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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圈|采访完那位深陷性骚扰丑闻的男明星,我放弃了发稿

加新网CACnews.ca| 2020-12-31 03:26 |来自: 腾讯新闻贵圈 分享新闻:

2020年就要过去了。我们把这一年的收获,欣喜,遗憾,迷茫留在这里。

 


稿子停在一些问题之前


文 | 郝继


年底可以说遗憾吗?


记者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遗憾:为发生的事遗憾,为当事人遗憾,为自己的表达能力有限而遗憾,为一篇稿子不能抵达该抵达之处而遗憾,为就算抵达了也改变不了什么而遗憾……


2020年稿子里,给我留下最大遗憾的,是“直播间里的假冰冰”。


接到选题,我经过最初眼花缭乱的辨认困难,“锁定”了几位冰冰主播。其中一位,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认识就是缘分”。我已经很少听见这么老派的话了——完全有别于我日常和明星团队打交道时的态度。我喜欢人和人之间这样的开场白,不那么职业化,却带着温度。


不过,这些没有被职场驯化的行为方式,在后来让我的采访受了挫。有的冰冰答应了采访,却总在约定时间消失;再次出现时,对爽约也毫无歉意。有的冰冰先是同意与我聊聊,但又说没时间,因为白天要睡觉。我原以为,采访对他们来说是不同于直播间的展示机会,但事实是,花几个小时和我聊天,对他们来说真没啥吸引力。


他们以模仿明星谋生,又完全不像明星。大部分的明星在意口碑与荣誉,而这些模仿者却对经营自己毫无兴趣。他们签了公司,成了需要完成KPI的打工人——这让多次被放鸽子的我,释然了不少。


这些主播里最痛快的是夏冰,一个男“冰冰”。我很感谢他。我能感觉,他接受采访不是为了宣传自己,而是想痛痛快快地说一些往事,表达一些观点。所以,当我看到文章发布后很多人指责他/她们因为模仿而失去自我的时候,我感到愧疚和遗憾。


夏冰在微博对《贵圈》采访稿作出回应


是我表达的不足,没能呈现出他/她们本来的样子。


比如夏冰。他说时光流逝,自己的心态会变,当初做的一些事现在不会做了。他跟我说起这些时,坦诚,鲜活,不自我设限。他嘴上不承认喜欢范冰冰,其实我能感受到,他也真正试着去理解这位如今口碑参差的女明星。他的有些观点,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写出来——毕竟在今天的舆论场,有时候抵制一个明星比声援他/她更安全。


更大的遗憾,是我始终没能和“冰冰”们见面。这个稿子在操作过程中面临着两种走向,可以写得很行业、很揭秘,也可以写得更细腻,更有人的温度。如果见面,我想我可以和他们聊得更多一点,表达也会更细腻一些。更重要的是,如果见面,我们会先聊很多工作或者人生经历,然后在某个发呆的瞬间,我可能会问,你当时做整容手术的时候疼不疼,有没有怕?也许她会告诉我痛得要死,但值得。也许她说,哪里哪里没做好,线都是歪的。也许她就闪避了这个问题……


也许我还会带着冒犯提问: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脸,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陌生?因为有个女孩的样子,和三四年前比起来判若两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弄丢了自己;如果想过,他们的答案又是什么?


但没有这些对话。稿子停在了这些问题之前。


他/她们成了互联网上一群没有自我的代表。在不同转载页面的留言区,有人说他们“卖身直播行业,成为了平台红灯区嘶喊着虚无的赛博娼妓”。当然也有人理解他们,说“大家很清醒地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迷茫、委屈、脆弱压到最低”。


读者的留言很丰富,有些观点拓宽了我对“冰冰”们的理解。不过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始终不能回答,也无法给出答案。不过我想,有个问题倒是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改变命运的机会交到我们手上,我会怎么选?会接受它,然后永恒地告别属于自己也许卑微却独特的人生吗?


