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努尔是一名艺术家，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自从做护士的丈夫被以色列拘押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

2025年2月，在加沙北部的拜特拉希亚，联合国妇女署的摄影师拍下了努尔站在自家废墟中的照片。战争摧毁了她的房屋，她带着孩子流离失所。谈起丈夫失踪后的生活，她说，自己有时会突然崩溃大哭，有时会陷入沉思，甚至无法回应孩子的呼唤。

一年多后，2026年10月9日，联合国妇女署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再次讲述了努尔的故事。此时，加沙停火满一年，但巴勒斯坦平民被以色列拘押并遭受严酷虐待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过去三年，有关以色列监狱和拘押设施中对巴勒斯坦人施以酷刑、性暴力等行为的严重指控层出不穷，多起拘押期间死亡事件也引发国际关注。尽管联合国和人权组织多次开展调查、呼吁追究责任，外部独立探视与监督仍受到限制，严重侵权行为能否得到有效调查和惩处，始终存疑。

2025年，以色列监狱25日释放了200名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图为获释的巴勒斯坦人/新华社发

与此同时，加沙停火后续安排至今仍陷于僵局，当地很多地方仍是一片废墟。

停火一周年当天，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仍在继续。据媒体报道，至少7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8岁女孩。以军称袭击目标为武装人员，但现场目击者表示，有一次袭击击中了居民和行人聚集的地点。

加沙的重建，不只是清理废墟。战争中反人类的行为能否得到调查，失去自由、遭到虐待和杀害的人能否讨回公道，遇难者的家属能否得知真相，同样关系着这个社会能否从战争中恢复。

难以抵达的正义

2024年10月，加沙医生哈桑·穆凯耶德（Hassan Almukayed）被以色列军方拘押。此后，他的妻子纳迪娅独自照顾三个孩子。2026年7月，半岛电视台报道了这个家庭的遭遇。当时，哈桑仍被关押，尚未受到正式刑事指控。

纳迪娅只能通过律师与丈夫保持有限的联系。2025年10月的停火协议促成了一轮被扣押人员交换，与哈桑一同被捕的兄弟马哈茂德获释，他本人却没能回来。

战争期间，被以色列军方拘押的巴勒斯坦人，远不止涉嫌参与武装活动的人员。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2024年7月发布的调查报告记录了医生、护士、记者、人权工作者、医院患者、联合国工作人员，以及妇女和儿童被拘押的情况。其中一些人在医院、学校和居民楼中被带走，另一些人则在逃难途中经过检查站时遭到拘押。此外，至少40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工作人员曾被拘押。

2023年10月至2025年9月，加沙地带共有543名援助工作者遇害，其中包括373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及团队成员、112名非政府组织援助人员、54名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4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来源：联合国

更难以想象的，是这些人被拘禁期间的遭遇。

2024年8月，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发表《欢迎来到地狱》（Welcome to Hell）报告，收录了55名获释巴勒斯坦人的证词，其中21人来自加沙。受访者讲述了拘押期间遭受殴打、羞辱、睡眠剥夺等经历，部分人还称曾遭受性暴力。

一年多后，情况并未得到改善。2026年1月，B'Tselem发布后续报告《活地狱》（Living Hell），新增21名近期获释者的证词。报告指出，虐待仍在发生，且并非个别看守人员的失控行为，而是具有制度性特征。

2026年1月，B'Tselem发布的后续调查《活地狱》（Living Hell）

41岁的巴勒斯坦男子塔默·卡尔穆特（Tamer Qarmut）是新报告中的受访者之一。他来自加沙北部拜特拉希亚，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他曾先后被关押在斯代泰曼军事拘押设施和内盖夫监狱。

卡尔穆特说，士兵曾殴打他，并威胁对他的妻子实施性暴力。在斯代泰曼，一名士兵用木棍插入他的肛门对他实施强奸，随后又强迫他舔这根木棍。他回忆，自己当时感到剧烈疼痛和屈辱。后来接受医疗检查时，他试图告诉医生自己遭到强奸，但医生打断了他，并让士兵将他带走。

还有一些人再也没能走出拘押设施。

2025年11月，以色列人权医生组织（PHRI）公布调查报告，记录了2023年10月至2025年8月底至少94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拘押期间死亡。B'Tselem在《活地狱》中则确认，从战争爆发至2025年12月底，至少有84名被拘押者死亡且身份均已核实，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

2025年9月，以色列监狱共关押10863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10465名成年男性、350名未成年人及48名女性；另有3521人被列为行政拘留人员/来源：报告《活地狱》

两家机构的统计口径虽有不同，但都指出，由于拘押设施信息不透明、独立调查受到限制，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

PHRI还指出，家属和律师难以获取医疗记录、尸检报告甚至遗体，加之缺乏独立调查，许多人的真实死因至今无法查明。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残酷的拘押并非都发生在暗处。

2026年8月30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发布了一段在达蒙监狱拍摄的视频。一名巴勒斯坦女性被拘押者向他反映，牢房缺水、没有正常的洗浴条件，也无法获得医疗照护。本-格维尔回应说，以色列监狱是“夏令营”的日子已经结束，强调这一切正是他所为，并表示为将拘押条件降至最低限度感到自豪。

