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自传在哪里？“我写小说是误入歧途”

“我写小说是误入歧途”

张贤亮的自传

2013年5月29日，张贤亮忽然给我打电话，他说，梁晓声要来宁夏玩，你可不可以一块来宁夏待一两周，我们三个人一起到宁夏南部山区走走？我那时在《南方周末》做副刊编辑，工作时间很容易调整，只须提前编辑好一两期稿件就行。于是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梁晓声是张贤亮夫人冯剑华女士的复旦大学同学。我想，张贤亮和梁晓声同走宁南山区，二人对话，边走边谈，一定是本大书。2011年，我跟作家张炜有一本近三十万字的对话《行者的迷宫》，又跟周涛有一本他的口述自传《一个人和新疆》，出版都是在2013年。所以，听了张贤亮的邀请，我就在心里盘算，准备做些功课，到时候，做一个我来提问和记录的张贤亮、梁晓声对谈集。这样想着，我就等待着梁晓声去宁夏的消息。

但是，张贤亮告诉我，梁晓声的行程推延了几次，最终这个约定不了了之。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跟张贤亮几次通电话，得知他在写自传。作为编辑，我提出来，可否拿出自传的片段在《南方周末》发表。张贤亮回复我：“自传虽基本成型，但还是不适合现在发表，望理解！”我当然不甘心了，说：“是否可拿出一二较独立的片段，不以自传的名义发表。”他回复我：“容我考虑。”

过了一个多月，到了2013年7月5日，张贤亮给我来短信，说稿件已发到我的邮箱，请查收。过了两天，到7月7日下午5点多，我才注意到他的短信，回复说，出差时手机没电，稿子已收到，迟复为歉。

稿子一万多字，一个版面放不下，我跟张贤亮商量，两个方案：分两期发，或者压缩到八千字左右。他说他来压缩。他很快发来压缩稿并在邮件附言道：

又可先生：

遵嘱为了一次发完，将文稿压缩到8900字（电脑计算），附两张照片，一张注明“摄于1971年，时年35岁，当时是农场农工”，一张注明“当年读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面嫌挤的话，不用也罢。如能发表便发表，不能发表也没关系，只请求发表时不要做任何删改，并注意字体的不同。我为了压缩版面，已经把应该分段的地方尽可能地串联起来。

祝

夏安！

张贤亮

2013年7月5日

2013年7月25日，这篇标题为《雪夜孤灯读奇书》的文章，以“自传未定稿”的栏名，发表于《南方周末》的副刊封面。文章发表后，张贤亮嘱我寄五份报纸，并说费用从稿费中扣除，我说不用扣。后来他告诉我，报纸没有收到。我又寄了一次。一忙，忘了问他收到没有。到了8月26日，他再次发短信，要求重寄报纸。

我告诉他，文章反响很大，被评为7月份《南方周末》的新闻奖，趁机想让他再选些自传片段发表，比如他从劳改农场的逃亡之旅那段。他短信回复说：“现在敏感，以后再说，那段太惨了。……”

一年后，2014年9月27日，张贤亮先生去世，我从广州到银川，参加30日张贤亮先生的葬礼。其间，我问张贤亮遗孀冯剑华女士和儿子张公辅先生，关于张贤亮先生的自传，他们都说没有看到，张公辅还打开电脑给我看，当时没有找到其父的自传遗稿。

我确信张贤亮先生的自传是有的，只是不知道放在哪里或存在哪个电脑的哪个文件里了。

除了张贤亮先生亲口告诉我他的自传在2013年已经基本定型以外，我注意到他还跟郭文斌先生说过同样的信息，郭文斌先生说，张贤亮告诉他，他正在写自传，那将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2011年第1期的《黄河文学》杂志发表的和歌与张贤亮的访谈中，张贤亮也说：“我已经到了写自传的年龄。我的自传会有点儿虚构的成分，不像别人那样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我写的是传记体文学作品。我的一生，你说是传奇也好，实际上折射出中国的一段历史。”

在那篇他给《南方周末》选发的自传片段的开头，是这样说的：“一个作家已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或有许多东西不可写的时候，他自己便成了他的写作素材。”

那么，他当时的状况就是写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自传。

当这个八千多字的自传片段发表的时候，他很高兴，在不同的场合推荐给人看。当时的《朔方》主编哈若蕙女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还忙里拾闲对我说：‘看过我在《南方周末》7月25日的《雪夜孤灯读奇书》吗？去读读吧。’”同年8月，他在给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培训班学员讲课时，也提到这篇自传片段：“我给《南方周末》写过，当我最艰苦的时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拯救了我。所以我写《雪夜孤灯读奇书》说，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臭虫。”

