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字母K带来了人们的恐惧。

这是一种所有人共享的恐惧：社会总体经济增长，毫不影响自己的贫困。K，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K型社会中，不同阶层被分成K字母的上下两端，具有彻底不同的走向，下端也失去向上的机会。

一边，人工智能投资、芯片公司利润、股市和高端消费不断创造纪录；另一边，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的工作、生活从未随之变好。甚至，随着K型社会的形成，原本向上攀爬的中产，还在不停跌落。

K型社会，正带来一种新的全球性恐慌。K的最危险后果逐渐显露：技术狂飙突进时代里，中产阶层坍塌。

噩兆

如果K型社会是一个尚未实现的恶兆，那它最先出现在印度人民的噩梦中。

K的上端由一场盛会开幕。2026年2月，全球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在新德里举行。峰会的主题是“众生福祉，万物欢喜”。

这是印度分享新一轮技术革命财富的庆典。科技公司为印度许诺了数百亿美元的AI和云计算投资。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公司高管和投资者涌入这座城市，等待一个由AI带来的繁荣未来。峰会期间，泰姬宫酒店一间平日约2200美元的套房，一度被挂牌至3.3万美元。

庆典的结尾，印度总理莫迪笑容满面，将手举过头顶以庆祝，其他人纷纷效仿。一旁的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和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也举起拳头。

但印度的AI产业，恰恰带来了割裂的K型社会征兆。2025-2026财年的前九个月，印度前五大IT公司合计仅净增了仅17名员工。与此同时，印度每年新增约150万名工程专业毕业生，15到25岁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飙升至40%。K型下端，印度人民经历着收窄的岗位和停滞的收入。

原本连接贫富的中间地带，在K型社会中收窄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印度凭借“英语好、人便宜、能熬夜”这三大优势，通过“外包模式”获取大量欧美企业的工作机会。TCS、Infosys等IT服务公司迅速发展。对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年轻人来说，靠写代码进入跨国公司、获得稳定收入，甚至移民欧美。但现在，更廉价高效的AI取代了大量印度IT工程师。

巨额投资与裁员失业，两种现实同时发生，就像字母K的两条手臂，互不交叉 ，朝相反方向延伸。

电影《雪国列车》中的极端想象，正在变成“K型社会”的现实。一场灾难过后，幸存的人类挤在一列永不停歇的火车上。车头的人住在宽敞明亮的车厢里，享用牛排、美酒和娱乐；车尾的人挤在肮脏拥堵的空间，依靠蟑螂糕维持生存。人们虽然生活在同一列车上，共享科技向前狂奔的势头，却被分配到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K型社会之前，印度的分化已经格外严峻，贫富折叠在一个国家。孟买的富人区是泳池、别墅，不远处聚集着印度的贫民窟，里面是大大小小的公用洗衣池，随地可见的粪便垃圾，错乱纵横的晾衣杆和衣物。

图丨印度孟买，商业建筑群旁是渔民聚居区 图丨印度孟买，商业建筑群旁是渔民聚居区

尽管如此，普通人依旧在被K型社会推向更极端的境地。2024年，印度班加罗尔郊外拟建设一座AI数据中心，项目获批每日使用650 千升淡水，相当于5000人一年的生活用水。在同一片区域，居民需要限制用水，为越来越昂贵的水罐车付费；数据中心却仍在获得全天候供水的政策承诺。属于K下端的生存资源，能被K的上端轻易掠夺。

印度只是K型社会降临的第一站。在全球其他区域，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日渐清晰、AI产业飞速发展……种种因素下，K型社会像是扩散的癌，引起越来越普遍的警觉。它正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性恐慌。

分化

对K型社会的警觉，自疫情后便已产生。人们发现疫情后的怪异现象：经济随着疫情结束而逐渐复苏，社会总体经济数据持续增长，但大部分人的体感却是经济停滞、生活坠落。

在2020年的美国，美联储推出不限量资产购买计划，一边是华尔街狂欢，股票由跌转升，创出了历史新高。另一边是普通街道萧条，无数的小餐馆、杂货店等因封锁而倒闭。

2020年，美国经济学家彼得・阿特沃特 (Peter Atwater)不断撰文推广这种名为“K型经济”的现象。“顶层群体获得更多生活确定性与掌控感，而底层民众的不确定性与无力感与日俱增”，他认为“K型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底层人的信心遭到冲击，“当下的美国，少数人感觉自己坚不可摧，而周遭的绝望之海却在不断扩张。”