别这么快回答。


贵圈|双十二这天,至少5个高仿“范冰冰”在直播卖货


不在系统里


文 | 展展


2020年秋天,我在洛阳采访一位男演员。他说起一件事。


几年前,他去动物园,猛兽区有项服务:游客可以买只鸡,绑在长棍上,递到猛兽嘴边。他发现,原本活蹦乱跳的鸡,一旦到了危险边缘,便立刻偃旗息鼓,一动不动。那时他心里顶瞧不起这只鸡,觉得它在死亡面前,未免过于缺乏志气。但跟我描述此事时,他却有了新想法。他说,这鸡有智慧。


当时,这位男演员正身处舆论漩涡中。一些过往被恶意曲解、传播。他就像那只被捆住的鸡,挣扎无用,只能以沉默维护体面。以至于后来,在他的强烈请求下,那篇稿子也未能发出——他不想让事情越滚越大。


这位男演员生长于电视时代,借由电视进入公众视野。一度,他是观众心目中的“清流”。他身上有那种真正游历四方、读书作诗培养出的气定神闲。入行十几年,仍自称“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


但那次事件彻底将他打懵了。他很困惑,采访时几次问我,如今艺人都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宣传究竟应该多做、少做还是不做?面对争议,是该回应还是不回应?


一度,他想体面地写篇文章回应此事——他擅长这个。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却被朋友们按下。大家跟他说,如今的舆论环境,说得越多,越容易让人抓住把柄,开辟新的舆论战场。想早点息事宁人,还是别说了。


他身上有种老派的矜持与“顽固”,一不小心闯进流量时代,显得格格不入、满脑子困惑。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零差评”掉落到天平另一端的。当然,“零差评”这件事也够吊诡,“正常人都应该毁誉参半的。”这他知道。


这一年,我采访了几位中年男艺人。他们早已过了“小鲜肉”的年纪,对流量市场缺乏拼杀欲望,但都或多或少卷入其中。有人被迫面对,一脸茫然,比如上述男演员。有人从中获利,比如唱《野狼Disco》的老舅,他一度忙到10天飞8、9个城市演出。


双十一晚会上,老舅(右一)与潘粤明、聂远、钟镇涛上演舅舅团老年迪斯科


还有人有所思考、适度反抗,比如德云社演员阎鹤祥。他把犀利的观点和唏嘘装进相声作品中,乐于发表观点,做出改变。


他身上也有一种老派艺人的“骄傲”。采访时,他语气笃定地说:“如果智能科技取代人类,那么最后一个杀死的是我。”因为说书是交流,如同恋爱,“需要有温度,需要你喜欢我,我喜欢你。”


几个月前,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爆社交网络。除了对骑手处境的同情和不平外,很多人想到自己。我们无一例外,困在系统中。我们大厂女工不例外,娱乐明星也不例外——大家都在追逐流量、爆款、实绩。我们焦虑、内卷,老老实实做打工人,连流调记录看起来都规矩到“摆不上台面”。



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是会对自己的价值有所怀疑的。一颗铝合金螺丝钉和一颗纯金螺丝钉,没有多大区别。


越是这些时刻,这些“系统边缘人物”就越让我觉得珍贵。他们早已有稳固的人生观。人到中年,遇上一个经验之外的、闹哄哄的世界,他们的碰撞、挣扎和思考令人宽慰。这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他们“逃学”般的人生状态。


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取向的喜欢,不是他们的全貌,细微到甚至不足以写进稿子里:那位男演员会兴奋地告诉我从哪个角度看瀑布最美。老舅会在将睡未睡之际写诗——不为任何目的。阎鹤祥怀念过去的生活节奏,喜欢一个人四处溜达,曾经骑着摩托车,横跨亚欧大陆。


就像你无法去问一个孩子为什么不写完作业就出去玩,他们的行为没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是一种“本能”。


我后来想,那位演员可不是那只呆若木鸡的鸡。他更像一条鱼,那是他对我说过的另一个故事的主角——鱼类总是成群结队,求取安全,但世上总还是有鱼为了自由踽踽独行。在舆论吵吵嚷嚷的时候,他早就轻盈地游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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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召上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


