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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8日凌晨1时,《巨流河》作者齐邦媛去世,享年100岁。 渡不过的巨流河 问:写这本书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在你心中“生长”的?父亲生前是否鼓励你写一本家族史?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你内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情感体验? 齐邦媛:我自1942年到台湾后,用了60年的时间想念那留在大陆的23年青春。这漫长的60年间,有激荡,有平淡,也有似乎遗忘的阶段,但是那历史冻结的短短的上半生却横亘在我心灵深处,从未消退。 1949年大断裂之后,我有足够的阅历,读了许多诠释20世纪世界史的书。自信也可以很冷静客观地评估自己成长岁月中的人与事。对于当年那样真诚献身的人,有超越个人关系的尊敬与怀念。 问:你的父亲齐世英先生留德归来之后,追随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开战,郭松龄事败而亡,齐先生过了一段流亡生活。这固然是一段家族史,但也更与后来“九一八”乃至“七七事变”等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大历史牵系到一起。几十年后再看这段历史,您有什么样的感慨? 齐邦媛:假如当年郭松龄将军渡过巨流河,东北即有革新自强的机会,历史必会重写;如果当年兵变成功,东北一切的资源都有,稳下来的话,日本人不可能过海来侵略东北。没有东北侵略,哪有后来那些事。至少20世纪的中国少些耻辱,人民少受些痛苦折磨。郭松龄兵谏身死时41岁,已在军旅经历过南北多省的动乱。他天性爱读书、能深思,且结交天下有识之士,明悉家乡事,也清楚知道大局面的处境,正是有效报国的好年纪,却在渡河之前被部下出卖而兵败,至死坚持大义,人格上是成功者而非失败者。 如果郭松龄革命成功的话,东北第一件事就是办教育。你们可能不晓得,东北是中国第一个有洋小学的地方,清朝政府办的。因为皇上说是我的家乡,什么好东西都给东北。父亲想多办中学,认为中学影响最多。他没有做政治的打算,本来不是想做政治。 问:最终选择《巨流河》作为书的名字,想借此隐喻什么? 齐邦媛:巨流河和哑口海,是真正的河和海湾,存在于我生命的两端,既是真实也是象征。我初次在台湾南端听到哑口海之名字,站在海湾岩石之上,想到郭将军和我父亲那么大的憾恨,真如太平洋的汹涌激荡流入此湾,声减音消,哑口无言。遥想那些岁月那些人,“常使英雄泪满襟”。 问:东北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命运也令人感慨。到你这一代,铁岭只是“纸上的故乡”,精神上的故乡永远遗失了吗?你的乡愁,是否成了无处安放的乡愁? 齐邦媛:“乡愁”二字实在说不尽我们近百年漂流的境况。我父母有生之年若回东北,面临的只有死亡。政治力量之暴虐,无需我在此多说,读者都能了解。用“乡愁”或“惆怅”来形容我们一生铺天盖地的乡思,实在是太温和了。我父亲前半生坚定地相信,勉励别人也勉励自己,无论面临什么困难的局面,“有中国就有我!”中国是一直存在的,以各种方式存在着,而他们那一批人,抛完了头颅,洒尽了热血,连容身之地都没有了。他的后人连故居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们幸运地在台湾度过平安自由的后半生,到淡水山上给父母上坟的时候,面对太平洋,右前方是东北方,他生前说埋在这里很好。埋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生者有时会想,像他们那样傻乎乎的理想主义者,死后若有灵魂,必也仍在往东北痴痴地眺望着吧。 《巨流河》出版之后,我收到了数百封贴了邮票的信(因为我不用电脑),有几位已90多岁,走过那个时代,知道我父亲那样的人,他们会老泪纵横地读当年事,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有骨气,有共同目标的时代!像我父亲那样的充满正气的人已经不再有了。 02 “诗的真理” 问:你在《巨流河》一书里提到,要以“诗的真理”来写这群人,“下笔时如此悲伤,却也如此愉悦”。怎么理解这“诗的真理”? 齐邦媛:“诗的真理”是我最渴慕达到的写作境界。虽然我只能用散文写《巨流河》,达不到那高度。