这一概念像“绝望之海”的波浪一样，迅速引起大众的共鸣。美国论坛reddit上，一位用户说，“K型经济模式带来的极其真实且令人悲哀的后果是，企业会竭尽所能地从前10%的消费者身上榨取一切，而彻底放弃后90%的消费者。”2021年1月，《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也就K形经济发出警告：“上层的人在享受盖茨比风格的繁荣，但大多数人正在受苦。”

疫情结束之后，K型经济在世界各地燃起星星之火。K型社会的噩梦也由印度逐渐蔓延至其他国家，并呈现出新特征。

今年6月底，韩国由于人工智能对存储芯片急剧增加的需求，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的股价年内分别上涨179%和307%。两家公司突然跃升为韩国资本市场最耀眼的明星。

韩国的K型社会出现了“新上升阶层”。在韩国的婚恋市场上，三星和SK海力士的员工正在成为“A+对象”。过去，这一等级通常属于医生、律师和富裕家庭的子女。

2026年，三星部分存储芯片员工预计可以获得约41.6万美元的总奖金，约合人民币300万元。这笔奖金接近韩国普通劳动者平均年薪的14倍。

图丨2026年5月26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突破8000点大关

K型社会的分化无处不在。即使三集团内部，在区别于存储芯片部门的高额奖金，三星的代工部门、手机、电视和家电部门员工只能获得小得多的奖金。

更多人被分化得更低。三星和SK海力士背后，大量零部件供应商、外包企业和基层劳动者，只能垂涎得不到的奖金。

差异如此瞩目，引起韩国政府的警惕。韩国劳动部长金荣训曾提醒，仅三星就有约1700家供应商，地方社区还为芯片工厂提供土地、水和电力。如果AI带来的超额利润只停留在大企业内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工资和福利差距，只会进一步扩大。

在韩国的资本市场，K型分化的表现更加肆意。资本市场的波动往往会放大财富差距，使“上臂”与“下臂”的距离进一步拉开。

2026年，韩国个人投资者大量涌入三星、SK海力士以及与它们相关的杠杆基金。人们借钱放大投资，希望赶上AI创造财富的速度。上涨时，杠杆让他们更快接近K的上臂；下跌时，它也让人更快坠落。

7月底，韩国股市连续两日重挫。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第一天下跌近11%，第二天盘中一度再跌12.6%。大量使用借款和杠杆产品的个人投资者遭遇亏损，一些人的持仓被券商强制平仓。几周前仍然象征财富自由的芯片股票，突然变成逼迫他们离场的力量。

当市场下跌时，拥有更多现金、信息和分散投资能力的人，可以继续等待，甚至趁低价买入；依靠工资和有限积蓄投资的人，却更容易因为贷款、生活支出和恐慌被迫卖出。

在韩国之外，更多国家同样出现了K型社会加深的症状。

在美国，据穆迪分析公司估算，2025年第二季度，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贡献了近一半的消费支出；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比例约为40%。更多依靠工资生活的人，则在食品、住房和债务压力下削减开支。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同样显示，最富有的20%家庭拥有全国65.5%的净资产，底部40%家庭合计只拥有3.1%。2025年第三季度，加拿大全国家庭净资产同比增长5.5%，主要来自股市推动的金融资产升值。但同一轮资产上涨中，富有家庭的财富增长6.3%，底部家庭只有2.2%。收益流向原本持有更多资产的人。

自保

K来了、K伸展，上下两端的贫富差距拉大。宏观经济仍然向前，中间阶层却在两种相反的力量中被不断抽空。

早在经合组织2019年基于欧美日韩等国家的家庭收入面板数据调查中，平均每七个中产家庭中，就有一个会在四年内跌入收入最低的20%；在中产的下半部分，这一比例达到五分之一。

中产阶级对社会真正的作用，是连接劳动与回报、个人努力与社会秩序。中产阶级的消失，最先伤害的是经济。2024年，印度尼西亚的中产与准中产占总人口的66.35%，却贡献了全国81.49%的家庭消费。真正支撑日常消费的，不是少数富人的豪宅、跑车和奢侈品，而是数量庞大的普通家庭反复购买的食物、衣服、家电和服务。

