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逝世："非理性繁荣"是一个时代的墓志铭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于6月22日在家中因帕金森病并发症去世，享年100岁。“Irrational exuberance（非理性繁荣）”不仅是格林斯潘留给世界的一个词汇，更是他整个政策生涯中最具讽刺意味的缩影。

1996年12月，格林斯潘在华盛顿的一场晚宴上首次抛出“非理性繁荣”这个词，试图警告当时股市的估值过高。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句警告不仅没有让市场降温，反而被华尔街解读为“央行行长在关注市场，但暂时不会加息”。随后，美股在格林斯潘的任期内继续狂飙突进，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非理性繁荣”。他亲手点燃了自己口中警告过的烈火，最终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烧毁了无数人的财富。

“非理性繁荣”这个词事实上还暴露了格林斯潘在言行上的严重割裂。他虽然口头上表达了对市场狂热的担忧，但在实际操作中，他的货币政策却一直在为这种狂热“添柴加火”。他过于迷信市场参与者的理性，认为即便存在泡沫，央行也不应主动去刺破它。这种“只说不做”的态度，让“非理性繁荣”从一句善意的提醒，变成了对华尔街投机资本的变相纵容。

今天回头看，格林斯潘之过，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货币政策失误：长期低利率催生资产泡沫。格林斯潘最受诟病的一点，就是其长期维持过低的利率政策。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及“9·11”事件后，他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但此举导致市场流动性严重过剩。

批评者指出，美联储的利率长期低于合理的中性水平，直接催生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面对房价的疯狂飙升，格林斯潘甚至在2005年公开坚称“美国房价未见泡沫”，这种对风险的严重误判和反应迟缓，为后来的次贷危机埋下了致命隐患。

其次是监管放任自流：纵容金融衍生品野蛮生长。作为坚定的自由市场信徒，格林斯潘极力主张“市场自律优于政府干预”。他在任内坚决反对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甚至在1998年施压国会冻结相关监管权，放任场外衍生品交易无序扩张。这些被巴菲特警告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的衍生品，在缺乏监管的环境下急剧放大了金融体系的杠杆与系统性风险。

此外，他支持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桉（Glass-Steagall Act）》，允许商业银行与投行溷业经营，彻底打破了金融防火墙，导致华尔街投机行为泛滥。

其三，必须要看到，格林斯潘在危机处理上的“前后不一”加剧了市场的道德风险。他奉行所谓的“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即在资产价格下跌、市场低迷时迅速降息救市，但在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时却坐视不管。这种“赢了归自己，输了有央行兜底”的预期，使得金融机构在逐利驱动下肆无忌惮地承担高风险。而在2008年危机全面爆发时，他不仅未能有效预防，甚至在救助雷曼兄弟等关键节点上态度摇摆，其不一致的干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恐慌。

其四，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格林斯潘及其领导的美联储的应对操作，不仅暴露了美国作为全球金融霸主的傲慢与自私，更是“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典型。亚洲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天灾，而是国际资本，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华尔街资本精心策划的“金融狩猎”。格林斯潘在此前长期维持强势美元和高利率政策，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当亚洲国家因资本外逃、货币暴跌而陷入绝境时，美联储不仅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流动性救助，反而利用美元霸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收购亚洲国家的优质核心资产。这种操作就是美国利用金融霸权对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的“财富收割”和“剪羊毛”。

格林斯潘是最典型的美国政治人物——是的，在美国连经济学家都如此意识形态，真的以为资本主义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结果是市场一而再再而三的连续颠覆他们的想像。如今，当我们再次提起“非理性繁荣”，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而是格林斯潘时代的一个符号。它提醒着后人：当一位掌握着全球金融命脉的央行行长，用一种近乎文学化的修辞来描述一场即将吞噬世界的危机时，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非理性繁荣”是格林斯潘的记忆，也是他的墓志铭。它记录了人类在面对贪婪时是如何丧失理智的，也记录了一位美国前联储局主席如何在傲慢与教条中，亲手将全球经济推向深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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