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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八个月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三天前回港后，周四（6月17日）召开记者会发布惊人消息。他不但指出他自己被中方人员强行带走，更公开指出拘留他的人不是国安、公安、派出所或军方，而是隶属“中央专案组”。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周四在记者会上说，拘留他的人隶属“中央专案组” 林荣基在记者会上说，有人员向他“漏口风”，指他们是“中央专案组”的人。林荣基说，他说自从文革之后，就从来没有听过“中央专案组”。 文革时的“中央专案组” “中央专案组”的确可以追溯至文革时期。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曾采访中国大陆新闻多年的吕秉权说：“当时中央在文革时整了很多位高权重的元老、各个中共高层等。在整治的时候，要有一个中央专案组来到去统筹，下面还细分很多小的组，各自去整不同的人。”吕秉权指曾被中央专案组整治的元老包括刘少奇、彭真、彭德怀等等。 至于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组长是谁，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对BBC中文网说，不少人认为是周恩来。 章立凡说：“实际上专案组应该是一个超越法律、拥有特权这么一个机构，可能它被赋予某些特殊的权力……对于铜锣湾书店这些人的做法，也是超越常规、超越法律的。” 不过，“中央专案组”多年未被再次提及。吕秉权说，文革之后，九十年代开始的赖昌星案期间，他再次看到官方人员以“中央专案组”参与调查。 前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涉及走私、逃税、洗黑钱等等，全案涉830亿元，当时被称为1949年以来最大的经济犯罪案。 “清源”行动 林荣基说，他从深圳一直被带到1000多公里外的宁波。分析说，这侧面说明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不只是地方层面的事，当中涉及各地协调，加上假如林荣基“中央专案组”涉及的说法属实的话，显示中央层面有参与其中。 中国媒体报道， 2013年3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于北京召开全国各省的主任会议，部署三项专项行动，其中包括针对出版物进口渠道等的“清源”行动。 一些偏远的市、县──例如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忠市和 苏州市相城区等也在2013年发表“查堵反制香港反动出版活动”的“清源”行动工作方案，而这些市、县在2013年下旬已经开始进行“清源”行动。 吕秉权说，“清源”行动使用的字眼，与早前的行动有别。“以前只使用堵截（的字眼），后来却加了反制（这一个字）。堵截比较被动，反制即是主动出击。” 他说，中央下发文件指示地方以“政治、经济、法律多种手段反制香港反动出版机构”，而他指中国官方说的“政治手段”可以是一些“不是法律”的手段。 他说，针对香港的文件从中央落至偏远市县的层面，情形非常罕见。 文革重来？  章立凡说铜锣湾书店事件显示，文革的手法被继承下来 文革期间，“中央专案组”的政治斗争意味浓厚，但赖昌星一案涉及的是经济犯罪，反而政治意味较低。可是，铜锣湾书店一案中，与文革有千丝万缕的“中央专案组”再次出现，可能会挑动不少人对文革重来的恐惧。 “中央专案组”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再次出现，章立凡认为，背后的人应该都是经历过文革的。“文革的手法被继承下来了，因为经历过文革的人，往往有文革的思维嘛，他学到了很多文革的手法。” 中国专家林和立则认为，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中央专案组”与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有所不同。他对BBC中文网说 ，“中央专案组”并非常设机构，而近年的“中央专案组”就是中央政府为调查特定事件的小组。 林和立说，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处理的案子不少都是“虚构”及“莫须有”，与现时的“中央专案组”性质有所不同。 另外，他提到，在周永康下台前，“中央专案组”由政法委员会（政法委）管理，具有调动警察、国安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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