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瘟疫启示录丨HIV：一个被污名化的疾病，溯源用了三十年

◎ 高博

1980年秋天，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助理教授、免疫学家迈克尔·戈特利布注意到，他的五个病人得了同一种怪病。这是一种真菌肺炎，由本来无害的“卡氏肺孢子虫”引起。而且，病人嘴里黏黏糊糊，因为口腔念珠菌过度繁殖。

根据检测，五位病人的T淋巴细胞数目极低。而且，他们都是同性恋者。

戈特利布写了一篇短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愿意发表，但要等好几个月，于是他转投《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1981年6月5日出刊——《肺孢子虫性肺炎，洛杉矶》。戈特利布写道，这种病的趋势令人困惑，而且凶多吉少，但他无法推测病因。

即将杀死全球四千万人的恶灵，艾滋病，首次现身；而它的源头，二十多年后还笼罩在迷雾之中。而舆论早先赋予感染者的污名，尚未被洗净。

1981年《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关于艾滋病（当时还不叫艾滋病）的正式记载

零号病人是他吗？

戈特利布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又登了纽约皮肤病医生弗里德曼-基恩的论文：年轻的同性恋男性人群中发现了罕见的卡波氏肉瘤；有些病患还得了卡氏肺孢菌性肺炎；8人死亡。

与此同时，迈阿密报告了20位海地移民的卡氏肺孢菌性肺炎、口腔念珠菌病和卡波氏肉瘤，10人死亡。

综合以上事实，医学界认为出现了一种新的疾病，像免疫缺陷，而且和同性恋有关（尽管海地移民自称是异性恋，当时医生怀疑他们撒谎）。1982年9月，《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将之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很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调查了全国40名患病的同性恋者，将他们的性伴侣了解清楚，画了一张关系图。每个人是一个圆圈，如果和他人有关系，则两个圆圈有交集。

图的中心是一个圆圈，和其他8个圆圈交集；圆圈上写着“0”，他串起了整个关系网。这就是后来被写进无数畅销书的“零号病人”：盖坦·杜加斯。

杜加斯是一位英俊的放荡不羁的加拿大空服，飞行穿梭于北美各大城市。他自己估计可能有2500个伴侣。生命最后几年，他得了卡波氏肉瘤，还患有肺孢子虫肺炎等等。

杜加斯死于1984年3月，CDC调查报告正好问世。调查非常出色，公众一时也相信找到了“零号病人”。但病因还不确定。调查报告认为是一种类似于乙肝病毒的病原体。

因为有血友病人患上了艾滋，科学家猜测病原是一种病毒。因为血友病患者所需血液要过滤，只有病毒才不会被滤掉。科学家猜测，这是一种在人身上极少见到的逆转录病毒。

1983年5月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两个独立团队找到的病毒。一年后又有独立团队提交报告。三个来源得以统一，1986年定名HIV。

病源仍不清楚。杜加斯一个人导致美国艾滋病流行吗？但病毒不会无中生有。海地移民中的异性恋病人，又如何解释？

科学家没多久就发现，杜加斯并不是零号病人。1977年死亡的格蕾特·拉斯克，是一位在扎伊尔工作过的丹麦外科医生，她曾表现出典型的艾滋病症状。1986年她的血样中检测到了HIV-1。这暗示：杜加斯、海地移民、丹麦大夫，都不是源头，只是中间链条。

污名化挡不住蔓延

今天，在美国，因HIV而死亡的白人几乎为零；艾滋病也在很多发达国家“脱敏”，病人受到较为公正的对待。但刚出现时，艾滋病犹如恐怖片主角，吓坏了不明真相的公众。患者被大肆污名化，绝望无助。

媒体起初的报道往往渲染艾滋病的致命，使用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艾滋病被冠以“新瘟疫 ”、“超级癌”、“恶魔”等称号，让美国社会谈艾色变。

1980年代初，欧美的HIV感染就已从特定群体蔓延到了所有人，但媒体起初的报道将之称为“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还使用“同性恋癌”一词。让同性恋人群惶惶不可终日。

生命最后岁月里，杜加斯日渐消沉，但私生活愈发放纵，似乎是为了报复。在旧金山的公共浴室，他经常打亮灯，露出病变位置，告诉刚发生关系的陌生人：“我得了同性恋癌，要死了，你也快了。”

在很大部分人口是虔诚信徒的国家里，“同性恋癌”患者被很多人蔑视。还有人声称“艾滋病是对性解放运动的惩罚”。因此，借着歧视艾滋病人，可以表达对同性恋和性解放运动的憎恨。

