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狱警到澳洲“头牌名妓”： “我有一万个男朋友，一千个丈夫”！

她曾在中国首都拥有一份严肃而稳定的工作，如今在澳洲首都，她选择成为一名性工作者。

她的客人年龄跨度从18岁到96岁，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她以自己传奇的经历为蓝本，创作了百万字的小说，作品被翻译成英文，远销十余个国家。

她说，愿意从事这份职业直到做不动的那天，而她最大的梦想，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那时我心中就埋下‘出国梦’的种子。”

琳达（化名）聊起过往，一口爽朗的“京片子”。即使故事曲折，她的语调也总是轻松，时常伴有笑声。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琳达从专业院校毕业后就获得了一份外人看来稳定且令人羡慕的狱警工作。然而，这份工作单调、枯燥，环境也十分压抑。“感觉自己也被关了起来，”她回忆说，“同事们聊天时感叹：‘别人是有期徒刑，咱们是无期徒刑。’”

她从小性格内向，在这种环境中更感格格不入。当她看到身边有人 走出国门，去往更广阔的世界 时，内心无比羡慕。“那时，我心中就埋下‘出国梦’的种子。”

个人生活中的一次波折，让她受到了单位的处分，也让她更坚定了改变现状的决心。

“是他将我带出中国，改变了我后半生”

90年代初， 琳达抓住了停薪留职的机会 ，投身商海。她开过“黑车”，也承包过饭店。为了生意，她不得不周旋于各路人士之间，曾经那个腼腆的女孩， 逐渐变得干练而善于交际 。

但生意场上的迎来送往和复杂人情，让她感到疲惫。琳达说，她知道经营饭店并非长久之计。35岁那年，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她心中的“出国梦”再次燃起。

（AI配图）

1999年初，琳达通过国际婚恋网站结识了澳洲公民伊恩。2000年，伊恩将她带到悉尼完婚。“我在内心深处感谢我的前夫，是他将我带出中国，改变了我后半生。”

琳达2003年拿到“绿卡”，2005年入澳籍。

“挣钱养活自己，偷偷干几年赶紧收手”

婚后生活并非坦途。丈夫伊恩是一家矿业公司的工程师，工作在矿区，一走就是两个月。“结婚才10几天，就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只留给我60澳元。”琳达独自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生活拮据。

为了生计，她做过保姆和洗碗工，工作很累，收入也不高。在一位华人老板的建议下，她最终决定进入按摩院，尝试提供性服务。

她至今还记得第一次面对客人时的紧张。“我紧张得搓着两只手，两条腿不停地打颤。 在那时的观念中，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琳达说，当初就想着挣钱养活自己，偷偷干几年赶紧收手，绝不能让丈夫知道。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看法彻底改变了 。“我逐渐理解了性工作者，并 从骨子里深深地爱上了我的职业。

（AI配图）

琳达说，“我的客人中有失去老伴的、有妻子重病的、也有找不到伴侣的。我为他们提供慰藉，给他们带来快乐。我很喜欢人们叫我‘Comfy Lady’，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赞美。”

“我有政府签发的营业执照，每年向政府缴税，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不偷不抢，有什么错呢？”琳达认为，澳洲将性工作合法化，是法律人性化的体现。

“我想再干二三十年，直到干不动为止。”

一晃20多年，琳达在澳洲买了4套房子。两套给了第二任丈夫，一套曾给母亲和妹妹居住。她的母亲如今在中国因脑溢血瘫痪在床，需要24小时照料，母亲和妹妹都由她供养。

剩下的一套小楼，则是琳达的生活和工作场所。这栋小楼由意大利人设计，四季鲜花环绕。客厅里总是备有酒饮、巧克力、薯片和干果，供客人享用。

琳达的广告网页上，起始价格50澳元，每小时收费100澳元。“有人劝我涨价，我说涨什么呀，很多客人都是我的朋友，怎么忍心多收朋友钱？”

