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边缘化的法国年轻人，决定掀桌子

2026年10月17日晚，去比利时见朋友的瓦伦汀，乘火车从布鲁日回到法国里尔。火车抵达里尔-佛兰德站的那一刻，他惊恐地发现站外烟雾环绕，叫喊声此起彼伏，催泪瓦斯甚至落进了拥挤的站台。站内火车已全部取消运行，家住里尔市郊的瓦伦汀被困在了这个日均人流量可达70万人的车站。

法国各地的抗议在那个夜晚达到了高潮，里尔是全国骚乱最严重的大都市之一，市中心的麦当劳被纵火焚烧，苹果专卖店被洗劫一空。从里尔-佛兰德站到500米开外的里尔-欧洲站之间成为禁区，被荷枪实弹的警察重重封锁。

“我并不害怕受伤，而是害怕那晚无处可去了。我孤身一人，两个火车站之间好像两个世界。”瓦伦汀回忆，一位里尔大学的朋友前去参加抗议，被围堵在里尔-欧洲站的另一头，他想来接瓦伦汀，只能翻出手机里的他们的合影，骗警察说来接弟弟才被放行。最终，逃离封锁现场的他们被一位老师开车接走。

瓦伦汀是乌拉圭人，9月刚刚来到里尔的一所中学当西班牙语助教。他原本对法国的生活满怀憧憬，没想到一个月内经历了几次大规模抗议，高中和大学停课，公共服务瘫痪。除了教初中生的他，那些被分配至高中的同事至今没有人去学校上过一次课，宵禁开始后，晚上也出不了门了。

这场席卷全法国的危机始于2026年9月中旬开学季的高中生抗议。法国各地的高中生和教师最初因教职工数量短缺、工作量繁重、教学条件恶化而宣布罢课并举行抗议，随后，法国各地工会也宣布加入。尽管时常出现警民对峙，偶尔也有人员受伤，但最严重的情形往往集中在郊区的一些高中，它们通常是受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影响最大的机构。

2026年10月17日，法国巴黎，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玻璃瓶（图：新华社）

寒门子弟的怨气

在10月17日之前，抗议并不像“黑色星期六”那般暴力。一些里尔的高中生每日会像上班一样从各地抵达老城的大广场。他们围成圈，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打球、游戏、杂耍，身后堆满了各种标语：“吃掉那些富人！（Eat the rich）”“我们要学习，不要负债！（On veut étudier, pas s’endetter）”“没有文化就没有未来（Pas de futur sans culture）。”

像以往历次抗议一样，法国之外的观察者很容易联想到法国高福利体系之下“由奢入俭难”的问题，进而觉得抗议者过于矫情。一方面，法国的公共开支确实一路飙升，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债务被推高到近乎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同时，站在学生的角度，摊到每个人身上的教育预算又一路下降，与2017年的水平相比还跌了20%——他们的怨气，很难单纯用所谓“福利养懒汉”或法国学生“娇生惯养”论来解释。

长期以来，顶着优绩主义（méritocratie）帽子的法国教育体系就深受以平等理念之名、行精英主义之实的诟病。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逐渐形成了深厚的共和传统，构建并长期维系着“共和国教育平等”的政治叙事。在共和国家漫长的建构过程中，深入基层的法国教师即是共和主义国民教育的“传教士”。第三共和国初期（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正是一批批心向共和的中小学教师迈入乡村，加速塑造了几代人对共和国的认同，而平等、优绩、政教分离等世俗观念，从那时起就成为了维系共和国的核心价值之一。

然而，精神和形式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获得教育机会的条件相同。

比如本次学生抗议中广受抨击的Parcoursup大学录取平台，也是法式平等幻象的集中体现。启用于2018年的Parcoursup取代了旧的抽签录取，基于学生档案、成绩进行志愿匹配。该系统允许普通大学根据申请档案为学生排序。普通高中随后取消了文学、经济社会、科学这三大固定分科，会考成绩中也有四成改由平时的成绩构成。

