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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生命一个非常正常的过程，它从来都不是突然来到我们生命中的，探索和亲近它可以看到生活中我们很难看到的东西，它是反映生命意义的一面镜子。” 纪慈恩把这句话，写在她个人微信公众号的介绍里，30岁的她，比同龄人，经历或接近了更多的死亡。
掀开这个序幕的，是10年前，她满足了罹患肝癌好友的心愿，在荷兰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当抱着朋友的骨灰回国后，她被指责、唾骂，“杀人犯”、“凶手”、“会遭报应”。 “为什么人们恐惧死亡？”她一直想找这个答案。她曾走进了孤儿院、福利院，做了10年义工。其间，她还做了临终关怀志愿者，多年里，陪伴30多位老人走过最后的生命时光。 “其实，让我们恐惧的不是死，而是对于死的看法。”3年前，纪慈恩建立了体验死亡工作坊，想让更多离死亡还很遥远的人，提前思考这个终极命题。 纪慈恩的名字，是她自己起的——“纪念生命里收获和付出过的慈悲与恩情”。十年时间，她一直在和“死亡”打交道，身边每一个人的离去，改变了她对死亡的看法，也改变了她的人生。 以下内容为纪慈恩口述。 （一） 十年前，我19岁，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医院，签了一份安乐死同意书，改变了我整个生活的走向。 安乐死的对象，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默默。她在荷兰留学，被查出肝癌，2006年冬天时已经需要靠大量止痛针维持生命，医生说，她最多活半年。 默默希望我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去荷兰陪伴她。她父母很早离异，一直抚养她的奶奶也去世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看她躺在异国的病床上，被痛苦折磨。 她希望我能签下那份安乐死同意书，在荷兰，安乐死是合法的。 那时候我觉得，活得再痛，也好过死。当地医院规定每天只能打两针杜冷丁，每一针可以止痛四五个小时，可默默只打一针，最痛时，她用牙咬自己的胳膊，松开以后，满口都是血…… 最后，我还是签了同意书，安乐死药物注射进她体内。 按照规定，我必须离开病房。趁医生不注意的时候，我提前把她房间半落地窗的窗帘，拉开了缝。 我站在窗外，能看到她的脸，药物缓缓进入她的身体，默默很平静，甚至脸上带着喜悦。我永远忘不了，她看向我，用手指贴着脸，比了一个V字——胜利的那个手势。她是告诉我，自己终于解脱了？还是告慰我，我一定可以战胜之后内心的折磨？ 我哭着把她骨灰抱回国。 追悼会上，大家说我是凶手，要遭报应，没有权利结束别人的生命。 后来一年，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拉着窗帘，不和任何人讲话。声带很久没用，已经变了，原来细细的，变成嘶哑的。我被医院确诊为“PTSD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 默默的死，是我第一次被拽进死亡这个漩涡里，拔不出来。
直到心理医生带我去了北京，去到默默父母离异后，她曾待过一段时间的孤儿院，和一个个小孩子相处，我的心结才逐渐解开。同时，我去做心理治疗，一遍遍重复回忆我和默默分别的时刻，直面伤痛。直到最后一次，我已经复述了7个月，讲了65遍。大半年后，我慢慢恢复了正常生活。 曾有一个四岁的艾滋病小孩告诉我她对死亡的理解，她觉得她死后一定会很幸福。就像人们买汉堡包一样，要先付钱，才能得到。她认为，每天躺在病床上一定是在“付账”，所以她死后会很幸福。这刷新了我对死亡的看法，成年人理解死亡，总是被太多东西牵绊。 我想找个答案，为什么人们恐惧死亡？所以，才做了临终关怀志愿者。这么多年，我陪伴送走了30多位老人。在台湾，病房里，老人家们唱歌、插着氧气打麻将、淡定地面临死亡。其实，让我们恐惧的不是死，而是对于死的看法。 现在，我仍然会想到默默，是想念。有时候也会流泪，心里不想经历这么多，宁愿我们都是平凡的女生，在过平凡的生活。可如果不是和她的故事，我的人生不会做现在坚持的事情。 （二） 这些年，做临终关怀志愿者，我接触了很多老人，他们对生死有自己的理解。不是说，老了就有了智慧，而是在临近死亡时，人已经被逼得，把很多事情想得明白了。 （编者注：临终关怀，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被引入我国的概念，致力于提高即将逝去患者的生命质量，通过消除或减轻病痛与其他生理症状，排解心理问题和精神烦恐，令病人内心宁静地面对死亡。同时，帮助病患家人承担一些劳累与压力。） 有时，我会带着老人们写清单，一条条记录下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普遍想做的，是回到老家或是曾经当兵插队的地方去看看，那些地方，他们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纪。受限于身体条件无法远行，我们会把他们想对那些地方（的人）说的话录音或录视频。