我最爱读罗马史诗《伊尼亚德》(TheAeneid)的一位英译者奈特在1956年英译本序中说,作者维吉尔以博览群书为基础的暗示手法,帮助他道出全部真理,即“诗的真理”,而非琐细的事实真相。他能以寥寥数语绘出一幅生动画面,合成终级真理中的真实世界,即诗的真理。 《巨流河》中要表达的“诗的真理”,就是有些人或者认为来到台湾的都是失败者,但是我们很多人并不赞成。因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甚至也不是全体的失败。至少我个人,或者我对我父亲那一代,我不觉得他们是失败者。不是说我们嘴硬或者不肯服这口气,你到了60年后还不服气,而且是几百万人不服这口气,那么就不是嘴硬了。那些老兵也不是个人失败了。他们像进网的鱼一样,你不能说这条鱼很差劲,所以才被网住了。 问:《巨流河》这本书里,最令人唏嘘的就是张大飞的故事(注:1945年,张大飞自陕西安康出击河南信阳日本空军,与敌驱逐机遭遇,在空战中中弹阵亡)。目前你在大陆已有很多读者,因此书影响,他们继续追寻张大飞的故事,甚至寻找到其在大陆的弟弟,这种“热”是你期望看到的结果吗?有读者在飞虎队的网站上看到这样一段资料:“在中午的会餐上,一位浙江口音的太太,抱了一个婴孩进入我们的仅有乐园,张大飞站起来给介绍一下:‘我的内子。’他是一个有家室的战斗员,在乱流机场他被人尊称为张分大队长。”你最终能理解张大飞的情感选择吗? 齐邦媛:你这两个问题也许代表了现在年轻人对感情的态度吧?你我之间这六七十年的代沟在此似乎很深。因此我回答很慢,很难跨越这现实层面的种种距离。我曾试过一些答案,都不能令自己满意,也无法令你们这一代完全了解,如同上世纪40年代由四川到云南一样,需要多少的跋涉! 多日的思量、尝试之后,我终于明白,《巨流河》中写张大飞的故事,是我纪念他唯一的方式。一个12岁、瘦骨嶙峋的病弱女孩,遇到一位满心创伤的18岁无家男孩,他在寒风中曾由山上牵她下山脱困,在19岁投身战斗前,赠她满载信、望、爱的《圣经》,祝福她“可爱的前途光明!”——在那个烽火遍地奔跑求生的年月,谁会梦想“可爱的前途”?我漫长的一生时时感到他的祝福,努力令他灵魂欣慰。 八年抗战全部的历程中,我们不停歇地写信,两个在战火中摸索成长的心灵,一个找到了战斗救国的枪座,一个找到了文学的航路。——那些信,哪怕我只留住一封,也必能胜过我今日的千言万语。 我在书中用他的名字并不是他的原名。1932年他14岁,父亲被日本人浇油漆酷刑烧死,他离家逃亡时,把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廼昌”改为“张大非”。19岁时考上空军,改名张大飞。他的一生木讷寡言,他笃信基督教,对人生有更深一层的思考,读者何不多追寻他为国献身的诚心和他那个时代爱国的真挚?何不多去研究当年飞虎队以少击多的精湛战术,救了多少黎民百姓?他26岁的生命如流萤,却有难忘的价值,我很为他高兴,在他为国捐躯之前享受了短暂的家庭温暖。“寂寞身后事”又何必追寻。我们祝他安息吧!也请《巨流河》的知音留给我文学上的宁静,潭深无波(Stillwater runs deep)。 问:书中更令人迷恋的是战火纷飞时代的读书岁月,文学在彼时的孱弱,却在此时证明了它恒久的生命力,呼唤了人性的美好与纯真,在那个时代,文学在你的生命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齐邦媛:影响我最多的中学老师孟志荪老师、朱光潜老师,将一生一切美好的、悲切的、含蓄宁静的文学情怀传授给我,开启了我年轻的双眼,使我一生走在人间,学会观察、了解,永不目盲。 其实抗战八年,军费那么高,教育上始终是战区学生都有公费,不收学费,整个教育无论中学、大学在抗战时期一点没有停止。那么困难的时代,政府教育是弦歌不辍,弦歌不辍是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保存最好的一件事。 问:你在书中也描写了身边很多被政治裹挟进去的同学,那些曾经狂热地投身于政治的左派青年后来的遭遇也不免令人叹息。在现实的世界,青年人应该如何把握对现实政治关注的程度和关注的方式? 齐邦媛:我自幼受限于时代、性别与体能,是一个很安分的人,很早爱上文学,书中自有天地。大学里学潮的热狂与毁灭性令我反感。游行中唱的歌那么幼稚。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法国革命。一直怕法国的暴民政治到来。我们在突然胜利来临,百废待举的时候,同学们突然有80%的去参加游行,喊叫打倒,唱幼稚的口号歌,坚持读书再参政的人就是不爱国。我当时很难认同。家庭和中学老师教我的是建设国家、奉献才能的教育,先充实自己,自会有报效国家的能力。 