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美国的精英教育

前一阵子，讲了美国大学排名的出炉，也谈了如何选择适合的学校。接下来，我会具体谈谈最后的申请环节，但在这之前，我想稍稍提一下美国所谓的精英教育的历史背景和现状。
美国的各类可以授予本科学位的大学超过2400所，加上大专院校，2009年吸收超过1700万大学生，但是，精英大学屈指可数，想上大学的人多了，挤进精英大学的路就窄了。这几年大学录取的竞争白热化，虽然大学一再强调多元化、扶助弱势阶层，并在奖学金等方面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但是结果是：黑人和拉美裔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1／4，但是他们在一流公立大学中仅占11％。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前51所文理学院所占的比例，也从10年前的13％跌到现在的12％。这样发展下去，美国的社会流动会降低，将逐渐形成一个世袭的精英阶层。

在“二战”前，美国被所谓的WASP所统治，WASP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缩写，那时的常青藤盟校，大多从东北部（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少数贵族私立学校中招生，这样一条龙的WASP教育体系，保证了这个阶层在美国的统治地位。“二战”后，有了变化，政府颁布了退伍军人法案，给退伍军人足够的钱来接受高等教育，许多下层的退伍兵拖家带口地拥进“常青藤”校园，这些大老粗们用行动证明自己是“常青藤”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哈佛为首的精英大学，开始以学生的学术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平民子弟和WASP子弟能够平等竞争，SAT的高分比显贵家庭出身更管用。特别是各大学强调多元化，种族平权法案也引导学校的招生过程中照顾黑人，一般富裕的白人子弟就不再有往日的优势。

不知不觉中，随着大学竞争的激烈，精英大学的申请者分数越来越高。比如，Pomona College 2009年招收的学生中，有1／3在SAT考试的语文或者数学科目上获得满分；Davidson则有1／4的学生的SAT成绩高达2300分以上。这还是几个精英的文理学院，不是“常青藤”。哈佛、耶鲁学生的成绩就更可想而知了。

由于大量学生的SAT成绩都快到了顶，再根据考分录取就意义不大了。高分只是进名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高分之外，必须有其他的校外表现。结果，美国的中学生们在学期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课余特别是漫长的夏季则成了他们创造自己的校外表现的关键季节。“普林斯顿评论”，还为此出版了一本《青少年过暑假的500种最佳方式》。

要了解美国中学生的暑期计划，不妨以我美国同事跟踪的几个孩子为例：

A是一个科罗拉多州的高中生。她的SAT拿了2340分，几乎到顶，上个学期通过了5个AP课程考试，每个月在一个中学打两天的义工，并在一个饮料店工作，还是学校越野长跑队和兜网球的队员。不过，当一个常青藤的招生人员告诉她另一个申请者是竖琴作曲者、并出售自己的光盘资助慈善事业时，她马上用自己辛苦打工挣来的钱，跑到了秘鲁，帮助当地人油漆学校建筑、收割小麦、组织清理垃圾。结果，2010年她被“常青藤”录取。

B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高中生。2009年夏天他跑到印度，用3周时间在那里设计英语课程，又花了3周时间旅行。

另一个来自新泽西的高中生C则到印度教英文、建足球场，做其他一些“值得做的小事”。

学生D是来自曼哈顿的高中生，她申请时提交的文章写的是她越南旅行的经验，她还到斯洛伐克和坦桑尼亚进行社会服务，并由此决定从事非洲研究。她还为国际大赦组织工作过，这些国际经验，使她被几所精英大学看中。

不仅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一些更小的学生也开始为了进名校而提前行动：

来自纽约州的学生E年仅16岁，却到非洲的塞内加尔工作4周，照顾艾滋病患者，随后她又到耶鲁大学参加青少年艾滋病大会，提出自己的“艾滋病行动计划”。现在离她申请大学，还有18个月之遥。

学生F是来自加州的一个14岁的女孩，还没有参加SAT考试。不过，这个夏天她要到Georgetown University上一个5周的医学课程，并观察心脏外科手术。

这些努力，无非是针对精英大学的要求而去。一些大学的录取人员明确地说，他们要看申请者在社区服务方面的创造精神，因此一大批组织暑期计划的公司应运而生。参加一个暑期计划，到发展中国家当义工，常常耗费几千美元。我美国的同事对在美国的申请者常常作出这样的安排：上完高一要去当实习生，一年至少打100个小时的义工，并且要有“ 真正的工作经验 ”，比如在主要的投资银行或国际知名的博物馆工作过。如果这还不够，那就要去墨西哥10周或到亚洲旅行。

暑期计划毕竟很短，有时不足以建立出挑的履历，这就使“空缺年”计划大为流行。“空缺年”，就是学生在高中毕业和上大学期间，打一年义工，从事社会服务。有些美国孩子没有进入理想的大学，他们于是会跑到贫困社区做志愿服务，或者到国外旅行，开开眼界，使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哈佛大学招生与奖学金部的院长菲茨西蒙斯（Williams Fitzsimmons）承认，有时经过这一年，同样的学生会变成一个更理想的录取候选人。

学生G本来就读于新罕布什尔的精英寄宿学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但因为吸毒被学校开除，2009年自己申请了9所大学全部落选。于是我的美国同事为他作了一个10个月的计划，到阿拉斯加为红十字会工作，证明自己成熟了起来，结果，2010年再度申请时，原来拒绝他的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不过他决定去Swarthmore College，一个上一年没有申请，但在本科教育上更有声望的学校。

学生H则是个无可挑剔的高中毕业生，顺利被哈佛大学录取。但她决定推迟入学、先参加一年的海外课程：在法国的一个家庭学习法语，到墨西哥学习帆船驾驶，最后到秘鲁的学校和印度的孤儿院做义工。

可想而知，能够干这些事情的，大多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花得起钱。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容许大学录取时考虑种族因素、照顾少数族裔，这就给富裕的白人学生带来了压力。一位Amherst College的招生人员公开说：“如果你来自弱势家庭，艰苦奋斗，即使SAT分数低一些，我们也可以考虑给你机会。如果你是来自富裕家庭，已经在生活中获得了一切能够获得的机会，那么高分本身并不能说服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所以，精英家庭的孩子想胜人一筹，就得加倍努力。用一个学生的话来说：“你不是橄榄球明星，不是少数族裔，你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上私立学校的蓝眼睛的白孩子。你得想办法让人家觉得你特别才行。” 但我们看看前面的数据，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精英学校的比例是那么低，所以实际上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还是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当然这些机会某种程度也是这些孩子努力的结果。

只要大学录取有激烈竞争，中学教育就不可避免地围绕进入理想大学这个目的。中国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培养精英的理念有所不同，中国主要是应试教育，欧洲是研究性大学的先行者，而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则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从“二战”以来，几乎每二十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对精英子弟提出新的挑战，逼着他们不断地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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