他们会讲述自己一生中故事，而我负责写传记。 几年前，在北京我服务了一位林奶奶，80多岁癌症晚期。她常常跟我说：“生命有它的定数，我们要承认，生命就到这里了，我们就允许它到这里。”癌细胞扩散后，她开始吃止痛药、打杜冷丁，疼痛感尚处可以承受的范围。 和家人的分歧出现在化疗时期。她经常来医院，见过一些化疗的老人，为了方便照顾，穿个内裤盖条单子，身体里插导管。林奶奶是个体面了一辈子的人，她不想那样。尝试了第一次化疗，她的疼痛感很强，开始掉发。当发觉自己和其他人化疗后的状态一模一样后，就开始抵抗治疗。女儿不理解，逼她继续化疗，林奶奶用自残来抵抗，女儿逼一次，自己就在颈动脉割一刀。直到她割到第四刀，她的女儿才含泪不得不放弃。 一般从早上9点半到吃过晚饭，我都陪在林奶奶身边，和她聊天，她会把内心的东西跟我讲出来。她对老伴儿愧疚，因为老伴儿重病时，她也像女儿那样，逼他治疗。老伴儿是个没什么脾气的人，没有表达太多的不满。 林奶奶快不行的那段日子，靠在窗前，就说了一句：终于要死了。很多的老人都表达过类似的情绪，似乎在等待死亡的解脱。她的话刺痛了我。我陪她那么久，其实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其实，做临终关怀，理理发、讲笑话、读报纸……这些都是浅层的，老人们需要的是高质量的陪伴，你能让他们对你敞开心扉，说出自己心底的东西。 从2009年开始，我越到后面越发察觉到，临终关怀里所有内容都有一个基础，就是身体少有痛苦。当然，在具体过程中，志愿者可以帮助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对方有遗憾、有心结、有放不下的事情，可以帮助他们去做。但如果，病人已经疼得快死了，他还能顾得上这些事吗？癌症晚期的病人，疼起来，他们要靠药物辅助，每天都在痛。身体难受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心情去聊天、从心理上舒缓自己。心灵关怀，更多是志愿者自己觉得，提供了陪伴。 曾陪伴过几位老人，前一分钟还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讲话，之后就闭上眼睛去世了。渐渐地，临终关怀里照顾的老人们离世，我都习惯在他们曾经的病床上躺一会儿，闭上眼，体会他们临走时的感受。 当时，我想要做一个事情，它可以是一个课程，或是一个活动，让普通人去体验、思考死亡。2014年我建立了体验死亡工作坊，全国上课，重点在深圳、武汉、昆明三座城市，1-2个月一期，期间还去了台湾、香港。 假如你还有最后10分钟，你会在遗嘱上写下什么？我希望能推广“死亡教育”，让那些暂时远离死亡的人们，提早了解死亡。 （三） 默默离开十年后，整整一个十年，命运又跟我开了个玩笑。 2016年11月底，我女儿去世了。 真真是我收养的女儿，她出生后被查出患有“法洛四联症”，一种儿童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50%的患者死于3岁内，70%-75%死于10岁内。而我陪伴了她9岁-17岁的时光。 她没有安全感，遇到我之前，曾被辗转送过五六家福利院，变得敏感易怒。福利院里，她最信任的人就是我。后来我收养了真真。 我从北京到昆明，再到大理生活，真真一直跟着我。她变了，在学校帮助别人，为受欺负的孩子出头。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她的生命会在十几岁时结束这个结果。差不多，我暗暗用了5年的准备，来面对她的离开。其间，我们还是做了手术，做手术本身也没有报根治好的希望，只是为了不留遗憾。 真真担心手术费用的问题，需要五六十万。我和她说，可能手术钱花了也失败了，但我们至少努力过，不后悔。最后关于手术，我们达成了一致。 了解死亡，是因为人需要知道怎么去面对它。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也不代表它来临时没有痛苦。真真在世时，一直是个很努力在活着的小孩，她离开后，我开始旅游，那也是她的一个愿望。我想在不同的时空中，继续和她共存。 现在在大理，我找到下关的福利院做义工，照顾那些因先天性疾病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云南福利条件不像北京，但我觉得，可贡献的空间，更大了。 如今我觉得死都是小事，活着才是大事。当下是大事，其他都是小事。死亡只是人活着的，生命最后的结果，只能面对和接受它。 体验死亡工作坊中，六七成的环节以体验为主。比如，会用一些音频，把体验者代入飞机即将失事的情景里，在那一刻，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它就像一个死亡攻略，人总会走到死亡这个地方，但过程中，如何应对处理、调整心态，可以被提前训练。 这些演练，和生命中经历的死亡当然是有差别的。它的意义不是在教我们临死前要怎么办，而是内心去经历一次对死亡的焦虑与恐慌，借由这些，去重视自己该怎么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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