——可见张贤亮先生对他的自传能有片段面世这件事是颇为重视的。

2014年9月张贤亮先生去世的时候，我给《南方周末》写了一篇长篇报道，副总编辑向阳先生配了一篇短评说：“这部预计死后面世的自传，根据已经披露的篇章看，比他平生所有的小说更具力量。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更裸露的现实和更纠结的人性。”

自传片段发表时，张贤亮在电话中跟我说：“我的自传在我活着的时候不可能去出版，我不想激起太大的风浪，我想安静一些。”

现在，张贤亮先生去世已经十年了，他的自传遗稿是否有下落呢？我想，这是很多人关心和期待的。

作家白桦先生活着的时候，也完成了自传。我当时跟他约稿，他躺在上海医院的病床上，给我写了篇《我相信》，电话中也告诉我他写完了自传，我向他索要片段发表，他也说须待死后。可是，白桦先生去世多年了，也未见其自传发表和出版。

中国作家们的自传，大约会是一个“延误”的集体“现象”。

“小说大西北”

我第一次见张贤亮先生是1998年3月，我随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中国大西北》摄制组到宁夏。摄制组由总编导童宁带队，邀请了作家周涛、毕淑敏、高建群三人做总撰稿，我是撰稿人。3月16日抵达银川的当晚，就见到了张贤亮先生。

摄制组请张贤亮先生给《中国大西北》这部片子出出主意。

张贤亮先生建议说：“要从全人类的意义上看。拍长城，主要点不在长城，而在长城两边，是一个不断重复、延伸的东西，因此，电视片《望长城》还是聪明的。”周涛是《望长城》的五位撰稿人之一，后来诞生了他的散文名篇《游牧长城》。

话题转到他的西部影城，张贤亮说：“我那儿没有一个值钱的东西，就看怎么炒，炒是一门艺术，这个手段是智慧。从1993年到现在，拍了二十部电影电视。宁夏大漠风光，江南水乡，日照时间长，阳光充沛，最有希望变成中国的好莱坞。影城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试验田。怎么管理？连厕所都是我设计的。在这个企业里，只有我是主人。在十个小时里，请放弃你的自我，劳动力价格，没有讲的。三十多个导游，都是放羊娃，从谢谢、您好、对不起的基本礼貌做起。我积累了很多农村老太太的绣花袜垫、茶壶套子，我让一些老太太剪窗花，我给她计件工资，游客属虎剪虎，属鸡剪鸡。”

对于炒作的艺术，他颇有心得：“我要让它一棵草都有意义。把一个值钱的东西卖得更值钱，这个不稀奇；把一个不值钱的东西卖得值钱，才叫稀奇。我下本书叫《出卖智慧》。”

“我写小说是误入歧途。”张贤亮又出语惊人。

围坐喝咖啡的大家，听这些风趣的聊天，哈哈大笑。

第二天，3月17日上午，我们一行专程去镇北堡西部影城，张贤亮先生早早在那里等候了。张贤亮告诉我们，最早是拍《牧马人》，需要一个荒凉残破的古堡，就找到镇北堡这里。拍《一个和八个》时，张艺谋是摄影师，一下子看中了这个地方。“《红高粱》和《黄河谣》选这里做景点时，我说我要复制这个东西（道具）。1993年还没有知识产权一说，我说给我一万元，倒给他们吓住了。”

总编导童宁问：“有人要买你的影城，你要多少钱？”

“五千万元。”张贤亮说，“我不相信在经济转型的混乱期，非违法才能发财。我是一步步遵守法律发财的。”

在影城，张贤亮签名赠送我们每人一本《小说中国》。当天晚上，张贤亮带我们回到银川市一家酒楼晚宴。他给作家朋友传授秘籍：“要善于依靠领导、教育领导、征服领导，善于给领导点眼药水。领导不通，一点就通，你就是说多么可怕的话，他听着也对。张贤亮嘛，文人嘛。你只要能够把握这个，稍看不懂，你去引导让他看懂。”

在当时的笔记中，我写道：

“在1998年春天的晚上，张请我们吃饭。饭毕，已是夜幕降临，银川大街已有些寒意，张挥手送我们的车先走，车从他的身旁经过，我透过玻璃窗向下看去，正好他的头发稀疏的头顶从车窗下滑过，他的儒雅、他的鬓角的白发，使我心头一酸：再是英雄，也已老矣。宁夏给了他很多苦吃，也给了他丰厚的馈赠。在得失之间，一代人要过去。”

二十六年后，我很不了解宁夏的情况了。今天我翻看当年的采访本，也许，先生的所谈，可能时过境迁了。不过，聊作一份历史记录吧。

“境由心造”