文 | 禹祘


2020年最让我触动的采访来自一个小偶像,他的迷茫与困顿都让身为同龄人的我感同身受。


这是个幸运的年轻人,天生一副好皮囊,小康家庭吃喝不愁,对未来从没有基于生计的紧迫感。临近毕业时被星探发现,顺利入行,拍网剧、做偶像、上综艺,踩着每一个风口往前走。


没有什么童年发愿、励志追梦的动人故事,所有的选择看起来都是主动送上眼前的。他凭借着一点点天赋,加上几分好运气,一路被命运推着,收获了人气与机遇。


但他迷茫。没有明晰的规划,没有野心,不攒钱,除了一日三餐,其他的,没有什么更远的考量。“我想过得奥斯卡你信吗?”“我的目标是谢霆锋,虽然我没有谢贤。”他用抖机灵式的插科打诨,应付掉所有可能触及痛点的问题,却在最后一刻卡住了。


我问他,“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他停下来,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陷入一种自说自话式的反思。他说曾经有业内前辈问过他这个问题,但现在依旧无法给出答案,“好像这两年来自己毫无长进”。


“没关系,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也正常。”我对他说。


说真的,把这个问题抛给我,我同样给不出答案。在写作这条路上,我也是这样歪打误撞地向前走着,从来没有规划,也常被主编批评“没有野心”。很多时候,我手头的选题都是靠着一点点好奇心与发现好玩的热情在推动,做出来最好,做不出来拉倒。


这一年,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目标清晰、令人羡慕的采访对象。有时是街舞舞者,学生时代逃课打架挂科,直到开始跳舞,从身体到灵魂被瞬间点亮。有时是摇滚乐手,童年时几张打口带唤醒耳朵,心里便埋下叛逆的种子,一路跟着音符飘荡。还有脱口秀演员,做客服做侍者做保安,终于在小剧场握住立麦的那刻,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热爱。



就像是牧羊犬,在见到羊群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来到这世界的意义所在。娱乐圈声色犬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看上去却那么渺小。但这正是这个行业最有激情的地方,简单,直接,充满热爱与梦想。


人们总是乐于见到这样的故事:目标坚定的主角一路挥洒汗水和泪水,最终成就梦想,人生熠熠生辉。然而现实的另一面却是,高速发展的娱乐行业卷入大量迷茫的年轻人,还有他们无处安放的欲望。不信你去北京各大舞蹈室和年轻人聚集的商业街区看看,那里游荡着的星探比圣保罗海滩上的球探还要多。


可惜,“被召上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但很多年轻人还是一头扎了进去,成了金字塔结构中,处于腰部、底部的大多数。


要改变赛道吗?但跳出去又能做什么呢?不知道。再想两天,还是不知道,索性不想了。


一次采访结束后,有个一直没有熬出头的小偶像问我,“你觉得我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甚至我也想找一个人问问,“你觉得我要不要改行?”


相比那些名利场上的励志故事,我其实更珍惜这种颓丧的表达,因为它坦诚地展现了这代年轻人的共同困境——有些“垮”,不那么“正能量”,用粉丝的话说,叫做“没事业心”。


但大家也都还在前进,颓唐地往前走。“内卷”在这一年里被说了又说,谁还不是一边加入无谓的竞争,一边怀着就地躺平的渴望,在自我分裂中向一个模糊的目标靠近呢。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时日之子》中讲了一个浪漫的故事,关于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那是1922年,霍华德·卡特在埃及帝王谷发现图坦卡蒙陵墓。在此之前,他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气馁、经久不衰的厄运传说、贫困潦倒进行着经年的斗争。


考古队成员在拉美西斯九世墓前的合影,左数第四为霍华德·卡特(1923年)