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发布了一段在达蒙监狱拍摄的视频，视频里出现了巴勒斯坦女性

同年2月，本-格维尔还主动发布了一段视察奥弗监狱的视频。画面中，持枪警员将双手反绑的巴勒斯坦被拘押者从牢房带出，迫使他们俯卧在地。

随着获释者证词和调查报告陆续公开，外界逐渐了解到以色列多处拘押设施中发生的严重虐待事件，但对虐待行为的调查和问责始终困难重重。

对加沙民众来说，恢复基本权利保障、追究战争期间的侵权责任、防止暴力再次发生，关系到他们能否真正重新开始生活。而难以忽视的是，在以色列，极端暴力已经趋于日常化和制度化。

机制

2026年9月，以色列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蕾切尔·佐尔执导的纪录片《NAZA》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片名是希伯来语军事术语“附带损害”（nezek agavi）的缩写。影片采访了24名匿名的以色列士兵和情报人员，揭示了加沙战争的另一面。令外界震惊的是，这24人在详细描述如何杀害加沙民众时，语气冷静、技术性十足、不带感情。

10月9日，布朗大学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教授奥默·巴尔托夫在《卫报》撰文，指出影片中许多受访者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极右翼狂热分子，而是出身中上阶层、接受过良好教育、进入精英情报部门的年轻人，一些人甚至有望在退役后进入高科技行业。

巴尔托夫由此想到纳粹德国的官僚和技术人员。他指出，现代大规模暴力不仅依靠直接实施杀戮的人，也离不开组织行动和提供技术支持的人。汉娜·阿伦特在分析纳粹战犯艾希曼时提出的“平庸之恶”，同样涉及个人道德判断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关系：当人们专注于完成各自负责的任务时，便可以不去直面自身行为造成的道德后果。

影片中，一位受访者说，自己参与空袭工作“好玩得要命”（ insanely fun），这带给他一种意义感。受访者们会入侵即将被杀者的手机，比如有人入侵一个12岁女孩的手机，如果女孩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爸爸刚回家”，系统警报就会触发，作为目标人物的父亲和女孩，被一同杀死。有人曾在他入侵的电话中，听到一个女人哭喊，说女儿的遗体在燃烧。

纪录片《NAZA》截图

有人无动于衷，有人懊悔，有人直言这份工作“好玩”。

《NAZA》关注的是加沙空袭，而非拘押设施中的虐待，但它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残酷行为不只出自少数极端分子，而是由大量专业人员参与、依靠制度持续运转的结果，一个社会又该如何认识和阻止这种暴力？

这种暴力在以色列社会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

数十年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持续的冲突，使国家安全成为以色列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核心议题。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这也意味着他们长期生活在权力高度不对等的关系中。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后，以色列社会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对等关系也随之更加固化。

2024年8月，巴尔托夫在《卫报》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写道，愤怒、恐惧，以及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安全的渴望，是他返回以色列后最先感受到的社会情绪。令他不安的，是对巴勒斯坦人苦难的疏离并不局限于极右翼群体。

他引用了与自己相识五十多年的以色列作家泽夫·斯米兰斯基的一段访谈。长期持左翼立场的斯米兰斯基承认加沙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也知道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却坦言，自己的心已经被以色列儿童和人质的命运占据，无力再为加沙儿童悲伤。

2026年10月7日，一名儿童站在加沙城内的临时帐篷营地中/新华社发（里泽克·阿卜杜勒贾瓦德摄）

当这种矛盾心态日益被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安全议题裹挟时，问题便不再只是以色列人是否会同情巴勒斯坦人，还涉及他们如何判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是否正当，以及是否有必要追究本国军人的责任。

2025年11月，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多数犹太裔受访者反对调查涉嫌虐待加沙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军人；65%的受访者还认为，遵守“武器纯洁性”这一军事伦理原则（即避免不必要的杀戮、不伤害无辜者），会妨碍军队完成任务。

2024年7月发生的斯代泰曼拘押设施虐待案，正是反映以色列社会态度的一个例子。

当时，一名巴勒斯坦被拘押者因严重受伤接受治疗，医疗检查发现其肋骨骨折、肺部受损及直肠撕裂。以色列军警随后展开刑事调查，收集了约100份证人陈述及监控录像。2025年2月，五名预备役士兵因涉嫌严重虐待和造成严重身体伤害被起诉。

调查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弹。2024年7月29日，军警前往拘捕涉案士兵时，包括部分议会议员在内的抗议者闯入军事基地。随后，调查录像泄露至媒体，又引发关于检方行为是否合法、证据是否可信的争论。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9日，以色列克法尔尤纳，以色列士兵和警察闯入贝特利德军事基地，与右翼抗议者发生冲突，原因是军方预备役人员涉嫌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后虐待一名被拘留者/图源：视觉中国

