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进入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什么？

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

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大关，共计956万人。出生数量低于全年死亡人口，共计1041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报-0.60‰，全国人口较上年减少85万人。

人口负增长的舆论猜测，终于从焦虑变为事实。

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的交汇，在人口统计中被描绘为“死亡交叉”。这一交叉，日本与韩国分别于2007年和2020年出现。由此，中国也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亿级人口大国。

但是，人口负增长似乎比预计来得更快。

“原本还有不少人以为，2022年和2021年一样，人口将继续保持零增长，而今人口负增长突然到来，是没有预料到的。”一位社会学专家表示。

然而，倘若回溯近年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和文件，人口负增长或早有预兆。

2021年中国总人口仅增加48万人，出生婴儿数为1000万，是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也就是说，中国人口数在2021年已达到峰值水平，这与此前众多人口学家的推断相一致。

此外，还有育龄女性规模的不断下降。据“七普”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女性规模从2010年的3.7亿下降到2022年的3.1亿，也就是说，整个“十四五”期间，这一数据都在持续下降。

也有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截止目前，从2017年开始，中国出生人口的数量已是“7年降”，2015年所提出的二孩政策，也仅对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有一个短暂刺激，但并未改变连续降低的大趋势，而这也是政策与学者有所预料的。

虽说人口峰值是预料之内，但负增长来如此之早，却出乎很多人的预期。

这一数据所带来的观念冲击与全面影响也势必将长期持续。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这将意味着什么？

人口负增长，“短期温和，逐步加速”？

-0.6‰。

这看似不到1‰的微小数字背后，反映的是更宏大的人口结构问题，和更长期的人口加速减少问题。

历史上，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并非首次。1961年，恰逢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人口从前一年的6.67亿下降至6.6亿，但在第二年又恢复了6.66亿。此后，中国人口再未出现负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告诉八点健闻，与历史上出现的死亡主导型负增长不同的是，这次中国人口遭遇的是“生育主导型负增长。”

源头在30年前。

1992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开启了人口内在负增长。此后30年，中国人口总量虽然依靠惯性继续攀升，但蕴含在年龄结构内的正增长惯性势能，却一直在消耗。

当前的少子老龄化人口结构特征也蕴含风险。

负增长本身不可避免，而且我国人口规模仍然巨大。但出生率低，导致低龄人口太少，大量“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又将进入老年，这样就会造成人口的“倒金字塔”。“这个结构是不稳定的，有风险。”宋健指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则注意到了另一个数字：62.0%。

这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

“2010年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还超过74%，现在一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劳动力数量。”他认为，这样的快速下降，预示人口红利的明显走向下行，也是人口负增的一个明显体现。

如果进一步把视线拉长，从更宏观的时间线上来看，2022年，或许只是未来100年内，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开端。

八点健闻从多位人口学家获悉，按照国际惯例，人口负增长普遍将“短期温和，逐步加速。”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告诉八点健闻，去年，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基本持平，人口实现“零增长”，表明中国人口规模达到了“最高峰值”。原新认为，峰值状态下巨大人口规模的惯性作用，使得早期的人口负增长是温和的。

“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人口变动依然处在人口规模达峰，且巨大的惯性阴影之下。”

但是，等惯性消除后，若生育率还无法提升，便会导致后期人口“直线型下降”。联合国曾预计，若中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4~1.5，那么在本世纪中期，中国人口还能维持在13亿以上，但到2100年，人口就会下降到7.7亿人左右。

相比之下，原新预计，生育率如果只保持在1左右，那么2050年前后，中国总人口还能保持12亿以上，但2050年到2100年，总人口会减少到仅剩5亿多一点。

“人口负增长前期是温和的，后期是很可怕的。”原新说。

抓住“人口机会的窗口期”

人口负增长并非都是压力，也有红利。

人口红利是由人口机会转化而来的经济产出。有人口学者认为，中国峰值人口的惯性，在负增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持续30~50年。