父亲曾到德国海德堡读历史哲学。他告诉过我:“过度的允诺都是有问题的,过度的热情也是有问题的。”我父亲是坚决反对我们从政的。我父亲一直觉得在中国做政治是很划不来的事,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而在他从政的时候,并没有看到真正的理想的力量,他是很失望的。 问:在那时的政治洪流里,你成了“连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的孤独的读书人,而从后来看来,也正是你这种态度,成全了自己。你怎么看待这种人生变迁? 齐邦媛:我就是喜欢文学。其实应该鼓励少数书呆子,这些人绝对不多。我们同学都参加学潮去了,像我这么坚持做书呆子的很少,每个社会都靠少数我们这种人撑着,很多基本东西都是文人传承下来的。 后来我回到大陆与当年同学见面,我记得我看到的人说话的表情,和他们对事情的反应,跟我以前记得的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饱经忧患。他们说羡慕我这些年可以一直读书、教书。当初他们觉得我们多么的落后。我并没有一点得意,我只是觉得很伤心,那些同学当初都是很优秀的人,都不到25岁,对政治所知有限吧。我自己也检讨我们当年,因为我始终不是主流派,所以我可以讲,我没有个人的得失感。 我个人最讨厌的就是“暴民”,我觉得一个理智的人最反对的是暴民政治,我不赞成任何狂热的东西,爱情也是,狂热的东西都不持久。我父亲跟我最常说的话是:“任何事情要沉住气。”我们小孩时觉得沉住气没意思,可我后来知道这个很重要。《美丽新世界》和《1984》是我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要念的书,我希望他们明白政治是怎么回事。 问:我还想问你一些技术问题:书中描写了大量细节(比如朱光潜讲课的方式和内容,你与父亲的交谈细节等等),你是靠当年的笔记或日记还原这些细节的? 齐邦媛:我从前一些仅有的日记,信件全没有带到台湾来,但记忆中难忘的人和事栩栩如生,下笔时参考一些可靠资料,只求事实无误。我的后半生教书,在文学史研究和传授时,深信笨拙或奇妙的“煽情”都是很危险的事,有时会对你必须虔诚追忆的人和事形成一种亵渎。 当我真正动笔写《巨流河》时,辰光真是晚了。我似那朝圣的人,一天走一程,一步一步攀上最后一程阶梯,只求天黑前完成全程,不敢再去详述看到朝云和夕阳的灿烂光景时,并未忘怀的感动。或者这也是自己文采不足的原因。 问:《巨流河》面世以来,被人称道的原因之一,是它内敛而又深沉的叙事方式。这种风格是你在文学上一种刻意追求使然,还是与你本人的性格有关?用通俗的话讲,有些部分可以写得更“煽情”,你为什么回避掉了这种可能? 齐邦媛:读者评价《巨流河》是用内敛深沉的叙事方式,我想这原是自幼在忧患中,父母不断地训诫、劝告,不要遇事即“处变大惊”,那很“没有人样子”。长大后遇到文学,老师和作品中都处处有深沉宁静的启发,自己总惭愧做不到。但是23岁结束了上半生,在政治的大断裂中回不去可倚靠的过去。自己须独立为人,努力沉稳比较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培养出为人尊严。 问:《巨流河》表面上是一部家族史,实际上它牵起的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大历史。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你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齐邦媛: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能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些倚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我还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 齐邦媛,1924年生,女,汉族,辽宁铁岭人,台湾地区以及国民党政界人士齐世英长女,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6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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