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邓小平的1981年华北大阅兵吗？

加新网CACnews.ca| 2017-7-29 21:39 |来自: 观察者网

不在北京阅兵，历史上有过先例。据《党史博览》杂志介绍，1981年3月，邓小平从三个军事演习方案中选中规模最大的方案，交由北京军区具体组织。1981年9月14日，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了一次现代化装备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正式演习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9月19日演习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分列式，此次阅兵被称为“1981年华北大阅兵”。通过华北大演习，全面检验和提高了军政素质，振奋了民心士气。同时，也考查了华北地区的设防工程、作战预案设想、战备物资的储备和各项战备措施是否可行，使我军现代化合同作战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原文如下：

20世纪80年代初，新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拍板我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方面军防御实兵战役演习，此举标志着我军把军事训练提到了战略高度。

　　1981年9月，邓小平在观摩华北军事大演习

邓小平为什么拍板搞大演习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军委高度重视战略问题，成立了战略委员会，由徐向前元帅任主任。中央军委考虑，要进一步增强高级干部的战略意识，从分析世界战略形势，特别是周边形势入手，领会我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研究一旦外敌入侵，我军应采取的战略对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军事战略方针作出更为准确的表达，来统一全军的思想。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预见世界战争可能延缓或推迟。

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备战备荒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军建设的着眼点，仍放在打大仗和应付核战争上。而国际战略格局却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东战争、英阿马岛战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及巴拿马等一系列局部战争都相继变了脸。

十年动乱，军事训练几乎被取消，全训部队还不足30％，官兵的军事素质跌到谷底。1975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提出“军队要整顿”，可惜壮志未酬。第三次复出后，他在1977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无仗可打时，提高部队战斗力只能靠演习。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干部指挥能力弱，战士军事素质低，部队协同作战能力不强等问题。战争的检验使我们看到了训练与实战的差距，警示我们必须按照实战的要求尽快实施训练改革。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军队的形象受到损害，军政军民关系也出现隔阂，一些同志抓军事训练更是心有余悸。

　　1981年9月，胡耀邦等领导观摩华北军事大演习

把军事训练作为部队建设的中心工作，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

1980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重新审视我军的战略方针，并加以修改，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明确作战指导思想和战争初期的战略任务。

1981年，中央军委决定，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保密代号“801”。叶剑英提议由总参承担，张震协助杨得志具体筹备。9月17日至10月16日，“801”会议召开。10月16日，叶剑英讲话说，将来打起仗来，敌军可能从天上地上海上一齐来，前后方的区别就很小了。这将是一场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就是打常规战也与过去不一样了。就地面作战来讲，主要是对付敌军集群坦克的连续突击，还要对付它的空降。就我们自己来说，许多方面与过去不同了，同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不一样了。特种兵多了，重装备多了……敌我双方的这些变化，必然给未来战争带来新的问题，新的特点。

为贯彻“801”会议的精神，配合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向老帅们汇报，聂、叶、徐同意，邓小平确定由总部集训大军区正副职的三年规划，拟在几个主要方向分别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一年一个战略方向。当时考虑，华北地区可组织方面军的防御作战演习，西北方向主要搞阵地防御战、运动战、游击战，渤海湾方向主要是搞抗登陆演习。研究结果，倾向“三年规划”的第一年选在华北，具体定在张北地区。目的是研究在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战的实施，以及战役规模的坚守防御，这里的设防工程和地形情况比较合适。演习地区土地较贫瘠，占地赔偿可以少花点钱。而且演习地区对全军来说位置居中，便于组织大批人员参观。

按邓小平的设想，这次华北大演习空军协同，加上保障，11万多部队。邓小平希望通过华北大演习，把军队的士气鼓一下，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1981年9月，华北军事大演习中，北京军区某师指挥所

邓小平选中规模最大的方案

华北大演习的意向出来后，接着开了个“802”会议。战略思想统一了，还要解决战役战术问题，一是从理论上探讨，二是通过想定作业和演习来验证。

1980年底，三总部联合命令，责成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演习代号“802”。北京军区军训部部长李德臣回忆：大演习到底多大规模？究竟怎样搞？前半年我们开始接触，1981年1月14日，副总参谋长张震、总参谋长助理韩怀智和总参军训部的有关人员到军区和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马卫华一起商量，由我负责记录。到底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马卫华主张搞大的，张震也主张搞大的，搞方面军规模。因为参观者是大军区一级的头头脑脑，你搞个师或集团军规模的没意义，人家用不上。也有不同意见。某领导提出，要搞大的，就由总部牵头，我们没这精力，也没这能力，办不好。是不是总部直接搞？你们拿出方案来，我们办。当时还考虑到花钱的问题，国家还穷，搞“大的”花钱太多。

