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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数量不过400家上下,到2024年底已经超过2000家,4年翻了5倍。这座东南亚小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为中国高净值人群安置财富的热门目的地。“亚洲瑞士”的称号,一度是新加坡对外展示的招牌。 然而,如今的风向正在变化。从2026年初至今,关于中国富人“撤离新加坡”的讨论,已经成了亚太金融圈子里绕不开的话题。舆论场上众说纷纭,有的说这是监管收紧的结果,有的说这是中国资本外流被刹停的信号,还有人把它解读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延伸。各种说法交织在一起,真相往往比叙事本身复杂得多。
为什么新加坡之前能吸引中国富人?因为新加坡不征收资本利得税,也没有遗产税,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长期维持在17%。对于把资产保值增值和跨代传承视为头等大事的财富家族而言,这样的税制安排几乎自带吸引力。更关键的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为家族办公室设计了税务豁免计划,只要满足一定资产门槛,符合条件的基金投资收入即可免缴所得税。 除了税制优惠之外,与中国内地保持一定距离、政治环境相对平稳、法治框架清晰可预期,这几点叠加起来,使得新加坡在部分中国企业家眼中,成了“既离家不远、又能规避风险”的财富落点。在2019年香港遭遇了社会动荡之后,这种“替代选项”的心理就更加明显了。 另外还有身份通道的打通。设立家办可以顺带申请工作准证,进而通向永久居留,新加坡事实上提供了一套“资产配置+家族治理+居住身份”的打包方案。对许多中国家庭来说,这个诱惑很难拒绝。 于是乎,2020年到2024年间,新加坡的家办数量开始快速增长,其中来自中国背景的客户,被业界视为最核心的增量来源。有数据显示,在亚太离岸资产中,中国内地资金的占比一度达到36%。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转折说到就到。今年5月,中国监管部门出手,限制境内投资者通过海外券商平台进行境外股票交易。7月,离岸信托税收规则迎来一轮系统性改革,对于在非中国司法辖区设立的信托结构,征税口径变得更加严密,未实现收益的税务处理、信托资产的估值方式,都有了新的要求。 这些举措的目的很清楚,即规范资本跨境流动,遏制非法资产外移,堵住税基流失的漏洞。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这无可厚非。但对于依赖中国资金的新加坡财富管理行业来说,冲击是实在的。
与此同时,新加坡自身的一些因素也在推波助澜。2023年8月,新加坡破获了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洗钱案,涉案金额约30亿新元,资金来自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10名嫌犯最终全部定罪并被驱逐出境。 更令新加坡政府尴尬的是,调查发现6个与洗钱团伙有关联的家族办公室不仅被用来清洗非法资金,还享受了税收优惠。此案之后,新加坡监管姿态从“欢迎资本”转向“严审资本”。家办审批周期从过去的数月拉长到1年以上,银行开户等待时间一度从几周延长到6周甚至更久。与此同时,合规审查的深度也在增加,部分申请人觉得,隐私的边界被推得太远。这让他们对是否继续在新加坡设点产生了犹豫。 一边是中国监管在收紧,另一边是新加坡自己的门槛也在提高。两头夹击之下,不少原本打算在新加坡设点的中国客户开始观望,有的推迟了计划,有的转而评估其他地点。 这些客户转去了哪里?这轮变化中,香港被频繁地推到了台前。根据行业机构统计,在2023年至2025年间,香港新设立的单一家办数量已经超过了新加坡。到2025年底,香港家办总数已超过3300家,明显多于新加坡的2000余家。专业机构的报告还估算,在2025年至2040年间,香港可转移的跨境财富规模约为1800亿美元,而新加坡的对应数字只有670亿。 然而,新加坡和香港之间的竞争只是表面现象。真正影响这场财富流向的,其实还是中美博弈的持续发酵。 一方面,贸易摩擦和科技战制造的全球不确定性,使大量资本产生了强烈的避险需求。新加坡凭借其相对中立的地位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一度被视为资金的“安全岛”。有迹象显示,受关税冲击影响,部分亚洲富豪开始减持美元资产,转而将资金配置到新加坡等地。从这个角度看,地缘博弈反倒一度抬高了新加坡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随着中美技术体系逐步脱钩,新加坡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空间正在被压缩。它一方面需要维护与中国经济往来的现实利益,另一方面又难以回避来自美国的选边压力。有学者已经提醒,如果新加坡在芯片管控等议题上配合美方过度,反而可能触及其“中立”根基,给自己带来难以预料的监管风险。 因此,中国富人的财富往哪里走,不只看新加坡和香港各自的条件,还要看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如何变化。 中国收紧离岸信托规则、规范跨境资本流动,本质上是完善国内税制、加强金融治理的举措,出发点在于防止税基流失和非法资金外移,而不是针对特定群体。把这种正常监管曲解为“打压”“围堵”,既有失偏颇,也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居民境外合法投资和资产配置的需求从未被否定,规范与引导才是相关政策的底色。
也正因如此,中国富人的财富安排未必只有一个“往外走”的选项。据相关报告,2024至2026年间,中国内地仍是全球高净值人群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境内家族信托、慈善信托等产品也在持续丰富,国内财富管理行业同样在扩容。 至于那些仍然选择境外配置的部分,才是新加坡和香港真正争夺的对象。中国资本向外配置是大势所趋,轮不到新加坡和香港来决定。它们能争的,只是这些资本最终选择在哪个市场落脚。长期来看,决定财富流向的,不是谁的声音更大,而是谁的规则更透明、制度更稳定、治理更成熟。谁能在这三点上长期守住底线,谁才能真正赢得资本的信任。 文 | 刘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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