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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看起来一点都不像55岁——更不像人们想象中的一个55岁的摇滚乐手。他皮肤白净，因为常常面无表情，几乎看不到一道褶子，简洁而好质感的灰色T恤、短裤、运动鞋，也完全是一幅城市新潮中产阶级的打扮。  谁知这评价却让崔健皱起了眉头：“你们总是对我有误解，好多人第一次见我都说失望——你怎么长这样？小白脸、油头粉面的。我说我应该长什么样？手里叼根烟、皮肤黑一点、看起来愤世嫉俗，才像摇滚乐手？”他陷在沙发里，本来搭在腿上的双手往下一垂，“我从小就没那样过。” 1986年5月9日，“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工体举行，崔健以一首《一无所有》横空出世，这被视为中国摇滚诞生的标志性事件；2016年，已成“摇滚教父”的他将再次登上工体舞台。30年了，人们对摇滚乐手的印象还停留在“愤世嫉俗”上：你一无所有，你呐喊，你反抗，你摇滚。  按照这个标准，常年戴着一顶鸭舌帽、一周跑三次步、游一次泳的崔健，显然不再是其中一员。 然而，当年起步比他稍晚却更红极一时的唐朝、黑豹、“魔岩三杰”，如今都已成了人们对“摇滚黄金年代”回忆的注脚。江湖上有传说，“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了”，唐朝乐队前段时间在万众期待中出山再唱，却因歌曲降调被大众诟病甚至谩骂。唯有崔健走了下来。 “他也算是既得利益者了。”摇滚迷小胖说。然而正是这一点，让他对崔健更为敬佩：“你有创作欲、有表达欲，表达的东西正好就火了，于是你有了钱有了姑娘，天天围着你，你还能每天坚持练琴、安心创作吗？做到老崔今天这一步是很难的。” 事实上，崔健从来没有“一无所有”过。他是部队子弟，从小家境良好——80年代能接触摇滚的，都不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单说吉他这种奢侈品，是光有钱都买不到的。但正因如此，那首《一无所有》才更动人：他唱出了一代人精神上的空虚，那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呐喊。 如今崔健如此解释摇滚的意义：那不是被人踩了一脚的疼痛和反抗，而是为我们的欲望而叫喊。在采访中，他把摇滚比作荷尔蒙、青春期的性幻想，在娱评人狠狠红看来，这比一个大义凛然抨击社会制度的“教父”更“摇滚”。  崔健的“欲望”，大概有两种。 第一，影响力。这些年来，他做过很多公开呼吁，为亚运会集资、为癌症基金会义演，当然，还有用音乐激励人们。他参加东方卫视的《中国之星》，明知道自己的言论会被抨击，依然坚持说真话，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在一个山沟里，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感受到了，也许他的一生就改变了”。 第二，挑战自己。从说唱、布鲁斯、爵士，到近年来与交响乐团合作、上《我是歌手》(观看)给流行歌手谭维维伴唱，他一直在尝试新的音乐形式。“如果你刚才的问题真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个问题是为什么当年的摇滚乐手只有他走到最后，“那我告诉你我的回答：因为我从来没有复制自己。” 然而，30年后的听众不一定买他的账。在“崔健是否被过度神化了”的知乎问题下，网友“babayage”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所在的公司曾在当地办过一次演出，请崔健登台做压轴表演，台下一群所谓的精英人士却反应冷淡。崔健说，大家站起来吧，没有一个人响应，崔健笑了下，撸了下袖子，继续唱歌。 “接下来才是重点，” babayage写道，“崔健非常认真地唱着每一个小节，毫不打折地表演完了全部曲目。” “很多人都试图扛着一些东西，问题是，最终他们不是变了，就是疯了，绝大部分干脆烂掉。崔健没变，没疯，没烂，这本身就相当神奇，更神奇的是他扛着的东西从没有放下。”他评价道。 在当初听《一无所有》的大部分同龄人都开始跳广场舞的时候，崔健出了自己高水准的新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死不回头》。30年前，他唱“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30年后，他唱“你是否还要跟我走，如果我死不回头”。他说，自己还要再唱30年。  哦，对了，采访那天他还是戴了标志性的鸭舌帽，但是上面没有红五星。 【谈摇滚：我们是为欲望叫喊，而不是因为被人踩了一脚】 对于三十年前那场给崔健带来巨大荣誉、助其成为时代Icon的演出，崔健自己的感受清醒而精准，“觉得太容易了，好像被时代贿赂了。”这大概也是崔健能在这个发生着巨变的三十年一直扛起大旗而不倒的根本原因。