2月5日是大年初一，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到邓小平家拜年，报告了演习方案。

接着，华北大演习的具体任务下来了，由北京军区军训部执行。中央军委指示总参与北京军区尽快拿出演习方案来。

2月25日，中央军委及总参领导听取北京军区的汇报，原则同意北京军区的设想，预算花费77万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真没有太大的把握，国家财政能承受得起吗？国际上会不会有负面影响呢？

3月初，军事科学院拿出集团军规模和师规模的两个方案，加上北京军区的方面军规模的方案，一共三个。选“大”，选“中”，还是选“小”？只有定下来，才能进行设计。领导层还有方案之争，不是不想用大方案，主要是怕花钱。当时的拦路虎主要是“钱”。

3月5日，杨得志听完张震汇报，说你主管，以你个人名义给小平同志写封信，看他有什么指示，然后再以总参名义正式给军委写汇报。

3月6日，张震的信写好，还没送出，邓小平提出近日听一次汇报。

　　1981年9月，华北大规模实兵实装军事演习中的“作战”场景

3月10日上午，总参谋长杨得志把北京军区的方案作为第一方案，一并提供给邓小平。当时某军区要搞海上演习，邓小平没批。杨得志汇报说，有人担心演习会不会引起某国反应。邓小平说，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的演习不同，我们又不是海上演习。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在陆上搞演习，不会有什么国际影响。我们过去也搞过嘛。邓小平认为，当时世界上一些军事强国，都把组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作为训练军队的重要手段。苏联也搞嘛，每年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如苏联的“第聂伯”演习，参加兵力100万，坦克7000多辆。北约组织的“秋季熔炉－78”演习，有13个成员国32万人、3200多架飞机、190余艘舰艇参加，都没有政治上的反应。我们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也好久没有搞大规模的演习了，也是给军队打打气。要搞合同军，天上地上都要有。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通过训练可以提高部队的实战水平。

杨得志说，军委常委都同意立案企图，只是感觉规模大，花钱多。1980年11月洛阳有个演习，一个师，规模不大，但出动了空军，花费67万元。动用储备油和子弹210万元。邓小平说，搞就搞大的，能起点作用。就是用油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打的炮弹也多一些，这笔钱还是要花的。我们自卫还击作战也打了很多炮弹，当然也有浪费，恐怕多打了一倍吧？关于自卫还击作战，对我们的评价有两条，一条是炮火厉害，第二条是部队勇敢。这样规模的演习，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看组织能力怎么样。演习时各军区、各军兵种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看，总参要抓。张震说，如果这样搞，需要动用储备物资。邓小平说，就这样吧。提笔在请示信上批示：同意（北京军区）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总参正式发出通知，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

华北大演习的消耗约占当年军费的十六分之一。当时红箭－73反坦克导弹3万元一发，打了10多发。这种导弹还比较小，大导弹更贵。参加演习的部队有陆军1个军部，8个师零29个团，空军2个航空兵大队，以及后勤分部、医院等，共11万余人。出动坦克、装甲车1300多辆，火炮1500余门，飞机285架、1000多架次，汽车1万余辆。

这么大的规模，在我军尚属首次。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但下这么大决心的，只能是军委主席邓小平。邓小平批了，国务院特批拨款。

　　1981年9月，华北军事大演习。这是工兵正在进行炸点布设

大演习由北京军区具体组织

3月12日，副总参谋长张震在总参三座门第一会议室宣布了邓小平的批示，并宣布了演习代号。

3月18日，北京军区召开演习准备工作会议。司令员秦基伟、政委袁升平主抓。总部成立集训和演习领导小组，总参谋长杨得志任组长，副组长是秦基伟和张震。下设集训办公室，北京军区主管训练的副司令员马卫华任主任。集训办公室下设秘书组、教材编写组、接待保障组、电影组等，导演部由北京军区参谋长周衣冰负责。

军区总动员，研究战役集训。不仅出兵演习，还要拿出理论材料?熏“学生”都是大军区一级的高级干部，这个担子可够艰巨的。华北大演习要求高，工作量大，难度也很大。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军的高级将领都要来参观，要求快速、高效、优质。时间紧，只有半年，没有划给单项工作时间。集训、演习、阅兵、编教材、拍电影、接待参观以及与任务相配合的许多保障工作等，几乎同时展开，而且不少事情要从零开始。集训、演习要现编教材，且无可参照。阅兵也十几年没搞过了，缺乏懂行的骨干。华北地区在重要作战方向，多年来虽然构筑了大量坚固的防御工事，但要进行战役规模的阵地防御演习，还需要临时加构相应的野战工事。此外，招待住房不仅质量差，而且不够，这都大大增加了工作量。