中产一旦收缩，整个消费市场都会失去底座。2025年，《金融时报》报道，必胜客在印度尼西亚的特许经营商决定关闭20家门店并裁员。公司负责人说，印度尼西亚中产正在变得更加谨慎。失去工资的人又不得不继续收缩消费，更多家庭因此跌出中间位置。阶层下坠形成了一个自我加速的循环。

中产阶级对社会真正的作用，是连接劳动与回报、个人努力与社会秩序。随着中产的消失，政府的信任度受挫。经合组织2025年的跨国调查发现，在不担忧家庭经济前景的人中，53%信任本国政府；在担忧未来收入与生活的人中，这一比例只有35%，相差18个百分点。经济不安全并不只让人减少消费，也会改变人们对整个社会的判断。

人们真正担心的，是K型分化抵达极端以后，社会将失去能够连接所有人的共同秩序。

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赡养人类》，把这种未来推到了尽头。来自“第一地球”的人准备占领人类所在的星球，把所有人赶进一片保留地，并按照当时地球上最贫穷者的生活水平，向全人类配给物资。

于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开始争着把钱送给穷人。他们突然发现，最贫困者的处境不再只是穷人的问题，而将决定所有人未来能够吃什么、住在哪里。

故事结尾，外来文明即将接管地球，原有的财产秩序随之失效。富人们把百元钞票垫在银盆下，用来烧水煮方便面。烧到135万元时，水开了。

恐慌中的人们，并非没有试图阻止K型分化继续扩大。欧洲通过“适足最低工资指令”，要求成员国改善最低工资保护；新加坡为40岁以上的新加坡公民支付转行培训费用；在美国，一些州甚至从孩子出生时便替家庭投资“婴儿债券”，希望他们成年后至少拥有第一笔可以买房、读书或创业的资产。

K的下端同样竭力自保。2026年，韩国的三星工会以罢工相威胁，最终促成公司拿出半导体部门10.5%的营业利润建立股票奖金池。韩国劳动部长随后呼吁三星、SK海力士把AI超额利润进一步分享给供应商、外包工人和地方社区。

图丨7月8日上午，全国三星电子工人联合会总罢工决议集会现场

这些努力也暴露了困难。多数政策只是在K的下端铺设安全网。真正能够改变分化的，是让普通人重新获得稳定工资、谈判权和能够增长的资产，把技术创造的利润从K的上端分回来。

目前，K型社会也已进入中国宏观讨论。7 月 11 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举办了题为“本轮经济K型分化的本质与治理策略”的在线研讨会。有部分人认为，中国现在也正处于宏观经济总体承压下的K型分化，主导当下、体量相对较大的部分领域在向下探底。经济学家李稻葵则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K型分化，而是整体偏冷”。

人们关注AI产业等新的高速增长点，能否带动遇冷的实体经济和传统产业。在同场论坛中，经济学家杨瑞龙和陆挺等人提出治理建议，包括让AI赋能传统产业、改善民营企业融资和竞争环境，避免资本过度集中于少数科技行业等。

大批中产已在K型社会的噩梦中被颠覆。IT工程师雷迪，是在AI推动的岗位调整中失去稳定位置的印度中产之一。在他日渐滑落的生活尽头，他留下遗书，说自己深陷痛苦，失业问题让他烦忧。

过去，雷迪曾在美国从事IT工作，年薪约8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57万元。他和妻子在那里买了房，又在印度特伦甘纳邦为家人建起另一套房子。跨国工作、稳定收入和两处房产，曾经构成了一个标准的中产生活：当下有所积累，未来也有清楚的方向。

滑落始于2025年的全球科技裁员潮。雷迪失去了美国的工作，被迫返回印度。此后近一年，他一直没能重新找到稳定职位。2025年8月，他和妻子沙齐亚搬到班加罗尔生活。失业逐渐从职业问题，变成频繁的家庭争执。

3月31日，结束夜班的沙齐亚回到家，发现房门从里面反锁。保安破门后，雷迪已悬在绳上，留下有关失业的遗书。不久后，作为雷迪的妻子，沙齐亚也走上公寓高层，从17楼跳下。

雷迪和妻子经历了中产最剧烈的滑落。就算体面的美国工作被辞，他们没有失去财产、知识、体力；他们失去的只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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