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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何畏扬名的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造成了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随后又与红二方面军）的矛盾，双方将领产生了许多历史恩怨，何畏由此走上了他的人生歧路。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何畏也被视为张国焘的心腹大将。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政策，当时张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回到红四方面军的驻地理县后，张国焘却马上召集总政委陈昌浩、红九军军长何畏、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等开会，之后又立即致电中央，表示反对中央的决定，试图阻挠红军北上发展，并大搞分裂活动，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且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企图由他自己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和中央总书记。29日，在两河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咄咄逼人的张国焘成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成为军委委员。随后，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开始北进，而张国焘执意延宕行动，还在芦花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要求提拔新干部以充实军委。当时周恩来为顾全大局，辞去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张国焘接任，陈昌浩则进入军委常委之列。不久，因形势发生变化，松潘战役撤销，红军拟经草地北上，长征中已会师的两军重新组队分头行动，这就是左路军、右路军。其中，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行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右路军行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不久后在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周纯全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由陈昌浩担任，副主任为周纯全。 在随后的变局中，何畏扮演了十分恶劣的角色——长征途中，与余天云一起，用枪威逼朱德总司令“让贤”给张国焘。 原来，何畏由于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更由于深得张国焘器重，逐渐变得专横跋扈。在部队中，何畏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引起不少人的意见，但因为张国焘很赏识他，众人拿他没办法，这就形成了他的不可一世之势。何畏性格非常强悍，后来到达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曾描述：（何畏）性格倔强，脾气古怪，“夏天常见他身穿皮袍，冬天则穿短衣短裤，赤脚在冰天雪地里跑来跑去”。他在部队中常用棍棒打人，如此前红九军一次战斗失利，他迁怒于作战科长周希汉，周不服气，同他顶撞起来，何畏大怒，立即嚷道：“老子毙了你！”随即拔出手枪，胡乱连发了5枪……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在红四方面军盛行的“军阀主义”习气，从张国焘到何畏、余天云，莫不如此。 何畏、余天云威逼朱德总司令的事件，具体情形不详，据说事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极为重视，并对何、余进行了严厉批评。也许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当时没给什么处分；相反，中央甚至作出了极大让步，将一些重要职务任命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何畏除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外，还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委。 关于何畏的性格，还有这样一段传闻。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围绕着北上或南下的问题，中央领导人与张国焘等争吵不休，随后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联席会议上，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何畏怒不可遏，竟突然掏出手枪，指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坐在他右边的徐向前见势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并奋力向上举起，于是，一串“哒哒哒”的枪声鸣起，震落了天花板上的积尘，也使整个屋子弥漫在浓厚的火药味中。 何畏这一次开枪，好在如同那次对周希汉一样，是发泄似的胡乱打枪，没有瞄准目标。散会后，几个警卫员匆忙跑进会议室，只见从墙上到天花板，不规则地散布着十余个黑洞洞的弹孔。当时，神色严肃的徐向前缴了何畏的手枪，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是一次例外，有意见可以争论，但中央的决定还是要坚决执行。”何畏的这一番莽撞举动，可谓红军长征途中相当危险也相当惊心动魄的枪声。 两军打乱重新组队分头行动后，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白热化，特别是9月的“密电”事件（关于此案的真相，现在争议颇大，兹不赘述——笔者注），使得毛泽东和中央迅速脱离右路军，率原红一方面军部队北上，而左路军仍裹挟着朱德等原红一方面军人员。至四川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之时，双方已形同破裂：毛泽东等已另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直至胜利抵达陕北，张国焘则在四川卓木碉悍然另立三大机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此时，红军及中国革命可谓危机重重，而何畏所起的作用至为恶劣。1935年8月7日，陈昌浩派人请来总书记张闻天，试图说服他接受张国焘的主张，即希望由张闻天出面，以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威命令毛泽东、周恩来等挥师南下，张闻天理所当然地表示了拒绝。在场的何畏大怒，拍着桌子对张闻天大吼：“你像个什么总书记，我看你简直像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除了惊心动魄的枪声，何畏再次“贡献”了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吼声。设想此后种种变故，譬如何畏，又譬如张闻天，回首这一幕时，将作何感想？ 毛泽东和中央突然决断离队北上之际，正是9月10日凌晨3时许，毛、周亲笔署名命令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随即，红军大学师生全部出发，唯独校长何畏接到命令，迅速跑到陈昌浩那里汇报：“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回答：“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在随后的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军部分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上，陈昌浩又问道：“他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当时何畏和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力主派部队尾追，只有徐向前坚决反对。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一些与会的将领也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陈昌浩见状，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就这样，避免了红军的一场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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