本来北京军区提出这是全军的行动，建议总部直接抓。但因为演习涉及调动兵力、与地方打交道、土地赔偿等一系列问题，总部还是交给北京军区实施。北京军区连续4年举行集团军规模的战役集训，干部、机关有较好的基础，有能力搞好方面军的演习。

大演习战士没有什么动作，主要是演练首长的指挥能力。谁也没有搞过这么大规模的演习，谁也没有见过大规模的坦克进攻是个什么样子。好在现代防御战役无非是反突破，反空降，反突击，于是确定从防御战役的全过程中，截取四个重要段落作为演习课题。

由于华北大演习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对场地的要求近乎苛刻。演习场地一般看地理位置、地形状况是否符合战役战术要求，能不能较好地体现作战指导原则。但这次大演习的最大特点是有大批高级干部检阅参观，还要尽量多的组织当地人员观看。所以不仅要选演习场地，还要选几个参观点。一个科目选一个点，参观点要求进出方便，容量大，视野宽，不需要转场即能观看演习全过程，既不影响演习动作，又要绝对保证安全。山上居高望远，但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和车，平地视野又不好，找比较理想的参观位置就成了难题。

　　1981年9月，华北军事大演习中，防化兵在染毒地段进行侦毒作业

过去选演习地点，都是机关干部选。这次要求高，马卫华、周衣冰和总参军训部领导带着演习部队、各军兵种首长亲自勘察。经过反复观察比较，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定下4个视野开阔的演习场和参观点，以及整个演习框架。

每个课题，依照作战时间需要持续数天，从参观角度看仍嫌太长。况且一个师的作战范围纵深数十公里，方面军规模纵深几百公里，早超出了视线。那时没有电视直播，只能听解说。马卫华主张浓缩，突出重点，每个课题都缩短到两个半小时以内，同时，把主要动作和情况显示尽量置于参观者的视线中。战例研究了上甘岭战役，秦基伟是打上甘岭那个部队的军长。想定作业是方面军的，拿北京军区预案作想定作业的背景。实兵是集团军规模，抗击敌人坦克进攻。研究敌人坦克大量使用，漫山遍野的“乌龟”有什么特点。敌人空降，立体进攻，天上地上一齐来，怎么对付？关键要守住阵地，在两个最重要的方向组织步兵师防御。但敌人突进来，不可能防住，后续部队要反击，保住阵地。

在准备的四五个月中，军区和演习部队开辟坦克通路1813公里，参观道路250公里，停车场35个，累计139万多土石方。炮兵阵地还要尽量选在荒山和山地，坦克行进路线尽量重叠，占地面积一再压缩，空降兵部队的场地由开始的4000多亩减少到150亩。大演习选在秋后，就是为了避免大面积的毁坏庄稼、树木和农田设施。演习后各部队还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出动几万个劳动力，修复被毁的农田设施和道路。累计支援地方劳动达45万人日。

参观接待也是北京军区从未搞过的。规格高，数量大，批次多，前后四批，3.2万多人。条件差，主要活动地区在1个中等城市及3个县城。持续时间长，前后1个多月，看演习、阅兵和防御工事、伪装、电子干扰装备等共20个参观点。军区后勤部派出1个后勤分部，抽调3200余人，组建了兵站、野战仓库、医院和修理分队、野战管线分队。按实战要求展开，结合演习课题，进行各项后勤工作的演练。调用了281列军用列车，汽车行驶2800万公里，运输2万多吨各类后勤物资和足量的主副食品。保证1300多个伙食单位食品安全，没有发生食物中毒，也没有发生流行疫病。

　　1981年9月，华北军事大演习中，工程兵部队实施火箭布雷，阻滞“蓝军”坦克进攻

决不能出任何事故

过去打仗的关键是连队，所以训练强调200米内的硬功夫，像1964年的“大比武”，其实都是“小动作”。而现代战争是联合作战，搞不好就自己打了自己，不是你把我炸了，就是我把你伤了。总参谋长杨得志在会上特意提到“渤海二号”死亡72人的重大责任事故，要求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严防事故。一定要非常准确，密切协同。