1998年3月19日下午，我们先是拜访了《朔方》编辑部，主编杨继国和副主编冯剑华在。杨继国说，张贤亮最早投稿给《朔方》的作品是很幼稚的，而《朔方》在1980年代发行量一度达到五万份。冯剑华说：“周涛写得最好的是《男人的手》，建议高建群回去读一读。”

然后，我们又到张贤亮的办公室。张贤亮说：“今天我去医院看病人，气氛受不了。”

他拿出笔墨纸砚，请周涛、毕淑敏、高建群、童宁和我一一题名，他说要摆到影城展厅的墙上。那天，他送给了我一幅字：“境由心造”。

2014年9月，当我又去宁夏参加他的葬礼的时候，听宁夏的朋友说，张贤亮送给很多朋友的都是“境由心造”这四个字。

葬礼后的第二天，我和郭文斌、张涛又去镇北堡西部影城见冯剑华。关于是不是“境由心造”，冯剑华另有看法。她的看法可能刚好反过来：“心由境造”。当然，这几个字是我的表述。冯剑华的说法是：“环境影响人的心态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觑的。”

1980年，经过二十二年的漫长劳改和劳教，从农场回到银川，张贤亮跟小他十多岁的散文组编辑冯剑华做了《朔方》的同事，并很快结婚。随着张贤亮的小说被拍成电影，不断获得各种文学奖项，冯剑华发现，张贤亮长期在劳改队养成的低眉俯首消失了，读者的抬举、领导的器重，让他很快摆脱了阴影，找回了自信，他不再压抑自己，开始变得张扬，跟易中天、郭德纲在一起聊天，机智和诙谐也不遑多让。张贤亮特别同情和平等对待普通的劳动者，也注重衣着、享受，干净整洁，待人接物在细节上体现出教养。几十年观察下来，冯剑华认为，环境给予人的身份感更重要。她说：“要是一天到晚让人呵斥、打骂，你怎么能神采飞扬起来？”

冯剑华认为，张贤亮的小说很大一部分取材于他的真实经历。在劳改农场的时候，张贤亮在小说中承认：“我养成了犯人那种特有的奴性、狡猾和死皮赖脸。”比如在《我的菩提树》中，“包括我在内，和劳改当局配合之密切，你在任何一部历史上都不会找到先例”：“犯人指导劳改当局应该把什么样的东西划为违禁品”；“我竟写了一份‘反映劳改队歪风邪气’的报告交给队长，督促他们更加严厉地来管理我们”；“我”总是要写歌颂劳改农场政委和劳改农场“新事物”的文章投稿给《宁夏日报》，希望引起农场领导注意从而爬上“高等犯人”的位置上。……张贤亮从这些自我解剖中，认识到包括自己在内作为犯人的“下贱”和人性的不可靠。

当然，更深刻、更难痊愈的创痛来自他的死亡体验。在198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习惯死亡》中，张贤亮反复追忆的是死亡与自己的相遇，乃至最后“习惯死亡”了。他的铺位两边先后有四五个犯人死去了，而他自己则在1961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饿“死”了——“我最后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是一个又圆又大的月亮。”这是写于1993年底的《我的菩提树》的结尾。“死了”？真的，并非虚构。不过，在停尸房里过了一夜，又被劳改队的聋子医生发现是“休克”而非真死，救活了。

“我总不能忘记我是怎样被人抬出劳改队的停尸房的。”在《习惯死亡》里，他接上了《我的菩提树》的结尾。

而在《习惯死亡》里，“他曾主动寻找过死亡。”即自杀。晚上点名完毕，号子里熄灯后，他找到打谷场边的一棵树，打算上吊。后来放弃了。那天晚上，也有月亮，“橙色的月亮好大好大”。他对自己说：“完了！”那年他二十三岁。

半个多世纪后，他给文学爱好者解释《习惯死亡》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完了”两个字：“当一个人的精神肉体被严重摧残之后，你再让他感受幸福，他都很难感受到，完了。”

他还经历过一次“陪杀场”，即“假枪毙”。那次“陪杀场”的还有一个十岁的“反革命分子杜兰兰”。以后，他总希望再见到她，把能给的温暖和爱都给她。当然，人找不到了。

“每一次成功的做爱之后我都会有这种（脑后有一颗枪子儿向里钻）感觉。奇怪的是这种感觉和被枪毙时的感觉一样。”张贤亮写道。

这么多与死亡的相遇的创伤是终身的，冯剑华说，张贤亮时常会做同样的噩梦，醒来说，“刚才又梦见被人家拉去枪毙了。”黑洞洞的枪口经常出现在张贤亮的小说中，在读者看来是“意识流”手法，但在冯剑华看来，都是“非虚构”。

