢？

看到西方媒体如此亢奋和投入，不由得令人想起可怜的“占华”（华尔街）英雄们以及加拿大魁北克之春的大学生们。他们实在是生不逢国，假如生活在中国，他们早就在世界上扬名立万，富甲一方了。或许西方有没有新闻自由，国际秩序是否公正，他们最有深刻的感受了。

“占中”事件发生后，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是中国中央政府违背了“一国两制”的承诺。这当然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尽管中英谈判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远在英国之下，1997年香港回归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仍仅仅是英国的三分之二，但香港回归17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英国的4倍。中国始终信守自己的承诺，反观英国，1989年和冷战结束后，就妄图凭借有利的历史时机违背自己的承诺：1984年后，中英双方商定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可以全部过渡，但1992年彭定康不顾中英双方的官方协定，强推所谓的政治改革，结果立法局的直通车被取消，中国不得不另起炉灶。

当然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不仅仅是英国，这大概是西方的外交伦理和普世原则。冷战时美国和中国达成“八一七”公报，承诺逐步削减对台武器销售。结果冷战一结束，这一公报立即成了废纸。苏联一解体，美国很快就单方面废除与之签订的中导条约。

只是向来占据道德高地的西方，居然还能厚颜黑白颠倒指责中国违反承诺。看来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更多斯诺登式的“雷锋”站出来。

占中的失败结局

到今天为止，“占中”已经持续两个多星期。但不管西方如何支持、打气，“占中”人士自认为自己拥有道德优势——民主旗号和学生身份，完全一幅“民主有理，占中无罪”之势，但其失败的结局却是注定的。

一是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言行完全在法律的框架内。这和“占中”非法性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中国完全有能力对抗任何来自国外的干预。世人可能还记得，2013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访问中国时是如何表现的：“英国将做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最强支持者”。显然，英国不可能（也是没有实力）为了香港问题而和中国翻脸。再者，香港动荡也同样不符合英国的经济利益，事实上，英国也是“占中”的直接受害者。只是碍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不便公开站在中国一边罢了。至于美国，固然可以支持一下“占中”，给中国制造麻烦，但美国绝不会为了香港人的利益付出任何代价。

三是冲突虽然发生在香港，但谁都明白运动的真正目标是中国内陆。希望“占中”能够迅速在内地蔓延。所以，中国中央政府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更何况，今天的大陆百姓已经不是八十年代仅仅几个理念就能忽悠的，他们已经目睹了苏联解体悲剧、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惨象、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后果、阿拉伯之春的灾难以及台湾民主化之后的闹剧，整体上对“占中”是不赞成的。再加上香港近年来在“双非孕妇”、“国民教育”和“蝗虫广告”等一系列事件对大陆民众的排斥，也同样激发了内地民众对香港的反作用力。香港对大陆的软实力影响早已成为绝响。

四是香港社会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法治社会和商业社会，而不是一个政治城市。固然许多民众会通过参加政治活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公然违反法律、破坏香港经济秩序却远不是主流。所以当“占中”引发的经济破坏力释放之后，民意迅速逆转，出现了“反占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意对“占中”的压力越来越大，“占中”最终将会成为过街之鼠。

五是香港对大陆的重要性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完全承受的起香港走向政治误区所带来的经济后果。1997年香港回归时，它的GDP相当于全国的15.6%，而今天则只有2.9%。根据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2017年前后，广州、深圳、天津等城市都将超过香港，2022年，重庆、成都和杭州也会超越香港。到时，香港就变成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了。

六是“占中”群体的不成熟也决定了“占中”的命运。首先“占中”群体的诉求是完全不现实的、根本不可能达成的：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要求收回人大常委会8月31日的决定。这两个诉求也就等于完全排除了双方任何妥协的可能性。

其次，运动才几天，行动就已经失控，内部发生公开分裂。主张退出的温和派与坚持到底的激进派分道扬镳。正如美国《星岛日报》的社论称：“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这些激进示威者不但制造了无政府状态，本身也完全不受控制，对学联与占中三子不屑一顾，大声说‘他们不能代表我们’，为所欲为。打从占领行动第一天，这批人就退与不退的问题，已经出现过多次反复，有分析指，预计这样的反复将不断重演。”占中者也出现了既不服从纠察队也不服从学联指挥的现象。

最后，在民主发展上，中国中央政府实际占有道德高地。一个事实是，香港回归17年的民主进展超过过去英国统治香港的155年。另一个事实是，正如英国上院资深议员萧克罗斯勋爵所公开表示的：“英国用了四百年时间才建立议会民主制度，至今还保存有一个非普选产生的上议院。相比之下，香港的民主进程已经是超速度了。如果还要加快，那对香港的未来一点好处也没有”。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西方国家，除了法国，没有一个是直接选举最高领导人的。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以及美国都是间接选举。可以说，中央政府提出的现阶段普选方案，确实体现了对香港七百万人民高度负责的立场。

在这里，确实有必要提一下西方学者的观点。史丹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兼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雅门（Larry Diamond）认为，北京对香港群众运动的反应和处理，显示中共对政治改革已到极端僵化程度；僵化造成严重束缚，束缚对中共统治不利。他甚至断言，中共统治已走到尽头，十年内可能崩溃。之所以要罗列这位大名鼎鼎学者的观点，是为了让世人明白何以西方加速走向衰落。精英学者如此水准，西方想不衰落都难。

假如占中的组织者有足够的理性和独立性（能够摆脱境内外势力的控制），就应该见“坏”就收，也给自己留有余地。同时也放单纯、热血的青年学生一马，不要再把他们当作满足自己政治野心、冲在第一线的牺牲品。否则，他们就真的会成为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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