这次大演习是陆空联合作战，除海军外几乎所有兵种全部亮相，电子对抗部队刚组建，也露了脸。部队装备的所有类型的火炮和坦克全部出动，地面部队的活动涉及2万多平方公里，加上空军十几个场站出动十几种机型，演习地域达到30多万平方公里。大量的实兵实车实弹实爆，真不是闹着玩的，一不小心就可能出大事。一发炮弹飞过来，几十人上百人都能炸掉。有一年部队演习，协同信号有问题，规定火堆和布板为投弹处。但没有想到火焰喷射器喷出来的也是火，飞机误以为是信号，俯冲下来就扫射，弹着点距离马卫华和郑维山的战壕仅仅2米。本来指挥所不让马卫华和郑维山上前线，他们不听“指挥”，差点给“报销”了。华北大演习非同一般，中央领导除叶剑英身体不好没有来，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在内的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政府领导、各省第一书记几乎都来了。王震那么大岁数也来了。还有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的200多名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可以说，几乎所有党政军的最高首脑都到了场。所以决不能发生任何事故！是否安全，是这次演习好坏的重要着眼点。安全不仅仅是安全本身，更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军区党委提出硬性要求，一定要确保参观首长、演习部队、人民群众安全，万无一失。各级军政一把手亲自抓安全，层层立下“军令状”。通过群众路线，军区颁布了31项255条预防各类事故的安全规定，把各种可能发生事故的因素都尽量考虑进去，堵塞一切漏洞。飞机几分几秒到，炮几分几秒开火，往哪打，都经过严格的计算和试验。显示的炸药未放完怎么办，步兵、坦克接近时怎么处置等，对实弹实爆可能发生的意外也都有预案。为防备飞机的炸弹没投下，特设了预备投弹点。炮弹和飞机不能从参观点上空走，只能走一侧，坦克也只能走参观点的两侧。演习前，对火炮、坦克安装了安全限制装置。火炮插上橛子限制射向，不能转过来朝向主席台。即使个别失误，炮弹也跑不出安全射界。发射药包逐发称量，检验合格一律封存，射击时启封。炮弹由团统一批次批号，轻武器也有安全限制的具体措施。显示情况的炸药包更有讲究，必须在参观点300米至1000米之外。显示炸点的1200多个点火站，4100多名显示人员均经过严格训练，定人定位定任务，坚决按时起爆。

各部队分别制定了贯彻落实的措施。连以上单位都成立了安全组，每个班、车、炮、坦克、机械和炸药点火站都指定了安全员。演习区域200多个村庄，都派出了安全哨兵。演习戒严区还派出1300多名警戒哨封闭现场，形成庞大的安全网。还安排130多台车和1000多名官兵，负责转移危险区的1万多名群众。

由于工作做得到位，正式演习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八一电影制片厂组织了170多人的摄制队伍，4个课题拍出4部军教片，两次预演拍摄了80％的镜头。战役集训、演习和阅兵的全过程拍了一部长纪录（资料）片。阅兵加演习的一些镜头拍了一部新闻片。共计6部31本2500多个镜头，一次搞这么多也是史无前例的。

　　1981年9月，华北军事大演习中，空降兵部队伞降敌后

邓小平赞扬胜利完成演习任务

9月14日9时30分，华北大演习正式开始。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5个参观台4000多人。军区从各部队抽出20名军政素质好的师职干部为全军战役集训班200多名高级指挥员当联络员，每个学习组派一人。

华北大演习说是示范性，也带有检验性。为了不浪费两次预演，第一次预演是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看，第二次预演由全军师以上干部看，正式参观是全军军以上干部。演习设想是，“蓝军”以突然袭击方式向“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航空火力袭击“红军”纵深战略目标，随后以地面部队发起攻击；“红军”组织坚守防御，顽强抗击，粉碎“蓝军”的进攻企图。演习主要是供战役集训班观摩见学，边演习边介绍，较完整地展示作战过程的各个细节，正确的组织指挥和诸军、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体现组织演习的方法，从而起到规范效果。解说介绍完参加演习的部队、地形方位后，方圆数百里的演习场看不到一兵一卒。8架歼击机首先出场，从参观台侧面的上空经过。坦克、装甲车漫山遍野，运输机载着空降兵实施伞降，抢占制高点。

通过华北大演习，全面检验和提高了军政素质，振奋了民心士气。同时，也考查了华北地区的设防工程、作战预案设想、战备物资的储备和各项战备措施是否可行，使我军现代化合同作战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过去一直强调多兵种协同作战，但受经费和条件的限制，真正按作战编成合练的机会不多。这次有各种飞机配合，实兵实弹，使机关的组织指挥水平和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得到了接近实战的锻炼，实弹命中率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4个科目4天，邓小平全看了。看到兴奋处，站起来不停地鼓掌。真枪真炮打了那么长时间，一位副总理和几位部长都担心地问，这么惊天动地，到底有没有伤亡呀？汇报说没有一个伤亡。国内外评价这是一次精彩的演习。

演习接近尾声，阅兵开始。6月底，邓小平曾说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我想适当时间要搞一次阅兵。现在人民不知道军队在干什么，经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给人民看，这样更加强了军民关系，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穿着军装的邓小平站在红旗敞篷车上检阅，接着回到主席台检阅了分列式。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阅兵，53个地面方队，7个空军梯队，与1984年天安门阅兵的规模差不多。邓小平发表讲话，赞扬达到了预期目的，胜利地完成了这次演习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