对于音乐表达之外的盛名和荣誉，他其实保有着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的保守和拒绝。他更看重的是音乐创作的本身，在不同的时代，所呈现的时代面貌。他对于摇滚乐的理解理智而深刻，摇滚乐并非是“被踩上一脚的呐喊”，三十年前，他所代表的一代，是借摇滚，喊出内心的欲望。“欲望”，那是个绝对不属于1980年代的词汇。所以他们前卫，他们有力量，他们像长枪，给时代划开了一道口。 腾讯娱乐：您说这场演唱会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怎么理解？ 崔健：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是给观众的交代，这个演出就是对一个30年的交代。它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磁带的AB面一样，是前期跟后期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估计我要再唱，也就只能唱30年了。 腾讯娱乐：您之前跟谭维维在《我是歌手》上合作《鱼鸟之恋》，大家就很惊讶，觉得是两个不一样风格的人站在一起。为什么会选择她？ 崔健：其实我从小就跟很多人合作过。我要做音乐，就得把音乐做得好一点，方方面面，包括撞击都要考虑到，比如说，我觉得流行音乐是鱼，摇滚音乐是鸟，是两个世界，但你就要把流行音乐的特点和摇滚音乐的特点结合。  腾讯娱乐：去年那张《光冻》，很多人都说跟您之前的风格很不一样，以前是很有冲击力的，这张表达的情绪更平稳，是您这些年对音乐的理解变了吗？ 崔健：其实这些作品大都是十几年前写的，只不过编曲风格和最后呈现出来的版本，可能会有一些与时俱进的感觉。我自己觉得我的作品延续了我多年以前的挑战，粗糙的和细微的东西的一种平衡。 在这张专辑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掉一些油污、油腻的东西，那种爽口好听，一听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力量的东西，我听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就给它拿下来了。就好像你炒菜的时候放了很多佐料，到最后才发现原汁原味是最有感染力的。 同时我又在其他领域里尝试了一些新的效果，比如空间上的声音处理做得很夸张，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挺油腻的、挺不朴实的，可我觉得，它跟我作品本身的细微结构不是一个审美体系里的。我谈戏剧性的时候，是在一个体系里，我谈朴实的时候，是在另一个体系里。我是下了很多功夫（去创新），同时又想保持朴素、朴实的感觉，这本身就有点矛盾。  腾讯娱乐：我看过一篇对《光冻》的评论，说这张专辑做到了10分的忠于自己，但没有考虑大众的接受度。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崔健：大众是谁？现在活着的人、能够消费买唱片的人，还是喜欢音乐的人？无论音乐家多冷门、多大岁数，好音乐永远是好音乐，永远有一帮忠实的、用淘宝淘东西的心态去找好音乐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我认为我是代表观众的。成天听舞曲、听韩国包装的小鲜肉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听你的，所以我不把他们当成大众。 腾讯娱乐：但是，当年您创造了一个时代，现在的小鲜肉也在创造一个时代，您怎么看呢？ 崔健：我觉得这种形式哪个时代都有，我们当时也算是鲜肉啊。鲜肉实际上是一个荷尔蒙的概念，只要这个人跟我有荷尔蒙，我就无条件追随。 腾讯娱乐：荷尔蒙是一种理解和共鸣吗？ 崔健：没有那么深奥，荷尔蒙就是天生的反应，就像这个人长得漂亮、长得帅，天生就喜欢，不用说任何话，我觉得这就是流行音乐最主要的特点。实际上荷尔蒙包括了一种性挑逗，说得再直接一点，是青春期的性幻想，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正常，而且很美丽。摇滚乐在这点上比任何其他音乐都做得更极致，只不过大家觉得这种形式已经太熟悉了，不新鲜了。 腾讯娱乐：按照您的理论，现在社会主流说法认为摇滚乐衰落是因为社会条件好了、压迫少了，大家不用反抗、愤怒了，就是错的咯？ 崔健：本身摇滚乐就没有一个固定概念说要去反对压迫、要愤怒。如果这么说，那北朝鲜最该有摇滚乐，为什么北朝鲜没有？美国是最不应该有的，北欧更不应该有了，都福利社会了，为什么恰恰他们有摇滚乐？这种评论太单一了，它是唯价值观独大。 《一块红布》是最典型的，它里面有生理现象，有生理表达，它不是一个政治歌曲。如果光有政治隐喻、光喊口号，那个时代已经喊遍了，就是因为有情感的融入、有欲望的表达，你才想去听它。当时侯德健（台湾著名音乐人，《龙的传人》《酒干倘卖无》等歌曲的作者）说台湾摇滚跟大陆摇滚的区别，说台湾摇滚乐是受西方影响，而大陆摇滚乐是好好的人在那儿站着，别人踩了他一脚，他大叫了一声。我当时就说不对。