张贤亮的小说不断重复的是男主人公在苦难中得到女性给予的慰藉，也同时从女人那里得到食物。“男人比女人脆弱。”冯剑华认同这一点。

张贤亮总感到“怕”，怕什么呢？“只要一运用头脑就心惊胆战。”他说，“我之所以那么害怕批判，是因为批判者的声音早就在我的潜意识里叽叽喳喳，那是我不断自我批判的继续。”“惊吓会永远留在人体里，渐渐凝固成一个潜伏的病灶。”

即便到了新时代，张贤亮已经名扬天下，还是会一场虚惊接着一场虚惊，用“惊弓之鸟”形容绝不为过。一天晚上，张贤亮担心又要为什么事被批判，辗转反侧睡不着，冯剑华就对他说：“怕什么？你是城墙头上的麻雀，见过阵仗的人，怎么胆小成这样？大不了把你打回农场劳动，我带着孩子跟你去！”

尽管被劳改二十二年之久，但张贤亮不认为是最倒霉的处境，甚至庆幸上帝在最困难时期把他放在了最佳位置。比起劳改队，那时“外面”社会上的种种现象更残酷，饥饿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1993年张贤亮办镇北堡西部影城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在冯剑华看来，从某种角度说也得益于他二十多年劳改生涯中跟农民打交道的经验，他既了解了农民质朴的一面，也了解了农民狡猾的一面。对于张贤亮成功创办影视城，有他的唯一性。“仅仅依靠书本理论，做不成影城这件事。当然书本理论也重要，张贤亮读《资本论》对他后来经营影城很有用。”冯剑华说。

张贤亮也在自传片段中说：“《资本论》是全面理解市场经济的基础课本。我们面临的社会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无非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社会规律那里去。”

而痛定思痛，张贤亮说：“我的小说中从来没有出现‘坏人’，在任何情况任何地点，有人就有人性的闪光，就有玩笑。我不会写‘坏人’，或者说我不会把人写坏。”

尽管漫长的苦难岁月也带来福祉，当朋友们问他愿不愿拿苦难换今天的成功和荣誉时，张贤亮的回答总是斩钉截铁：不！宁愿不要今天的荣华，也不要过去的苦难。

很多朋友都说，晚年的张贤亮很孤独，白天游客热闹非凡，晚上闭馆后，他一个人住在影城里，如同独居古堡一样，真正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人们用的词都是：孤寂、苦闷、忧郁、无奈，外表强大，内心脆弱。

与张贤亮的最后一次通话

2014年4月4日上午，张贤亮先生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刚刚开手机看到我的短信，所以给我打电话，他已经好久没有开机了。

我在前一天给他发短信，想请他给我再写稿。

“我现在医院，等待死亡呢。”他在电话那头说。

“别开玩笑。”我说。

“真的，不骗你。我现在是肺癌晚期。”

“你不会有问题的，我听你声音洪亮。你在医院安静，能不能给我写点东西？去年你的自传片段发表后反响非常好。或者你就写写你对死亡和疾病的沉思？”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写，我想安安静静的。如果明年我这个时候还活着，能闯过这一关，我也许愿意给你写。”

“好。不用担心，你大难不死，会战胜疾病的。”我说。

我觉得张贤亮先生电话里的声音的确是洪亮的，传递出来的是豁达的心态，所以，我跟他电话聊得不算短。

我还聊到他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亿六》，那是2009年出版的，距离上一部《我的菩提树》出版的1994年，已经过去了十五年漫长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期。我说我读了你这部关于一个富有的女人寻找一个质量合格的精子而几乎绝望的故事，很喜欢。我说我刚读到一则关于中国人精子质量不达标率颇高的新闻，也听到钟南山的提醒：“五十年后，中国人生不出孩子。”我问他，你为什么在小说《一亿六》里提前预言了这个问题呢？

张贤亮在电话里笑了：“我专门收集资料研究这个问题很久了，我清楚地知道问题有多么严重，所以我发出关于中国人精子危机的警告，不是忽发奇想，也决不是危言耸听。有耳朵的，听吧。”

挂断电话前，他又嘱咐我：“你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一年后如果我还活着，我会给你打电话的，那时再给你写我对死亡的思考。”

想不到，五个月后，我赶到银川殡仪馆，极为不忍地与先生做最后的告别。这也能算一面？

我徘徊在银川街头，进书店，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的“张贤亮长篇小说系列”，看印数都只有区区五千册。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读者已经不关心，注意力转向挣钱了。

2024年7月，在张贤亮先生去世十周年的时候，我又逐字逐句重读了《习惯死亡》和《我的菩提树》，在书上勾勾画画，慨叹：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共同命运。

张贤亮先生没有把文学看得太重、太当回事，我想起二十六年前在银川初次见先生时，他那句话：“我写小说是误入歧途……”

——但是，我们还是期望着，他那部“最满意的作品”：自传。

原载《朔方》2024年第9期

责任编辑 火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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