抗艾宣传，强调人们应该对伴侣忠诚，变相给HIV感染者打上滥交和异端的标签，却没有足够警示“高危人群”之外的普通人。

把某个群体与病毒紧密联系，当然是不公正的，一方面对这个群体缺乏尊重；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对病毒的认知。

1980年代末，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对艾滋病污名化现象感到惊奇，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一文，批判社会把种种妖魔化想象移到了艾滋病上。苏姗·桑塔格说，疾病作为隐喻，象征了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疾病最令人恐惧的，不是丧失生命，而是丧失人格。”

苏珊·桑塔格，后来著有另一部代表作《疾病的隐喻》

比起恐惧病情本身，很多患者更恐惧他人射来的歧视眼光。歧视导致孤立，让人害怕检测，使得艾滋病的调查难以进行。一些已经检测出艾滋病毒的携带者，逃避医生，直到发病才不得不去治疗。

1990年代有美国学者研究总结说，艾滋歧视不仅让HIV感染者羞愧和内疚，让社会不公正地对待他们，而且造成感染者惧怕歧视，拒绝治疗，从而造成了更广泛的感染，妨碍了有效防控。

历史上一次次大瘟疫的启示是：社会很容易因为灾难而陷入非理性，民众需要对灾难的简单解释。而同性恋者在1980年代就成了替罪羊。欧美借此兴起了排斥同性恋群体的狂潮。如果说瘟疫是天灾，歧视就是人祸。

我们要反复告诉自己，病毒溯源是理性又艰难的过程，歧视和推卸责任毫无意义。

确定了起源地和起源物种

1980年夏天，一位学兽医的研究生菲丽丝·卡吉发现，哈佛大学下属的灵长类研究所里，有些圈养的亚洲猕猴死于神秘的免疫紊乱疾病。1985年，她和她的导师团队发表文章，证明猴子身上的新型逆转录病毒与HIV关系密切，后来定名为SIV（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

任何其他种群的猕猴身上都找不到SIV，由此卡吉判断，病毒来自研究中心其他的猴子。随后卡吉在非洲绿猴身上找到了SIV。这是一种分布广泛，包括好几个大类的草原猴。

随后发现，野外和各个研究中心的非洲绿猴大概一半都携带SIV，但是它们并不发病，这就表明，病毒与非洲绿猴和平共处或许几百万年了。

HIV和SIV相近但明显不同。卡吉从非洲获取一批人和猴子的血样，从中找到了一种介于HIV和SIV之间的病毒，来自塞内加尔一位性工作者。这份病毒与SIV更加接近。科学家由此猜测，人感染的HIV类病毒不止一种。果然，卡吉参与的国际合作团队，又从一个几内亚比绍病人的血样里检测到HIV病毒，但与美国版本不同——HIV-1是全球瞩目的大瘟疫，HIV-2只是西非一种相对不太凶恶的地方病。

电子显微镜下的HIV-1

HIV-2的来源很快搞清了。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来自非洲烟熏白眉猴（与非洲绿猴毫无关系）的SIV，很像HIV-2和猕猴SIV。文章写道：“在过去的30-40年内，西非烟熏白眉猴或近亲物种的SIV成功感染人类，并进化成HIV-2。”

但人们更关心HIV-1。1980年代后期，马丽娜·皮特斯的团队在加蓬测量了36只保护圈养的黑猩猩，发现黑猩猩也携带SIV病毒，且与HIV-1更相近。1989年的这篇论文暗示HIV-1可能来自猩猩。但论文影响力不大。因为全世界的圈养黑猩猩，一共只有三例发现SIV，不能排除是接触了猴子导致。

与此同时，臭名昭著的HIV-1被分析为三个家族，传遍全球的艾滋病，只是其中一个家族中的一个小支系。而HIV-2则被拆成9个家族。

以上12个家族的艾滋病毒的迥异意味着，HIV不止一次地从猿猴传给人。独立的兽传人事件，至少发生过12次。

问题是，既然这种感染如此容易，为什么只有一次造成了大瘟疫？1980年的HIV-1，又是何时出现在人体内？

1998年，洛克菲勒大学得到一管血样，来自1959年的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从中找到了HIV-1，而且是一种更古老的类型。不久后又有惊人发现：在1960年的同一城市取样的一份淋巴结样本，也发现了HIV-1，但跟1959年那份有不同。根据计算，两份样本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1908年左右！

科学家必须去热带雨林里找源头了。2000年后一种新发明，可以从刚排出的猩猩尿液里监测病毒抗体。于是，科学家跟踪著名的坦桑尼亚贡贝黑猩猩种群（因为珍妮·古道尔的长期研究，这群黑猩猩对人不那么警戒），并确定野外黑猩猩身上有SIV抗体。随后，对喀麦隆东南部（紧挨刚果）的猩猩的调查表明，它们携带的SIV病毒与HIV-1关系更密切。