学生的家庭因此需要更早判断学习方向，而学生在整个高中阶段都处在学校方面的主观评价之中，缺乏客观明确的评分标准，导致其高中毕业会考的笔试成绩几乎无用。

政府认为改革后的Parcoursup系统可以优化资源分配。学生群体则反驳称，这套平台引入了隐性筛选，贫困地区、薄弱中学的学生在主观因素增大的申请材料评估中天然处于劣势，这将进一步挤压底层学生进入热门专业的机会，加剧本已存在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简单来说，本意在于选拔优等生的Parcoursup，实际上放大了社会本就存在的不平等，让教育资源更好的权贵子弟赢家通吃，而寒门子弟的机会窗口则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在大学阶段，法国高等教育又长期运行在一套内部割裂的双轨制之上。面向大众的公立综合大学，和培养国家精英的“大学校（Grandes Écoles）”预科体系，事实上将大部分学生与少数精英永久隔离。后者的精英地位不仅来自教学资源和质量本身，更来自一种教育、社会关系与职业机会相互强化的机制——从事“体面”工作，社会资源好的父母极大概率出自“大学校”系统，子女则在他们的托举下复刻他们的培养路径，从而完成了一次阶层延续的闭环。

巴黎政治学院、高等商学院批量生产出的履历华丽的“精英”，几乎垄断了法国政治、金融与公共事务的门户。法国总统马克龙本人走了一条很有代表性的精英之路，他中学毕业于颇负盛名的亨利四世中学，研究生毕业于巴政，随后进入以法国政客摇篮著称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而他同党的幕僚，几乎全是他的校友，少有例外。

此外，掌握经费、编制、招生规则的法国教育部长期在改革问题上摇摆不定。政府数次改革，始终在两个目标之间犹疑不决。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维持“共和国教育平等”的政治叙事，另一方面迫于财政压力，又试图引入筛选、绩效拨款、差异化收费等措施来提升体系效率。

如此的双轨制击破了法国教育机会平等的表象，将隐形筛选前置到了中学阶段。富裕家庭的学生，在初高中阶段就能获得家长积累的业界人脉，以及相应的辅导、择校等资源，全力准备预科，大学毕业后也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寒门学子进入公立大学虽然不难，却会立即面临大班教学、师资不足、留级等困境，即便能顺利毕业，文凭在就业市场上的含金量也有限，被迫在“家里蹲”数月乃至数年都是常态，基本与高薪工作无缘。

以里尔大学为例，事实上，早在这场抗议之前，里尔大学的内部邮件经常收到工会抗议教育资源和教学条件的罢工邮件。“世界上只有法国会让他的大学几年也修不好一个图书馆。”来自法国海外省留尼汪的里尔大学毕业生托马斯戏谑道。

就当下而言，法国的高等教育早已失去了共和国早期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反而固化了社会差距，给本就困在经济下行期的法国社会埋下隐患。

2026年10月17日，法国里昂，一名身披法国国旗的示威者站在起火的里昂旅游局前（图：视觉中国）

被暴力标签绑架的抗议

法国学生最初抗议的是厕所损坏、班级超员、教师短缺这类“设施性衰败”。但不到一个月，校园抗议就与“黄背心”、工会和左翼组织合流，议题扩展至生活成本、能源价格和紧缩预算，规模达到数十万人。

“那些最暴力的抗议者并不是高中生，他们显然不是未成年人。一些人只想制造混乱，利用抗议去打砸抢。”在瓦伦汀看来，15到18岁的法国高中生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意识，但他们表达观点的方式通常是和平的、有秩序的。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的熊熊烈火、催泪弹横飞、玻璃橱窗被砸的画面，让一场原本诉求正当的抗议运动迅速被政治力量裹挟。

法国主流政治人物把部分冲突归因于极左翼激进分子，一些政府官员指责准备参加下届大选的左翼政治家梅朗雄领导的“不屈法国”党利用学生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有媒体核查后指出，虽然有关部门认定激进极左翼活动者涉及部分暴力事件，却没有证据显示某个单一群体应对所有破坏行为负责。受访的警务研究学者还认为，大规模洗劫商店的行为不完全符合这些政治激进团体的行动模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属于利用混乱机会实施的犯罪。