而这段时间，依然是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

要知道，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仍然庞大，一直接近9亿人。虽然，人口负增长会带来劳动力人口减少，但即便如此，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仍然“比发达国家在当年加起来还要多”，到2050年还在6亿人以上。

再加之改革开放后教育的改善、大学生人数的增加所带来的人口素质提升，人口流动性加剧……在原新看来，中国资源型人口机会“虽弱犹存”。

素质型人口机会日积月累，配置型人口机会依然很活跃。

如何利用好人口负增长早期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这就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决策了。

而且60~69岁的低龄老人，或许也能释放“人口红利”。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华则从经济和消费的角度解释了“红利”。“十四五”至“十五五”期间进入老年的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这批人一方面人力资本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经济资本累积也更有优势。”杨菊华说。

这一群体成为“低龄老人”后，将会既有很强的生产潜能，也有较高的消费能力，是社会不可或缺的资源。

但若要利用这些“低龄老人”群体，或许需要“延迟退休”。

多位专家表示，延迟退休或将成为必然。有专家甚至认为，“低龄老人”有社会生产能力，且因上世纪的“婴儿潮”，人口基数大，因此延迟退休应“越早提出越好”。

杨菊华认为，从全球来看，我国退休年龄较早，加之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总体工作时间是缩短的。因此，在“低生育+少子化”的时代，延迟退休可能会成为“基本趋势”。

拉不回的生育率

挽救人口负增长，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发动育龄女性多生育，增加出生人口。

一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1个小孩，才能保证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也就是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增不减。

在人口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总和生育率需保持在2.1。

但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低至1.3。根据多方机构的计算和预测，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7左右，而2022年的生育率仅有1.075。

生育率一路下滑，似乎还越陷越深。

为了把生育率拉回来，越来越多的城市拿出真金白银进行鼓励。

就在近一个月，济南、深圳等地再出手，生育三孩最高补贴额达到19000元。1月10日，深圳市卫健委初步拟定，一孩、二孩、三孩平均每年可领取的金额分别为2500元、3667元、6333元育儿补贴；济南的生育支持更直白，本市户籍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

育儿成本是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低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trap）”理论认为，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5时，会进一步降低，再次提高生育率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而从个体的现实层面来说，住房和教育开支是影响生育意愿最重要的两大经济因素。

2021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机构的数位学者与多名育龄女性访谈后，发表了《上海地区生育决策决定因素的定性研究》。其中指出，住房和养育经济成本高、教育竞争激烈、工作时间长、因工作和观念导致的父亲缺席、女性职业生涯受影响等，是中国许多女性不愿意生育或少生育的理由。

从经济因素入手，提供补贴政策，多地出台了一揽子工程。1月13日，山东济南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其中提到，落实符合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的休假政策，女方享受158天产假，配偶享受不少于15天陪产假，3周岁以下婴幼儿父母各享受每年累计不少于10天育儿假。还包括公积金、医保等一系列优惠措施。

然而，一揽子优惠政策的出台能否有效促进生育率的提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华对此并不乐观，她认为，各地政策的出台是国家建立生育支持体系的体现，但当下最大的障碍是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改变。过去流行“养儿防老”，现在流行“没有儿孙我享福”、“不婚不育保平安”。

原新也认为，经济因素是低生育率问题的其中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社会观念的转型。

过去40年里，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政策的走向相向而行。也就是说，生育率下降，减轻人口负担，也是国家政策的目标，两者并不冲突。

但是从我国人口规模和结构发生转变、国家颁布单独二孩政策之后，政策的走向和生育率的内生性已经出现背道而驰的局面。如果还想用现在的政策，产生之前的政策应用在生育率上的效果，这几乎不可能。

人口负增长已成事实，有可能成为人口发展的常态。短期刺激生育政策预计收效甚微，长期需要及早出台其他适应负增长的政策。

“人口进入负增长后，可能就很难再出来了，那么社会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就要按照适应负增长发展的趋势推进。”陆杰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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