在伟大发现的那天,早已不再年轻的霍华德·卡特坐在英年早逝的法老脚下,身边风鸣细沙,围着上千年的永恒奇迹。他沉默不语,看到几粒种子掉落在地上。“那些种子经历了3200年的等待,等待播种他们的手。”


有些人来到世间,过了半个世纪才发现自己的使命,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但我们总还是要做点什么。于是只能安慰自己,迎头向前走吧,说不定就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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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明星人物报道”的消失


文 | 狠狠红


最后一次老派而传统地做一篇人物报道,大约是三年前采访章子怡。“老派而传统”是指跟着对方行程,在至少一天的时间里,除了采访,也能见到一些采访对象处理其他工作的场景,还有和工作人员相处,吃饭聊天,坐车瞌睡,卸妆等等——也就是,不那么明星的时刻。


有那么几年,每次做人物报道都会争取“跟一下行程”,希望能见到对方在不那么防备的非采访状态里,流露出一点随意,一点疲惫……当然也有在私底下依然亢奋的明星,比如郎朗,只是那很少见。大多数人在走出聚光灯的瞬间,都会骤然松散下来一点。身为采访者,我渴望见到那样的时刻。


只是,这两年,再也没有明星愿意做这种贴身十几个小时的采访了。即便是愿意敞开聊聊的,也最多只开放2个小时给一家媒体——而那种敞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需要明星在上升期,亟需一篇深度报道来为自己做一个初步定义;又或者碰到了一些什么事,心里多少有委屈想诉说;还需要他的团队为他判定,这家媒体属于“安全”范畴才行。


在我还没有入这一行的时候,媒体和明星还有更亲密的时代。比如说,可以到明星家里去采访,翻开明星的童年影集,听他们讲那些过去的故事。我迄今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一篇明星报道,一个记者陪着下工的明星一起返回出租房,两个人一起爬长长的、曲折的、狭窄的、昏暗的楼梯,听他说了一些“以后要成名”等年少又志气的话。那篇报道让我印象如此深刻,是我认识那个明星的原点;那条长长又昏暗的楼梯像是一个关于蛰伏与破土的隐喻,而少年的心又脆又薄,像天气太好时候的蓝天,不远处又压着沉沉的未来。也许我此后经久不衰的对那位明星的好感,都从那一篇报道开始——仿若自己也陪他爬过一段楼梯一样。



等到我自己入行的时候,这种可以进入到明星私生活的采访关系已经荡然无存。明星化的进程轰隆隆开始,记者们不会再拥有明星的私人手机号,公共场合里明星带着几个黑西装保镖也渐渐成了标配。但好歹“跟着行程”跑一两天也还可能被允许,得以窥见一些介于工作和私人中间状态的片段。这样的窥见至关重要,倒也不是每篇报道都旨在“把明星还原成普通人”,只是,见过那一面之后,才可以把对方当成人,而不是宣传机器;也同时,不把自己当成宣传工具,才想拼了命去理解对方,拼了命,把自己所知所感转成文字,传达给读者。


那些拼了命想写好的报道,应该是比通稿更有温度的吧(我真的为自己写过的报道哭过)。


作为一个看了十几年行业变化的人,完全能理解采访关系是如何走到现在的。“不划算”。即便让我来替明星算这一笔账,也会觉得“不划算”,即便是我眼里根本称不上深度采访的两个小时,也已经够拍10条口播,或者10条短视频了——那些都是更划算的,钱与流量。


而两个小时的采访能带来什么呢?被截取,被解读,被歪曲,总之“祸从口出”,不说话才是最安全的。全世界都知道了明星们越来越不想说话,他们的微博看起来像是贴满小广告的电线杆。我曾在一些明星脸上看到过“渴望被了解”“渴望被解读”,如今我只能看到,“拜托,不要来了解我,更不要解读我”。


像一块压缩过的蔬菜包,生存之道是千万不要碰到水。


当然,何止是明星如此。距离你自己上次真情实感地在网络上发言又是多久了呢?一块压缩过的蔬菜包,即使它奋不顾身,也无法再还原成一棵真正的青菜了。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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