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如此痛恨毒品？且看鸦片与大清的相爱相杀

在经济基本面上，吸引内地移民万里迢迢前往云南，最重要的动力是云南发达的矿业生产。云南矿产以铜，银，锡为主，以杜文秀起义为界，前期以铜与银为主，锡矿开采规模不大；后期以个旧锡为主，铜为辅，银矿生产则基本停止。矿业从业人员占云南劳动力10%以上，在农业社会是个惊人的比例。在鸦片战争前，铜，银，盐三项占云南赋税总收入的70%，田赋正税只占不到20%。1906年云南鸦片收入达到清朝顶峰，鸦片只占省府总收入的20%，而矿业与盐业收入依然占总收入60%以上，其中个旧锡出口收入一项就超过30%。

滇越铁路上已经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的人字桥

由于矿石生产以及相关运输与商业占据了相当劳动力，所以云南粮食确实一直无法完全自给，但原因绝非《河文》所谓“云南的粮食产量极度匮乏，无法自足，不得不硬着头皮从缅甸和越南买粮食”。

云南和内地相比，人口与土地关系一直比较宽松，可开垦地潜力巨大。1740年云南人口超过300万，耕地约三百万亩，到1830年，云南人口超过1000万，而耕地面积也增加到900万亩。在1860年之前，人口与耕地面积增长速度基本一致。之后由于杜文秀起义等诸多问题影响，到1910年云南人口一直维持在1200万，耕地面积则一路上涨到1500万亩。

同样，史料也中没有任何云南从国外大规模进口粮食的记载。粮食不足部分完全依靠四川调配，调配量还越来越小。唯一有大量粮食输入记载的云南昭通地区，缺粮的原因是因为矿业发达、人口稠密，当地回民又以面食为主，所以才需要从四川宜宾地区进口小麦等粮食。1870年之后，由于铜矿停产，加上回民因为清廷对杜文秀起义的报复大量迁移，昭通不但完全停止进口粮食，还可以向大规模种植鸦片的宜宾珙县等地输出胡豆，芝麻之类高产杂粮。

等到滇越铁路开通，云南可以大规模出口锡矿与鸦片后，法国越南殖民地当局多次试图利用返程空车出口粮食，将越南本地大米卖粮食价格较高的昆明和个旧，但由于粮食价格变化大，利润一直不如其他进口洋货，还有亏本与积压危险。所以粮食进口贸易一直时断时续，规模很小。

云南矿业生产，粮食种植面积与鸦片产量之间的互动主要由市场需求决定。

比如滇南在乾隆时期由于银矿与铜矿开发，大规模砍伐树木用于熔炼，森林快速消失。加之矿工大量聚集推高当地粮食价格，所以矿场附近山坡被改造成梯田，用于种植玉米与棉花。随着银矿产量逐渐下降，大量矿工转向种植业，到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时，中国农民的玉米与棉花已经沿着密埃河谷一路种到缅甸首都曼德勒郊外了。

同样的经济博弈也存在于鸦片行业，当时中国是传统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农业国，粮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规模很小，范围也不大，只能勉强供应当时的城市人口，云南矿业带来的高比例工商人口反而是特例。内地绝大多数农民依然需要种出自己的口粮，根本不可能如《河文》中所谓“罂粟从云南入境后，已渐成燎原之势，有些地方的农粮用地竟然被罂粟挤压到“十居一二”的可怜境地”。除了奇幻小说《白鹿原》，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靠文字能支撑河森堡的说法。

在清朝鸦片种植最高峰的1905年，西南三省鸦片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各省鸦片种植面积与产量如下表：

　　 注：面积单位为万亩，产量单位为万担

从此表可以看出，在当时中国，哪怕占据中国鸦片生产60%的西南地区，鸦片田的相对比例都很不算大，那为什么会出现《河文》中这样夸张的描写呢：

这和鸦片的种植方式有关：由于鸦片种植时间短，往往与豌豆，油菜等作物套种，“一亩”鸦片田会分布在三四亩耕地上。而鸦片收割特别耗费时间，农民多在住家附近小块田地上种植，以便照料。根据四川南部县资料，该县种植鸦片者三千五百余户，而鸦片种植面积只有2000亩，平均每户种植鸦片面积不过五分地。

此外，上面的表格还包括了产量，可以看出云南亩产和总产都是三省中最低，这是也是不同层次经济博弈的结果：

一方面，在1875年左右，云南人口在杜文秀起义后锐减，政府尝试通过鼓励种植鸦片来吸引外来劳动力，保证税收，所以鸦片产量在1880年左右达到4万担的高峰。但很快，受到产量更大，价格更低的四川鸦片冲击，“云土”迅速丧失市场份额。四川鸦片行销全国，即便是沿海地区也只有吗啡含量较高的“夷方土”还保持竞争力。云土价格是普通四川鸦片的四倍，但价格昂贵，而市场狭小，销量有限。