我说一个人要是有欲望的话，他会喊叫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欲望，一张床就够了，他会很舒服。当他有欲望，比如起来的时候想活动活动、做个操，他就需要一个客厅；客厅还不够，他说我得有一个乒乓球室；再接下来我得有一个草坪。我们是为了这些欲望而叫喊，而不是因为被人踩了一脚。  【谈年轻人：我当然希望年轻人理解我们，但我也希望他们找到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人】 生理年龄只能困绑住人的身体，而心脏其实是有无限潜能的，但前提是你的身体和心曾经有着怎样的经历。生理年龄虽然是55岁，但是崔健展现出来的行为和各种言论，还是先进的、有锐度的、没有妥协的。他曾经在一个艺术展之后的访问里说到，年轻时候什么都不懂，“一无所有”不加思索地往前走是本能，而当你知道了更多，思索之后往前走，那才更有价值。所以年轻对于崔健来说，不是个对立面的话题。正因为曾经历过最有创造力而不妥协的年轻岁月，他对于与年轻人的理解，也更开放更纯粹，更年轻。 腾讯娱乐：您希望被现在的年轻人理解吗？ 崔健：我当然希望年轻人理解我们，但我也希望他们找到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人，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自己有下一代，我看到他们拿新的东西和老的东西作比较，如果新的东西不好，他们会很失望。这种失望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当他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特别优秀的表演的时候，他们会非常激动，我也跟着激动，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也是我的。 腾讯娱乐：您喜欢哪些年轻人的音乐？ 崔健：比如说看“极限震撼”（2005年诞生于阿根廷的世界级舞台秀），我就很震撼。我都看了三遍了，还想看第四遍呢。那种音乐又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又有节奏的，又有旋律的，什么都能听到，很有享受感。  腾讯娱乐：您是用研究音乐的眼光在看吗？ 崔健：不是，就是荷尔蒙反应。我听这种东西根本不带脑子，直接带着耳朵去就可以了。 腾讯娱乐：您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崔健：我看到一个年轻的音乐人，首先要理性地找到他表达内在的三个途径。一个是荷尔蒙，就是音乐本身。一个是音乐技术，就是你掌握了多少语言，比如你会10个字母和会26个字母，说的英文肯定不一样，学完了字母，还有很多语法、时态，这一系列你都掌握了以后，才能更丰富地去表达。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你敢不敢把它跟音乐、跟个人情感结合。有些人懂音乐，但是没有想法；也有一些很有想法也很勇敢的人，但是不会音乐。像很多喊口号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想法中没有音乐，就不愿意去听了。这三种东西的结合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个年轻人身上这三种东西一个都看不到，那我就会抓耳挠腮，会受不了，甚至可能转身就走。如果他偏要让我在这儿呆着，我就开始骂，说你这个音乐不对，我觉得这样才是对他尊重。如果我什么都不说，对他的意见都是捧臭脚，我反而觉得是在浪费我们共享的空间。 【谈电视节目：我对电视观众是没有偏见的】 如果把一切现象切片放到历史长河里去看，我们会对我们的大时代和小生活有更清晰的认知。时间会催生改变，就好比，30年前，崔健是不能在电视里演出的，而30年后，反倒是他在某些时候，对电视节目邀请的拒绝。然而他并非对电视台或电视观众有偏见，他只是习惯用依旧严肃的思考模式面对娱乐时代对他的伸手邀约，又或是打扰。但其实无论是邀约还是打扰，他也没有一刀切地解读，拒绝着接受，在浮躁面前带着思考前行，才站得稳。 腾讯娱乐：观众是不会记得您大部分时间坐在那微笑听年轻人唱歌的，他们只会记得您转身走了，发脾气了。 崔健：但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应该说实话。如果我光说那些客套话、逢场作戏，首先我伤害了我自己，同时我浪费了一次公共表达的机会。真正高层的领导会感激我的实话的，这甚至能提高他们的收视率。但是剪辑仍然受到了很大的控制，他们有一些不敢表达的东西，又想让别人关注这个节目，就用了一些剪辑技巧去扭曲事实。  腾讯娱乐：您对这个是接受的吗？ 崔健：我仔细、理性地考虑了为什么参加这个节目。我对电视观众是没有偏见的。很多人说，电视观众不可能接受那个东西，电视观众就是娱乐至死，我不相信。我觉得一部分电视观众，可能由于经济原因，几乎没有去过大城市，但他们也想得到很多讯息，关于都市文化、关于时尚、关于国际流行，看电视是最低成本的途径。