一项原本针对巴勒斯坦被拘押者遭受严重伤害而展开的刑事调查，逐渐演变为一场关于国家忠诚的政治风波。

2025年10月，时任军事检察长因涉嫌违规泄露调查材料及掩盖相关行为而辞职。2026年3月12日，新任军事检察长最终决定撤销对五名士兵的起诉。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国家强制机关的监督与追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政治压力？

谁决定着未来

国内追责面临的困难，也使外部监督显得更加重要。然而，即便是国际人道机构，要进入拘押设施，也并非易事。

2026年6月，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政府长期禁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巴勒斯坦被拘押者的政策缺乏法律依据，要求恢复探视。然而，直到9月9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进入一处拘押设施时，仍只能进行技术性考察，并未接触到任何被拘押者。

9月27日，以色列最高法院再次要求政府说明恢复探视的准备情况。截至10月中下旬，仍未见有关常规探视全面恢复的公开确认。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探视虽非刑事调查，却是了解拘押者处境、监督拘押条件的重要途径。当连这样的基本外部监督都难以恢复时，受到伤害的人又该如何获得有效保护？

而在拘押设施之外，类似的权力制约问题，也影响着加沙停火后的重建。

据《华盛顿邮报》2026年10月8日报道，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已经拟定了66个重建项目，并筹集了至少2.8亿美元用于近期工程，包括建设临时住房、清理废墟和修复医院。然而，由于以色列尚未批准国际稳定部队和新培训的巴勒斯坦警察进入加沙，这些项目仍无法启动。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6年9月24日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图为2026年9月22日，人们经过加沙城的一处建筑废墟/图源：新华社

2026年1月成立的加沙行政管理全国委员会，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组成，原计划接管公共服务和市政事务，但直到10月仍滞留开罗，未能进入加沙。负责过渡时期安全事务的国际稳定部队也尚未部署。

以色列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以方才会进一步撤军，并认为这是防止袭击再次发生的安全保障。哈马斯则要求解除武装与撤军分阶段同步推进。2026年7月，和平委员会提出的方案曾获得哈马斯原则性同意，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拒绝了分阶段解除武装的安排。

但重建停滞并非完全源于双方的安全分歧。

随着以色列10月27日议会选举临近，加沙的未来也成为以色列国内政治争论的一部分。9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在电视采访中公开表示，让加沙保持狭小、拥挤和破败，可以促使巴勒斯坦居民寻找离开的途径。他将摧毁当地居民对重建的希望，视为推动所谓“自愿迁移”的手段。

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仍控制着加沙大片土地，居民的通行、物资运输和基础设施修复都受到军事部署与出入限制的制约。谁能进入加沙、哪些地区能够开展工程，也因此成为政治与安全谈判的一部分。

2026年10月5日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拍摄的受损建筑和远处的以色列国旗/图源：新华社

这种控制关系还涉及长期存在的国际法争议。

2024年7月，国际法院在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咨询意见中指出，以色列虽然已在2005年撤出驻加沙地面部队并撤离定居点，但仍对边境、人员和货物流动等关键领域保持控制，因此并未完全免除其依据占领法承担的义务。法院同时强调，巴勒斯坦人民实现自决权不能以占领国设定的条件为前提。

然而，现有的法律原则难以解决现实中的治理难题。

哈马斯的武装活动及其长期统治，使任何由其继续掌控安全事务的安排都难以获得国际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自身则面临政治合法性与治理能力的挑战。外部主导的过渡机制或许能提供资金和安全保障，但必须回答：谁能够代表当地居民，谁有权决定土地和公共资源如何使用，治理机构又应向谁负责？

这些问题至今仍无切实可行的答案。

加沙停火与重建的困境，也暴露出当代国际人道主义体系的深层矛盾。大量平民伤亡和针对被拘押者的虐待行为已被记录，但对相关行为的披露与谴责，并未转化为足以改变局势的政治约束。一些国家在呼吁保护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仍然维持与以色列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合作。

2026年10月5日，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两名巴勒斯坦儿童站在屋顶眺望受损建筑/图源：新华社

这种矛盾不仅关乎国家利益，也涉及人道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位置。向遭受战争伤害的人提供救济，在原则上相对容易获得共识；但当问题转向谁应为伤害负责、谁有权控制土地，以及巴勒斯坦人能否决定自身未来时，分歧便难以回避。

人类学家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曾在《人道主义理性：当下的道德史》（Humanitarian Reason: A Moral History of the Present）中讨论过类似的矛盾：人道主义能够唤起对他人苦难的关注，但这种道德关怀并不会自动消除援助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也可能使造成苦难的政治问题被遮蔽。

在加沙，巴勒斯坦人可以作为需要救助的受害者得到关注，却未必能作为拥有平等权利的政治主体得到承认。对他们苦难的同情，不能替代对其政治权利的保障。

人道主义援助不可或缺，但不应成为国际社会回应这场危机的终点。停火一年，加沙更需要国际社会将保护平民、追究责任和保障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从反复重申的原则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

文中首图为在加沙地带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名巴勒斯坦少年望向废墟，图为新华社发（阿卜杜勒拉赫曼·萨拉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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