云南鸦片收割

另一方面，鸦片高昂的最终消费价格主要来自中间运输环节：早期是非法运营成本，后期是不断增加的官府烟税与厘金，一般农民种植鸦片绝不可能如《河文》中所谓“获利十倍于种稻”。根据昆明地区各种农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统计，1835年-1875年间鸦片利润高于杂粮40%，高于水稻20%。之后随着鸦片税率提高与粮食价格上涨，到1890年，该地区种植粮食与鸦片在利润上已经拉平了。

云土主要输出港：涪陵

另外云南鸦片亩产较低，一个原因是云南光照充沛，往往在冬季套种一季鸦片与其他作物，而夏季依然种水稻。这和四川或者贵州种鸦片就会完全挤掉主粮产量还有所不同。

受以上多重原因影响，1900年前后，云南最肥沃的滇池/抚仙湖区域，鸦片已经基本绝迹，粮食种植得到大规模恢复。总之，清朝时期，云南作为人力输入大省，鸦片种植并没有对粮食生产造成多大影响，而历史上云南也没出现任何大规模饥荒的记载。

3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河文》花了大量文字来描写1877-1878年发生在整个华北的“丁戊奇荒”，并将这次大规模饥荒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鸦片种植占用土地和劳动力。

那么我们来看看山西鸦片生产情况：同样从1905年高峰数据来看，山西鸦片产量约2万担，排在西南三省与陕西之后，全国第五。鸦片种植面积约80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5%。而 “丁戊奇荒”前的数据更低，鸦片种植规模是1905年的一半。山西鸦片种植主要集中在北部与西部的恒山，吕梁山地区，这些地区从来不是粮食主产区。

山西长期是粮食输入省份，购买粮食的规模远比云南大，所以当地粮价有比较完整的记录。从现有记录看，从1800年到“丁戊奇荒”前的1875年，用白银计算的粮价并没有明显上涨，说明该地区粮食基本供给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如果用铜钱计价则一直在上涨，这和鸦片输入对中国真正的冲击有关，后面章节会详述。

注：粮食单位为石，银两单位为两，铜钱单位为千钱

那么“丁戊奇荒”真正的原因何在呢？首先，这次饥荒绝非当时某些清流所谓：“丁戊奇荒较其情形, 略与道光丙午年( 1846年) 相仿, 即陕豫并歉, 亦无甚异。” 这里拿一张河森堡很爱用的图来说明：

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化（数据/竺可桢）

从上图可以看出，丁戊奇荒所处1877-1878确实是一个低温点，在明清小冰河期也属于异常。与之同时，在太平洋上还发生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第二强的厄尔尼洛现象，整个东半球都出现气候波动。除了华北这次大规模干旱外，印度因为连续两年季风偏弱，造成大面积灾荒，饿死六百万人。而尼罗河在1877年夏天甚至没有发生明显洪水，造成上埃及一季小麦绝收。气候学家估计在死于1877-1878年的全球性气候异常总人数可能在4000万以上。

在丁戊奇荒中，某些独特的物候现象也能够证明这次灾荒有多严重，比如《河文》中提到：

“（尸体）对于食腐的狼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美味，于是腐烂的尸体吸引了大量野狼进入人类活动的区域，这使得灾区又出现了食人的狼灾”。

实际上这种叙述完全倒果为因，狼群来自黄河以北的蒙古草原地区，干旱与寒冷造成草原动物大面积死亡，狼群无以为生，才被迫通过冻结的黄河不断南下，寻找食物。根据记载由于陕州以东黄河也出现部分封冻，这些狼群甚至达到河南洛阳附近，而陕州以东黄河上一次结冰封冻正是1643年——李自成进攻西安。

在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下，为什么以曾国荃为首的山西官僚却异口同声说只占山西耕地面积0.7%的鸦片造成了大饥荒呢？

因为这样做上能够给清廷遮羞，下可以给群僚解围，自己还能博个禁止鸦片的好名声，一举三得的事如何不做？但这实际上反应了清廷从上至下统治能力的逐渐瓦解，甚至丧失了传统王朝在“天降灾异”前自我检讨的能力。

在中央层面，这意味着对地方的情况一无所知，前任山西巡抚鲍源深于1876年9月辞职， 1877 年四月曾国荃才到达太原。在这大半年里清政府既不了解山西具体灾情，又未推行任何有效的救灾措施。另外，国库也的确严重空虚，清政府在饥荒初期还能勉强拿出三百万两白银救灾，到了1878年年初，连慈禧都只能以“焦灼殊深，惟有竭诚吁祷，冀迓和甘”这样的空话来搪塞曾国荃了。