也许他们不像摇滚歌迷、文艺青年那样对你忠实，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在一个山沟里，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感受到了，也许他的一生就改变了。这一个人也许比9个你的歌迷更有价值。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另外一个合作，有另外一个节目会呈现我要表达的东西，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了。摇滚乐在很多情况下都言行不一了，要是每天都面上说假话、地下捞钱，时间长了就会变成泡沫。一旦它破了，什么也不是，大家就会束手无策，觉得生活不可把握，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所以我才希望大家都敢作敢为、敢说敢当。 腾讯娱乐：您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吗？ 崔健：怎么没有，每天都有，刚才还在怀疑呢。 腾讯娱乐：怀疑什么？ 崔健：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一个泡沫里。  腾讯娱乐：在今天，您觉得摇滚乐跟商业的关系是怎样的？ 崔健：我觉得成功的商业结合应该建立在自由创作的基础上。就像一个人说自由一样，躺在海边上休息这不是自由，自由是通过努力，让自己的想法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得到了大众的接受，而且这不是自我阉割、自我审查的作品，而是敢于表达自己的作品。所谓的一次、两次成功，最后你发现这个导演根本就不是在导这部片子，他只是在演这个导演，剩下的东西都是制片人在控制，只看点击率、上座率、票房，那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没有价值。 【谈黄金时代：都是泡沫，我走到现在是因为没有复制自己】 演唱会叫“滚动三十”，崔健对这个纪念演唱会的解读是，“再唱30年”。比起所谓的“中国摇滚黄金年代”，崔健认为那只是个开始，“摇滚乐出现的时候有很大的泡沫，因为大家误把开口看成开放了。没有商业规模，没有固定的消费群体，只不过一帮热血青年在谈论这事儿，而且只在大城市，没有延续性的产业出现，怎么就成黄金时代了？”他认为摇滚乐在中国才刚形成规模，“有音乐节、有活动、有酒吧。”这才是摇滚老炮应有的思想觉悟。过去的辉煌不过是废墟上的光亮，当下的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要知道，98年出生的男孩子们也自己众筹在北京MAO live演出自己的原创作品。他们未必听过崔健和中国摇滚，当然他们也一定会有重新去听的一天，所以或许这正是最好的时代，即便有人不一定明白。 腾讯娱乐：大家都觉得80年代是摇滚乐的黄金时代，为什么90年代突然就消失了呢？ 崔健：这就是泡沫。摇滚乐出现的时候有很大的泡沫，因为大家误把开口看成开放了。没有商业规模，没有固定的消费群体，只不过一帮热血青年在谈论这事儿，而且只在大城市，没有给人造成影响，没有延续性的产业出现，怎么就成黄金时代了？我觉得摇滚乐现在才刚刚在中国形成规模，有音乐节、有活动、有酒吧，那时候只有几张唱片和大量的媒体炒作。  腾讯娱乐：您觉得现在是黄金时代的开口吗？ 崔健：那我不敢说，但我觉得黄金时代肯定会来。所谓的黄金时代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有大量的听众去听。就像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居然在采访的时候问人家，怎么用《Let It Be》这样的小众音乐。他完全不了解披头士、摇滚乐在西方是这么主流的，70%的占有率，搞得人家都没法回答了。这就说明摇滚乐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这样（的规模），我们当年就像赌博一样，我中了一个小彩，踩了狗屎运，就因为《一无所有》让人关注了30年。 腾讯娱乐：但是当初黑豹、窦唯、何勇也都被关注啊，为什么就您走到最后了呢？ 崔健：他们也在走着，他们也没不走了。但是一个商业文化得有一定的延续性，不断地去给人传达信息。如果我要再写《两块红布》的话，我会觉得我停留在了那个年代。因为我没有写《二无所有》，《一无所有》才仍然有价值；如果写了《二无所有》，《一无所有》也变得没有价值了。所以我在写《红旗下降》，我在写《盒子》，我在写《光冻》，我坚决地要写新歌。这个过程中，有人觉得我过时，有人说我走入低谷，但恰恰是这个让我坚持到了现在。所以，如果你刚才的问题真是一个问题的话，那我告诉你我的回答：因为我从来没有复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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