她的客人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也从年龄最小的18岁，到最大的96岁。“他们只要来堪培拉见过我一次，以后大多会再来。久而久之，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很多人叫我‘Number One’，这就是‘第一妓女’这个称号的来历。”

如今65岁的她，依然神采奕奕。琳达说：“当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叫我‘baby’时，我感到自己仿佛也回到了那个年纪。我想再干二三十年，直到干不动为止。”

“我有一万个男朋友，一千个丈夫”

尽管有着多年的从业经历，但琳达依然坚信：“爱是情感需求，是两个人在生活中的协调和共鸣。”

琳达在他的客人中，遇到了爱——年长她5岁的皮特。皮特一生未婚，他体贴地照顾琳达的生活，并全力支持她的工作与写作。更重要的是，两人都热爱读书和艺术，精神世界高度契合。“书把我们两个人的心连在了一起。”

“曾有几十个男人说要和我结婚，但我知道，他们出门就会把我忘了。”琳达说，皮特不一样，“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我，他把有我这样的女朋友当作他的荣耀。”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我有一万个男朋友，一千个丈夫。”琳达笑着说。

（AI配图）

对她而言，许多客人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交易关系。

一位96岁的老客人，认识她超过20年，总说“你使我感到年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来见琳达，说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有一个50多岁的客人,专程从墨尔本飞到堪培拉，在琳达家里待了3小时，向她倾诉一段难以释怀的爱情。

有一个来自香港的客人，和琳达相识十几年。有天打来电话，告知确诊了肺癌，心生恐惧想和她聊天。后来听说他不久便离世了。琳达说，每当想起他，都感到很难过。

有朋友对她说：“你不只是性工作者，还是心理医生。”琳达也觉得，客人在她面前，不仅身体是赤裸的，灵魂也卸下了面具和伪装。

琳达爱讲笑话，开玩笑，常常和客人一起捧腹大笑。有时她和客人因为某个观点争执，过几天又笑脸相对，相谈甚欢，“就像两个孩子”。

“我会尽己所能去抚慰那些受到挫折的男人的心，给那些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男人送去心灵慰藉，让他们带着美好的记忆离开这世界。我还曾经挽救过对生活绝望、差点走上自杀之路的生命。”

琳达说，许多客人把她当成精神寄托，而她也已经离不开他们。

“最大的梦想是诺奖，想把故事搬上银幕”

在皮特的鼓励下，琳达将自己从小对写作的热爱付诸实践。

“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工作一天下来，我可以彻夜不眠地写作。写到悲伤之处，我会失声痛哭；写到高兴时，我会放声大笑，手舞足蹈。”琳达说她不会用电脑打字，所有作品都手写在稿纸上，《上帝女神》完稿后约100万字。

这部作品的中文版已出版，英文版更名为《The Number One Prostitute》（第一妓女）后，

首册先后于2016年和2023年由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和一家澳洲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为与美国版区分，澳洲版更名为《无性不活（No Sex No Life）》）。两家出版公司都在亚马逊上架此书，并在多个国家销售。

澳洲作家协会还建议她以此书申请文学奖项，包括堪培拉市长文学奖和澳洲总理文学奖。

如今，她又完成了记录自己第二部作品《追梦》。记述她在中国的成长故事和感情经历。《追梦》的中文版第一册已经出版，英文本也即将发行。

“我最大的梦想，是希望我的书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还希望我的故事能被搬上好莱坞的银幕。”琳达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并勇敢地追逐梦想。”

琳达的经历，充满了戏剧化的张力。

透过戏剧化的人生表象，越过常见的评判标准，我们会触及有关自由、道德、爱等问题，并且每个人都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

有人或许会觉得她的职业无法接受，但也有人能从中看到超越交易的悲悯与温情。正如琳达所说，她想把从客人那里听到很多笑话写在书里，想讲给全世界听。这些笑话，有些让人笑过之后却是心酸。

人正是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幸好大多数人，都憎恶冷漠、伪善与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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