在地方层面，基层控制力崩溃才是这次大饥荒最主要的“人祸”。灾荒前，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防灾手段：常平仓，已经完全失去作用。道光年间全国常平仓储量还不到乾隆中期高峰值10%。在山西灾区，解州常平仓有存粮五千石，仅为额定存量一万六千石的27%，但这在灾区各州中已经是储量最大，储存比例最高的常平仓了。其知州还因此受到朝廷特别表扬，其他各州情况可想而知。

其次，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的过程中，花了很大力气在农村普遍建立起保甲与团练，以此维持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但在捻军消灭之后不到十年时间，山西团练与保甲组织就全部溃散，清廷与曾国荃多次下严令要求地方官动员保甲与团练进行抗灾救灾和镇压灾民暴动，但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1878年3月曾国荃严令太原府周边地面县令必须组织保甲进行防疫工作，否这以“违制”处分，造成周边县令“衙中悬梁者一，挂冠而逃者三”

所以，“丁戊奇荒”的本质是清政府丧失了财权与政权的控制力，面对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害，完全失去抵御能力，任由大自然肆虐。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河文》中所谓鸦片生产挤占粮食用地与劳动力，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不重要。那么该文强调的另一方面：吸食鸦片导致劳动力衰弱，是不是成立呢？

同样以1906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当年中国自产与进口鸦片约6亿两，而鸦片吸食者人均年消耗40两，所以当时中国鸦片吸食人数在1500万左右。占国内成年人总量的5%。以当时粮食余量极少的中国农业社会而言，这个比例确实会影响到农业生产，但和后来的化工毒品相比，鸦片本身成瘾性较弱，加上多数吸食鸦片者根本无法获得足量鸦片，其实鸦片并不算旧中国最大的弊病。这里依然以有完整统计数字的四川南部县为例，估计一下当时国内因为吸食鸦片失去生产能力的男性壮劳力比例。

南部县作为鸦片种植大县，吸食比例肯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县吸食鸦片总人数约四万人，占县成年人总数的8%，其中男女比例为7：3，男性3万。在这三万成年男性中，居住在农村的占一半。也就是一万五千人。农村吸食者中又有大量本来已经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和不从事生产的地主与流氓无产者，这三者分别为5000人，2000人，1000人。最后剩下8000人中严重成瘾者又只有一半。初略计算，整个南部县约有4000-5000因为吸食鸦片而失去劳动力的壮年劳动力。与这个数据对应，1909年南部县官方自我表扬说“经过2年戒烟，农村已有一半重度成瘾者恢复劳动力，还有2500人尚未戒除”，将这个比例放大到全国，可以估算1905年全国农村约有200万人因为吸食鸦片而丧失劳动力。该数字也和清政府的规划可以相互印证——清朝1907年制定十年禁烟计划，认为如果全国禁绝鸦片，城乡一起可以恢复500万劳动力。

总的来说，在清朝鸦片种植最高峰的1906年，鸦片种植占据了全国2%的可耕地与3%的农村劳动力，这两个数字在《河文》所说的光绪初年还要减少一半。但这么一点耕地/劳动力在占用却可以给清廷提供超过10%的税收来源。实际上，在 “国产化”以后，鸦片客观上反而增加了清朝政府的财政能力，降低了税收成本。

鸦片财政收入由过境税（厘金）和土地税（禁烟罚款）两种直接税组成，无论对清廷还是后来更大规模种植鸦片的民国军阀们来说，鸦片税都是内地封建农业社会极少数有增长潜力的“良”税。清廷作为一个封建王朝， 1840和1907两次下大决心禁烟，除了道德因素外必然有更重要的经济因素。

这类经济因素分为两个部分：由鸦片贸易造成的直接影响，和由清朝禁绝鸦片引起鸦片战争造成影响两个层面。

鸦片贸易造成的直接影响当然就是中学教科书中所说的“白银外流”，但教科书没有说明白银外流的规模和造成了什么影响。这里摆摆数字：1810年至1840年，平均每年因为鸦片外流五百万两白银。三十年共外流1.5亿白银，而当时清朝社会持有白银总量在8亿两左右，其中市场流通量低于五亿两。三十年时间里，社会流通货币总量下降了三分之一。

这种外源性通货紧缩对当时基本自给自足的清朝内部市场冲击相当惊人。清朝铜钱与银两的比值从1808年的1000比1，一路暴涨到1856年的2200比1。由于清朝民间一般交易通用铜钱，而政府收税必须用银两，这直接造成铜元实际贬值和民众负担加重。到了道光中叶，部分内地省份甚至藩库（省级财政）都无银可兑，只能先收铜钱，再统一运往邻省兑换银元。而由于银两不断稀缺，相对成为被驱逐的“良币”，进一步加速退出流通（被窖藏与缴税），问题的严重程度还要超过统计数字。

