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只有13个字，他却成了今天的“顶流”

“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于敏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

作者：田亮

编辑：陈佳莉

1961年1月12日，北京飘着雪花，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副部长兼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把于敏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当时，美国、苏联和英国已相继研制出比原子弹威力大几十倍、几百倍的氢弹。

“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他们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于敏回忆说。

1960年，苏联又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决定自主研发核武器。

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的研制。作为二机部的科学家副部长，钱三强很了解有哪些“将”可遣“兵”可用。

为什么选中于敏？

1957年5月，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代表团回国后发表文章称，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仅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的于敏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20世纪60年代的于敏。

只是，当时一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的于敏，要转向氢弹预先研究，并非他的兴趣所在。

“父亲一生崇尚‘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喜欢安安静静地搞基础理论研究，最喜欢从事的工作是大学刚毕业时的量子场论研究，后来根据国家需要改行做的原子核理论研究也还是基础理论研究。而氢弹研究是应用研究，接受这个邀请，就意味着又一次改行，要放弃在原子核理论上取得的一切成就，隐姓埋名地投身于核武器事业。”于敏之子于辛说。

·2022年6月9日，于辛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侯欣颖/摄）

但对于这个影响一生的抉择，于敏当即就答应了。

“爱国主义压过兴趣。”于敏回忆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一定全力以赴把氢弹搞出来。”

从此，于敏的名字就在原子核理论界，乃至整个物理学界“蒸发”了。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回忆道。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转年，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全面规划。

于敏就是在这个时候率队加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今北京九所）的，与主任邓稼先和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泽慧，共同被称为理论部“八大主任”。

杜祥琬于1965年3月到理论部报到，那年27岁，是理论部里的小字辈。

他说：“当时，我们不分领导职务大小，一律以‘老’‘小’相称。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叫老邓、老周、老于，我是小杜。大家常常在一起开‘鸣放会’，不管老小，谁有想法，都可以到黑板上去画，去说。从不同的意见中发现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2022年6月7日，杜祥琬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侯欣颖/摄）

理论部聚集了全国的顶尖高手，但天才并不等于天然成功。

一条条途径、一个个方案被提出来，经过仔细讨论和计算分析，又一个个被否定了，“山穷水复疑无路”是于敏等人当时常有的感觉。

为突破氢弹原理，于敏可谓废寝忘食。有一次，妻子孙玉芹让于敏去食堂买饭，他随手拿了一个破底的塑料袋。包子和米饭装进袋子里，没走几步就漏了出去，散落一地，惹得大家哄然大笑。

最终，理论部形成了几种可能成形的方案，需要在计算机上进行大量的数值模拟计算。

1965年国庆节前夕，于敏按上级要求带领几十位工作人员前往上海，利用国庆假期使用J501型计算机抓紧验算。

·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批年轻科研人员赴上海华东计算所对氢弹物理原理全过程进行分析计算。图为科研人员在使用的J501计算机。

“核武器爆炸后，每个时间、空间点上，都有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计算机就把这些物理量计算出来后打印在A4纸大小的连续纸带上。”杜祥琬说。

当时，打印出的字迹很不清楚，用手一摸打印纸，手上就会留下金属烧蚀后的灰烬。于敏等人就是在这样的纸带上，往往一趴就是几个小时，手上、衣袖上都是黑乎乎的一片，但个个依然热情高涨。

经过3个多月的分析、比较，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杜祥琬说，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日会战”。

·1996年，于敏在北京办公室查阅计算机数据。

“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很多人看到过一组数字：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空军飞行员驾驶轰—6甲型轰炸机，在预定着弹点成功投弹。

这颗全当量氢弹在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爆炸，天空中出现了“两个太阳”。烟云上升到1万米高的平流层，蔚蓝的天空中出现了壮观的蘑菇云。

·1967年6月17日，空军飞行员驾驶轰—6甲型轰炸机在新疆罗布泊成功投放氢弹。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得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三万六千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于敏回忆道。

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是，在马兰基地参加核试验的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各个单位，他们互相保密。即使是一个单位的，被分在不同岗位，也互不知情。直到在核试验时见面了才知道：“原来你也是干这个的呀！”

在于辛印象中，父亲从不谈起他的工作，只说是做科研。于辛说：“那时候，经常有他的同事来家里探讨工作，这时候妈妈就带我和姐姐出去玩。”

直到1999年，于敏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于辛才真正知道父亲具体是干什么的，才知道父亲的成就有多大。

除了氢弹，于敏还是中国中子弹理论设计的技术把关者和负责人。中子弹也是一种核弹。

于敏又被人们称为“中国中子弹之父”，但他生前并不愿意人们叫他“某某之父”，曾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对于敏老师生动的写照。由于长期过度的脑力劳动，他身体很虚弱，有时实在不舒服，无法来办公室讨论，就约我们去他家里讨论，而且一讨论就是三四个小时。孙阿姨说：‘你们一来，老于就好多了。’”北京九所研究员、于敏带的博士生蓝可说。

他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国家尖端国防科技的发展上，甚至无暇出版学术专著。

《环球人物》记者苦苦搜寻于敏写的书，结果只发现60多年前出版的那本定价1.1元的《原子核理论讲义》。201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

·1959年夏，于敏与北京大学教授杨立铭合作在成都主办原子核物理培训班，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原子核理论讲义》一书。

2019年9月，于敏获得“共和国勋章”。遗憾的是，他在2019年1月已驾鹤西去，成为唯一一位获得“共和国勋章”却没有机会佩戴它的人。

如今，于敏已离世3年多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官网首页仍在显要位置展示着缅怀于敏的照片，上书他的自勉诗句：“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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