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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新的报告,在新冠大流行的9个月里,一些针对新冠病毒的错误认知使得加拿大有估计2800人死亡,数千人住院治疗。这些错误认知包括:认为COVID-19被夸大或者完全是一个骗局,以及认为疫苗可以改变一个人的DNA或者导致其他“被掩盖的问题”。 报告作者说,基于模型的估计数字是保守的,并没有考虑到错误信息的所有“后果”,比如推迟手术、医生的账单、治疗长新冠的成本,或者“社会动荡和对医疗工作者的道德伤害”。
加拿大科学院委员会(Council of Canadian Academies)的专家小组在报告中写道:“错误信息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影响着我们所有人。” 这是针对虚假“信息流行病”(infodemic)的迅速传播发出的最新警告。 根据这份涉及广泛的报告,在2021年3月至11月期间,虚假信息帮助影响了加拿大约240万人推迟或拒绝接种COVID疫苗。如果他们在符合条件时就接种疫苗,到2021年11月底,新冠病例将减少近20万例,住院病例将减少1.3万例。 该怪罪于谁呢?专家小组主席Alex Himelfarb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说,这是一场“演员的完美风暴”。他们包括社交媒体上的恶意演员;阴谋论;错误信息政治化;对彼此以及对过去被视为可靠信息来源的机构的“信任滑坡”。 Himelfarb曾是枢密院的职员,也是新布伦瑞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说:“神话和误解,谎言和欺骗并不新鲜,它们可能和人类交流一样古老,但一些不同的事情正在发生。” 他说,专家们给我们的时代贴上了“后真相”的标签,“在这个时代,真相的理念似乎受到了攻击,而错误信息与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引发了极大的热情。” 由13名成员组成的小组评估COVID-19疫苗犹豫的影响。如果没有错误信息,接种疫苗的速度会快多少?这对感染和死亡意味着什么? 他们审阅了同行评议的出版物、政府信息、统计数据和媒体报道。他们还委托建模,输入2021年3月1日至11月30日期间接种疫苗、病例、重症监护病房就诊和死亡人数的“真实世界”数据。 该模型在两波COVID期间跟踪了12岁及以上的人。 研究还利用了当时Abacus调查的数据,该调查发现14%的加拿大成年人要么不愿接种疫苗(7%),要么拒绝接种疫苗(7%)。 不情愿的人表示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总体上更倾向于避免接种疫苗,并质疑COVID-19疫苗的生产和批准速度。 在拒绝接种疫苗的人中,85%的人认为疫苗的危害被“掩盖”了,73%的人认为COVID是假的或被夸大了。 总体而言,调查显示,210万加拿大人同意COVID错误信息的观点。 然后,该小组研究了不同的假设情况,包括如果认为COVID是骗局或疫苗导致隐患的人,在符合条件后立即接种了疫苗,那么COVID接种率和病例数会发生什么变化。 根据他们的分析,如果那些认为COVID是骗局的人在符合条件后立即接种了疫苗,加拿大将有超过230万人接种疫苗,从而可以减少大约19.8万例病例,减少1.3万人住院,减少3500人需要重症监护,节省3亿元的医院费用,减少2800人死亡。 该报告不包含建议。委员会的报告刻意不这么做。一位发言人说,其目标是为政策提供信息,而不是指导政府。 但Himelfarb指出,错误信息的影响很大,“大量证据”表明,它导致原本可预防的疾病、可预防的死亡,并使人们在财务上“容易受到剥削”。 它还很顽固。Abacus在2021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在接受调查的1500名成年人中,19%的人(相当于560万成年人)认为“COVID疫苗已经杀死了许多人,但是被掩盖了。”11%的人认为疫苗中含有秘密芯片,“用于监测和控制人类行为”。 但是报告指出,科学研究也会犯错。报告写道:“错误信息可能是科学和医学系统失败的产物,也是科学知识和研究结果传播失败的产物。” 报告称,一些最初被认为是“信息”的说法,随着新知识的出现,就变成了“错误信息”。 贵湖大学哲学教授、疫苗犹豫研究专家Maya Goldenberg说,维护公众安全的公共机构有责任培养和维持信任。“在这场大流行期间,许多人感觉被抛弃了,公共宣传没有触及他们,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反应是拒绝接受所有公共卫生信息,甚至愤怒地回应和抗议。” Himelfarb说,该委员会致力于言论自由。但他说,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打击错误信息。 媒体平台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人们更好地“识别和拒绝”错误信息。要促进数字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从学龄儿童开始。领导人必须学习如何更好地传播健康和科学信息,寻找能够接触到不同社区并对不确定性持开放态度的“可信传递者”。 Himelfarb说,就像每个模型一样,模型的好坏取决于它所包含的数据。但他说,这些估计是保守的,他们只关注Omicron出现之前的两波疫情,只关注了一个狭窄的成本范围。 “很明显,由于错误的信息,确实有数万人住院治疗,”他说。 这个无党派小组有意不介入政治。Himelfarb说,当政客“支持并进一步宣传错误信息时,加速了传播,使它更难纠正。” “当它与身份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时,政客往往会把错误信息作为政治工具,并对民主构成威胁。” 小组成员、阿尔伯塔大学卫生法律和政策教授Timothy Caulfield说,“严峻的数据”令人失望,但并不令人意外。虽然加拿大比南面邻国的情况稍好一点,正如我们在过去三年所看到的,我们也无法幸免错误信息所带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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