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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新的报告，在新冠大流行的9个月里，一些针对新冠病毒的错误认知使得加拿大有估计2800人死亡，数千人住院治疗。这些错误认知包括：认为COVID-19被夸大或者完全是一个骗局，以及认为疫苗可以改变一个人的DNA或者导致其他“被掩盖的问题”。 报告作者说，基于模型的估计数字是保守的，并没有考虑到错误信息的所有“后果”，比如推迟手术、医生的账单、治疗长新冠的成本，或者“社会动荡和对医疗工作者的道德伤害”。
加拿大科学院委员会（Council of Canadian Academies）的专家小组在报告中写道：“错误信息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影响着我们所有人。” 这是针对虚假“信息流行病”（infodemic）的迅速传播发出的最新警告。 根据这份涉及广泛的报告，在2021年3月至11月期间，虚假信息帮助影响了加拿大约240万人推迟或拒绝接种COVID疫苗。如果他们在符合条件时就接种疫苗，到2021年11月底，新冠病例将减少近20万例，住院病例将减少1.3万例。 该怪罪于谁呢？专家小组主席Alex Himelfarb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说，这是一场“演员的完美风暴”。他们包括社交媒体上的恶意演员；阴谋论；错误信息政治化；对彼此以及对过去被视为可靠信息来源的机构的“信任滑坡”。 Himelfarb曾是枢密院的职员，也是新布伦瑞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说：“神话和误解，谎言和欺骗并不新鲜，它们可能和人类交流一样古老，但一些不同的事情正在发生。” 他说，专家们给我们的时代贴上了“后真相”的标签，“在这个时代，真相的理念似乎受到了攻击，而错误信息与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引发了极大的热情。” 由13名成员组成的小组评估COVID-19疫苗犹豫的影响。如果没有错误信息，接种疫苗的速度会快多少？这对感染和死亡意味着什么？ 他们审阅了同行评议的出版物、政府信息、统计数据和媒体报道。他们还委托建模，输入2021年3月1日至11月30日期间接种疫苗、病例、重症监护病房就诊和死亡人数的“真实世界”数据。 该模型在两波COVID期间跟踪了12岁及以上的人。 研究还利用了当时Abacus调查的数据，该调查发现14%的加拿大成年人要么不愿接种疫苗(7%)，要么拒绝接种疫苗(7%)。 不情愿的人表示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总体上更倾向于避免接种疫苗，并质疑COVID-19疫苗的生产和批准速度。 在拒绝接种疫苗的人中，85%的人认为疫苗的危害被“掩盖”了，73%的人认为COVID是假的或被夸大了。 总体而言，调查显示，210万加拿大人同意COVID错误信息的观点。 然后，该小组研究了不同的假设情况，包括如果认为COVID是骗局或疫苗导致隐患的人，在符合条件后立即接种了疫苗，那么COVID接种率和病例数会发生什么变化。 根据他们的分析，如果那些认为COVID是骗局的人在符合条件后立即接种了疫苗，加拿大将有超过230万人接种疫苗，从而可以减少大约19.8万例病例，减少1.3万人住院，减少3500人需要重症监护，节省3亿元的医院费用，减少2800人死亡。 该报告不包含建议。委员会的报告刻意不这么做。一位发言人说，其目标是为政策提供信息，而不是指导政府。 但Himelfarb指出，错误信息的影响很大，“大量证据”表明，它导致原本可预防的疾病、可预防的死亡，并使人们在财务上“容易受到剥削”。 它还很顽固。Abacus在2021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在接受调查的1500名成年人中，19%的人(相当于560万成年人)认为“COVID疫苗已经杀死了许多人，但是被掩盖了。”11%的人认为疫苗中含有秘密芯片，“用于监测和控制人类行为”。 但是报告指出，科学研究也会犯错。报告写道：“错误信息可能是科学和医学系统失败的产物，也是科学知识和研究结果传播失败的产物。” 报告称，一些最初被认为是“信息”的说法，随着新知识的出现，就变成了“错误信息”。 贵湖大学哲学教授、疫苗犹豫研究专家Maya Goldenberg说，维护公众安全的公共机构有责任培养和维持信任。“在这场大流行期间，许多人感觉被抛弃了，公共宣传没有触及他们，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反应是拒绝接受所有公共卫生信息，甚至愤怒地回应和抗议。” Himelfarb说，该委员会致力于言论自由。但他说，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打击错误信息。 媒体平台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人们更好地“识别和拒绝”错误信息。要促进数字素养和批判性思维，从学龄儿童开始。领导人必须学习如何更好地传播健康和科学信息，寻找能够接触到不同社区并对不确定性持开放态度的“可信传递者”。 Himelfarb说，就像每个模型一样，模型的好坏取决于它所包含的数据。但他说，这些估计是保守的，他们只关注Omicron出现之前的两波疫情，只关注了一个狭窄的成本范围。 “很明显，由于错误的信息，确实有数万人住院治疗，”他说。 这个无党派小组有意不介入政治。Himelfarb说，当政客“支持并进一步宣传错误信息时，加速了传播，使它更难纠正。” “当它与身份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时，政客往往会把错误信息作为政治工具，并对民主构成威胁。” 小组成员、阿尔伯塔大学卫生法律和政策教授Timothy Caulfield说，“严峻的数据”令人失望，但并不令人意外。虽然加拿大比南面邻国的情况稍好一点，正如我们在过去三年所看到的，我们也无法幸免错误信息所带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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