在抗议活动冲击之下，法国官方到目前为止的应对受到多方指摘。法国情报部门试图用境外势力威胁转移注意力，称发现了俄罗斯使用“混合战争”手段催化抗议、干涉法国内政的痕迹。法国24电视台最新的报道也把目光瞄准了亲俄团体，称10月17日的大规模骚乱前，“亲俄网络操纵社交媒体信息，试图加剧法国的愤怒。”

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10月20日还表示，政府将在本周六即24日部署“大规模”安保力量，以应对预计再次发生的抗议活动。内政部长则称，政府将从专门为反恐部署的军事力量中调派部分军人参与安保工作，以便增强安保力量，专门应对示威活动。他还承诺，将加强情报收集工作，尽可能准确地掌握参与示威的人数，尤其是识别其中最激进的群体，以便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安保措施。

与此同时，移民正被极右翼政治力量塑造成解释社会危机的核心变量。法国国内外的叙事试图把街头混乱与移民、文化差异乃至所谓的“文明危机”直接联系起来。10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方面都将法国骚乱描述为欧洲移民政策失败、社会秩序衰退的证据。特朗普直接将矛头指向移民，喊话马克龙，“关闭边境，控制局势，以免为时太晚。”

2026年10月17日，法国巴黎，市民在克利希广场的蒙塞元帅纪念碑前举行示威活动（图：视觉中国）

“边缘法国”的怒吼

如果将目光从身份标签转向抗议者所处的现实处境，就会发现，不同群体之间并非只有隔阂，也存在着共同的不满。学生群体与工会工人的共鸣点在于：他们都认为，国家正在削减公共服务，牺牲普通民众，去应对财政赤字。工人担心物价、燃油、薪资、养老金，学生则担心教育质量、未来就业和上升渠道的收窄。两个群体走到一起，让原本局限在校园内的教育危机，升级为全国性社会抗议。

这种焦虑并非今天才出现。2018年至2019年席卷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早已揭开了法国社会的裂痕——运动参与者大部分是那些核心社会基础在农村、小城镇以及城市远郊的工薪阶层和下层中产，他们高度依赖汽车通勤，因此对燃油价格波动格外敏感。2018年马克龙政府宣布提高燃油碳税，叠加全球油价的上涨，成为压垮这个自认为被长期忽视的“边缘阶层”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更深的层面，马克龙的燃油政策还包含一系列被广泛认为带有鲜明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组合，在大方向上明显偏向精英阶层，以及所谓的“中产”群体。这主要涉及富人税的减免、劳动市场灵活化、公共服务的调整。这些政策对于真正的无产者影响有限，而对城市中那些看起来“默默无闻”的工薪阶层或下层中产的冲击却十分真实。

这种分配的不公在法国北部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里曾以采矿业和纺织业在工业革命时期闻名世界，剧烈的阶级冲突贯穿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过去几十年，随着去工业化的推进，传统产业衰落，以里尔为中心的法国北部老工业基地长期困于经济转型的阵痛。

一面是矿井关闭、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工人阶级的子女和年轻的移民只能在人满为患的公立学校就读，住着虱子和蟑螂横行的社会保障房，排半小时队吃3欧一顿的学生福利餐。而与此同时，工业巨头的子女们却仍然得以保持奢靡的生活，上私立学校，流连于敦刻尔克海滩的乡村俱乐部和上流社会的马术比赛。

在这样的裂缝中，以玛丽·勒庞为代表的极右翼找到了崛起的土壤。法国北部的贫困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刻的社会变化也冲击了原本维系和组织工人阶级及其他底层群体的社会结构。工会和左翼政党曾在这一地区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如今却随着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力市场重组而日渐式微。距离里尔城区约30公里的埃南-博蒙（Henin Beaumont），成为勒庞政治生涯早期亮相的初舞台。如今，距此十多公里外的朗斯龚多尔塞高中（Lycée Condorcet）也是全法抗议最暴力的据点之一。

以里尔周边为代表的地区，被法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吉约伊（Christophe Guilluy）称为“边缘法国”。这种概念并不是简单地指地图上远离巴黎的地方，也不完全等同于乡村，而是一种在经济、就业、政治影响力等各个方面，相对于大都市核心区都处于不利位置的法国社会边缘群体的聚居区。它既包含没落的老工业基地，也有像巴黎市郊圣但尼这样，由于居住地生活成本高昂导致工薪阶级外迁而形成的“环都市铁锈带”。