这对在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内的雌性黑猩猩及初生猩猩，猩猩妈妈证实带有猿猴免疫力缺乏病毒SIV。信息时报

尤其从一只编号LB7的猩猩上分离出来的病毒，与HIV-1如此相像，以至于当电脑显示结果时，科学家们感到震惊和欣喜：“这些结果不是编出来的，太过美好了！”

更多证据巩固了他们的发现：HIV-1的疫源，就在喀麦隆东南部的森林里。2006年7月，《科学》发表了这一结论。

尚未结束的溯源 尚未结束的歧视

1980年来，世界各地医疗档案里陆续发现了早期疑似病例，一些证实了，一些被否认了。比如1959年死去的一个英国人，症状很像艾滋病；他保留在石蜡里的组织，1990年检测发现HIV-1阳性。但几年后复查，发现病毒基因过于现代，很可能是由于样本污染。

还有1990年代一本调查艾滋病源头的畅销书，认为1957-1960年，刚果大规模推广服用小儿麻痹症疫苗可能是瘟疫的源头，因为医生在疫苗培育中使用了黑猩猩的肾脏。但后来证明，1908年左右病毒就开始在人群中分化了。

这说明，即使证据看似充分，病毒溯源仍是一件容易出错的研究。

人类艾滋病病毒的起源

近四十年的考证和排除后，科学家猜测，以下一种艾滋病起源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需要提醒的是，假想传播链条中还有很多空白）：

SIV存在于猿猴体内已几百万年，涉及白鼻长尾猴、绿长尾猴、红冠白尾猴、尔氏长尾猴、太阳尾猴……还有黑猩猩。几百年前，某只捕食猴子的黑猩猩身上，混合了红冠白尾猴的SIV和大白鼻红尾猴的SIV——两种病毒重排出一种新病毒，比黑猩猩早已适应的SIV更致命，会让一些黑猩猩死掉，这就是HIV-1的前身。

一百几十年前，刚果河上游雨林里，猎人杀死了一只黑猩猩（这种肉类贸易迄今仍存在），在捕猎，或处理、搬运尸体时，人的伤口碰到了猩猩的血液。猎人将病毒传给了他的村落。彼时彼处，人的寿命不长，所以病毒没有大肆作祟。通过船运贸易，病毒传到了刚果河下游，在新兴城市利奥波德维尔繁盛和扩散，当地男女比例是10:1，有很多性工作者。病毒从这里传播到非洲各地。1920年代，欧洲人在刚果推广注射医疗；此后几十年，由于条件所限，欠缺消毒的针头加剧了传染（再次提醒，以上包含科学家的猜测）。

在刚果（金）的维龙加国家公园，人们抬起一只被杀害的山地大猩猩的尸体（2007年7月24日摄）图源：新华社

几十年来，HIV-1不断分化，最大的M组出现多个支系。其中一支，有幸（对于人类则是不幸）在1960年代跳到了海地。可能是因为1960年刚果独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了几千名海地人去刚果援助，很多人在当地结婚，后来返回海地。

根据1980年代的血样，553名海地贫民中有惊人高比例的HIV阳性。推算是1966年前后，某个HIV携带者在海地人中迅速传播了病毒，很可能是因为当地发达的卖血产业。病毒随着血液制品蔓延全球。有研究暗示，1966年就有一位美国少年通过同性性行为获取了艾滋病毒。更确切的证据表明，最晚在1969年，海地血液里的的艾滋病毒就感染了美国人。无论如何，洛杉矶病人在1980年走进迈克尔·戈特利布的诊所前，艾滋病已经在美国悄悄流行了十几年。

作为一次卷席全球的瘟疫，艾滋病的背后，是全球化时代的人口交流带来的风险。瘟神无孔不入，不分种族，没有国界，没有哪一个群体可以豁免。谣言和歧视，无助于战胜瘟疫，只有伤害病人。

据联合国2018年统计，已有2960-4080万人死于艾滋病，有3790万人携带艾滋病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指出，直到今天，对患者的羞辱和歧视仍存在于世界的很多地方。

来源：科技日报 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来自网络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的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网未独立核实其内容真实性，文章也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文章侵犯了你的权利，请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本网提供的内容，包括并不限于财经、房产类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本网内容，包括并不限于健康、保健信息，亦非专业意见、医疗建议，请另行咨询专业意见。本网联系邮箱：contact@cacnews.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