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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纪委国家监委发布2018上半年“打虎”成绩单显示,上半年打落10只“老虎”,其中有 8人任副职,5个为副省长。结合以往的官员落马信息,外界发现,副厅长、副主席、副秘书长、副市长等出现的频率似乎更高,“副职”仿佛成了“高危职业”,甚至还有人质疑“副职落马为正职顶缸”。现实果真如此吗? 上半年10虎中8人为副职 上半年这10只“老虎”分别是陕西省副省长冯新柱,山东省副省长季缃绮,江西省副省长李贻煌,中国国家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晓林,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白向群,贵州省副省长蒲波,财政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少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孙波。 其中,除了赖小民、孙波两人是央企高管,任正职,其余8人均为省部级以上的副职高官。冯新柱、季缃绮、李贻煌、王晓光、蒲波五人都是在副省长的职位上落马。 此外,今年2月23日至5月23日,中共中央第十五巡视组对河北省进行了巡视。上月底,第十五巡视组向河北省委反馈了巡视情况。近日,两位河北省副职官员落马,包括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舟被捕,以及该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投案自首。 “副职”落马数量确实居多 副职易腐绝不仅存在于高级别官员中,一个副市长只要擅于玩弄权术,腐败起来连正职都“拿他没办法”。 今年3月28日,落马接近四年后,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山西省吕梁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中生迎来一审宣判。这名副厅级官员,不但以10.4亿元人民币创下了官员受贿额的新高,同时也成为中共十八大后第一个未涉及命案而被判死刑的贪官。 “副职”落马数量居多,确实如此。 早在2015年11月时,就有统计显示,中纪委打了“首虎”之中有许多“副职”官员。当时,其中8人为政协副主席:广西的李达球、湖北的陈柏槐、江西的陈安众、湖南的童名谦、陕西的祝作利、天津的武长顺、辽宁的陈铁新,以及被查时已退休的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斯鑫良。 还有7名“首虎”在落马时担任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他们是:山西的金道铭、重庆的谭栖伟、河南的秦玉海、甘肃的陆武成、西藏的乐大克,以及被查时已退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 此外,落马“首虎”如果在省级机关工作,大多担任的是副职(副书记、副省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副市长)。比如,四川的李春城、安徽的倪发科、黑龙江的付晓光、海南的冀文林、云南的沈培平、福建的徐刚、吉林的谷春立、宁夏的白雪山、上海的艾宝俊、北京的吕锡文。 副职多从本地提拔 拥有人脉和实权 副职真的更易“中枪”吗?数据上来看是这样,但这并不能就此推出“副职易腐”的结论。 首先,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副职的基数本来就大于正职。在中国的政治序列中,省部级官员正副职的比例差不多接近1:9。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甚至曾出现过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 其次,在中国独特的官场生态中,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主要工作是统筹全局。作为副职,会有各自分担的领域,具体分管实际工作。在这样的工作架构中,副职往往拥有了更直接、也更实际的权力。 此外,在地方官场上,一把手往往是“空降”,因其频繁“异地交流”,且多为组织重点培养对象,自律度相对较高。而副职多半是“土生土长”、从本地提拔,他们不仅在当地拥有广阔的人脉和实权,也有更多的利益瓜葛,为他们行腐败之便打通了道路。这一点在中国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中有所体现,空降省委书记的沙瑞金就被认为是来自上级的巨大支持,让其作为一把尖刀深深刺入汉东的官场。 在现实生活中,而因衡阳人大贿选舞弊案落马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就是长沙人,在工作6年后回到家乡,此后33年再未离开湖南政坛。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发文称,反腐败没那么多奇怪的“规律”。“纪委不查自己人”“官做到某级别被查的几率就小了”“新闻联播陪领导出镜就辟谣了”等民间总结的反腐败“规律”在中共十八大后均已失效;与民间总结类似,一些自称对中国政治颇有研究的“资深政经观察家们”所谓的“盛会不反腐”“尽量不查一把手”等规律也破产。真正的规律是中共中央下决心要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是保持高压态势,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明白了这个规律,那些反腐败“拐点论”“终点论”“盛会不反腐”等伪规律也就没有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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