道光十七年（1838年）之后，铜钱贬值潮影响到京城，“凡日用必需之物，价值无不陡加数倍”，这让一贯优柔寡断的道光皇帝下定决心完全禁绝鸦片进口。

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两个直接后果：首先，五口通商后，中国贸易中心从广州变成上海，两广两湖地区经济遭受承重打击，光湘潭一地，失业者不下十万。其次，鸦片贸易合法化，白银外流加剧，银荒恶化。面对财政危机，毫无货币发行经验的大清朝廷，实施了铸大钱、发纸票等必然失败的方式企图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钱荒，依靠铜钱交易的小生产者、手工工人、小商小贩受到致命打击。

这两个结果合在一起，在道光帝统治最后的几年里，两湖已经遍地会党，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游民暴动此起彼伏。到1850年，广西已经陷入 “群匪呼啸，连破县城，乡试为之停顿”的境界。而清廷对广西会党的清剿则直接导致洪秀全在金田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从金田发出的太平军经过两湖地区时大量吸收当地会党与破产农民，起兵三个月就从不足万人发展到进攻南京时的百万之众。

当然，从更长的历史发展来看，太平天国只是鸦片战争的一个直接和短期的反应，南京条约和随后签订的望厦条约，将中国对所有帝国主义的关税卡死在5%，如同马前卒在《用三十年时间，培育一个新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在经济上彻底变成了别人的倾销市场，是半殖民地身份。

这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而不是鸦片贸易）后的最大变化。

这个问题不但孙中山与后来的革命者都知道，满清政府自己也知道。所以清廷在推行“新政”后，就试图与列强重新协商关税。印度鸦片出口在当时备受国际谴责，而鸦片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具有特殊代表意义。所以清政府趁着英国国内发生大规模禁烟运动的机会，向英国发出照会：在中国禁烟的基础上，对进口的各国鸦片先加增关税，然后逐步停止进口。

清政府愿意以占税收10%，一年收入1200万两的土药（鸦片）税为代价，去废除当时一年进口不过百万银元的鸦片，其原因如当时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所言：“（清）帝国政府愿意用如此巨大的代价来实现(禁烟)目标，是为了向我们（英国）展示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可以在经济上彼此平等相待。”

在英国人监督下销毁鸦片

1911年大清完成第一期三年禁烟计划时，鸦片种植面积下降60%，吸食人口下降一半，在当时大清官僚中，因拒绝戒烟而被革除者三十余人，死于戒烟者一百五十余人。可以看出这次禁烟清廷确实下了很大决心，使了很大力气，效果也值得肯定。

但清朝在1905年后进行包含禁烟在内的多项新政改革，一方面极大增加了支出，而另一方面收入因为禁烟等原因不做到同步增长。宣统年间，清政府入不敷出问题越来越严重，新兴事业无法推进，旧秩序也面临崩溃。

最终，因为失去鸦片收入而无法按时发饷，内地新军转而支持孙中山这些新兴中间阶层，直接导致了武汉爆发辛亥革命，彻底葬送清朝。至此清朝的鸦片问题随着清朝的覆灭而结束，虽然鸦片在进入民国之后又掀起了更大的波澜，但和清朝历史已经无关了。

和清朝人相比，现代人对毒品的看法有几点差别。

1. 现代社会，大多人都有稳定的生活，一般不需要耗尽体力就能谋得温饱，对烈酒、鸦片、槟榔等麻醉剂的需求不大。

2. 现代人的生活乐趣较多，寿命较长，被毒品破坏正常节律后，“成本”很高。

3. 现代社会的毒品大多是烈性化工产品，纯度和生化效应远远超出100年前的鸦片。

所以，在我们眼中，毒品危害主要体现为破坏正常生活，快速摧毁人身健康，缩短寿命，是绝对不能碰的洪水猛兽，怎么攻击都不为过。

但是，评判历史，首先要以史实为出发点，其次要在一定程度上放下现代人视角，才能理解真正的历史逻辑。

100年前鸦片在中国虽然的确是严重的弊害，但当时的社会百弊从生，和洋货倾销、通货危机、人口危机、治安危机等问题相比，鸦片实在担不起“祸首”的责任。如果强行用鸦片（而不是鸦片战争）作为主线来解释晚清的各种问题，实际上是为了迎合现代人的观感而扭曲了历史。所以本文不得不评点几句河森堡同学的文章，希望能让读者对晚清和古代中国有更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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