“巴黎不是法国。”这一直是法国外省人用来嘲讽首都人的玩笑话，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法国在光鲜背后的社会现实。乘坐巴黎地铁13号线从香榭丽舍-克雷孟梭站出发，不到半小时就能抵达北部的圣但尼，而地面的世界已经从凯旋门、繁华的奢侈品店和高档酒店，转换成了旧铁路、未完工的高楼大厦，和挂满移民语言招牌的街头小店。上流社会似乎构建起了隐形的边界，又让这些边界显得理所当然。“93省（圣旦尼在法国的行政编号是93）的孩子，也有同样的权利！（Les enfants de 93 ont les mêmes droits）”这句口号，正是当下抗议的年轻人对这种不平等的质问。

2026年10月17日，在法国南特的抗议活动现场，警察手持盾牌防护（图：新华社）

泛欧抗议潮

无独有偶，在距离巴黎一千多公里外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抗议也备受瞩目。29岁的大学职工妮娅因数次参与而喊破了喉咙。她展示着抗议的照片：居无定所的年轻人用帐篷占领了市中心的太阳门广场，一张横幅上写着“玛丽加尔门，你并不孤单！（Maricarmen no estas sola）”。

玛丽加尔门是一位87岁的西班牙残疾老妇人。2026年9月，她所租住的公寓被一家房地产公司收购后，租金被提高了近三倍，达到2650欧元。她因无法承担租金而多次上诉，最终她被驱逐出自己住了七十多年的家。尽管有爱心人士提出帮助支付房租，但玛丽加尔门已于10月7日在一家医院里去世。

“她已经成了一个象征。”妮娅说道，“街上豪华的大房子大都是空的，但很多人居无定所。2019年我在特纳里费大学读书时，一间单间的月租大概是150至250欧元，而如今300欧元（约合人民币2200元）也一室难求，即便侥幸租得起，也只能在不到10平方米、无法弯腰的阁楼里蜗居。”

尽管她本人幸运地拥有一套父母的住宅，但是在西班牙，像她一样的年轻人并不多，住房问题乃至更广泛的生活成本让人们走上街头。与此同时，在葡萄牙、意大利、希腊、比利时乃至更加“边缘”的巴尔干，本轮泛欧抗议潮都或多或少地聚焦普通市民的居住、交通需求遭遇治理失能的困境。

由于欧洲多国一系列抗议示威在国际媒体上曝光的时间点刚好与法国的抗议活动同期，难以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全欧各地的街头运动存在某种组织协调的印象。实际上，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抗议活动持续已久，前者已经开始了数月，而后者则始于2024年年底的诺维萨德火车站部分建筑结构垮塌事件，以及由此牵出的一系列腐败问题。

更重要的是，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抗议活动直接指向了治理绩效的低下和分配的结构性不公。而在巴尔干国家，则多了一层欧盟体系边缘与中心之间的张力。虽然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事态还远不能被归结为反欧盟抗议，一些由年轻人发出的质疑声音，在一向弥漫着亲欧情绪的巴尔干入盟候选国中已经足够刺耳。

阿尔巴尼亚的抗议从反对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生态敏感区开发旅游综合体开始，迅速与年轻人对失业、低质教育、腐败但亲欧的政治精英的不满合流。抗议者举着的欧盟旗帜上，象征成员国的星星被替换成了总理拉马领导的政府中被定罪或因腐败被起诉的高级官员的照片。这是一种对欧盟承诺的失望和祛魅。

在塞尔维亚也有类似的情况。学生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持续动员，最初的驱动力是根深蒂固的政治腐败。

不难看到，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网友在政治论坛上互相支持，乃至于拿欧盟来自嘲：显然我们都离欧盟标准更近一步啦！看看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我们到底还是跟老牌欧盟成员国干着一样的事情（指国内爆发抗议）。

2026年10月2日，西班牙马德里，示威者在太阳门广场上扎营抗议，表达对住房政策等问题的不满（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喻晓璇 汪伦宇

责编 李屾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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