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汪东兴的功劳有多大

编者注：本文作者当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骨干。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说:“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虽然已经过去36年了,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某些历史真相仍属未解之谜,一些重要人物,如汪东兴所起的作用仍是知之不多。当时,我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在粉碎“四人帮”的酝酿阶段,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之间的活动我也知道一些。当时,汪东兴在华、叶处商谈后,回来都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和我通气。现在就我所知,照实写出来,如能为党史工作者及广大读者提供些参考,我将会感到极大的宽慰。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李先念同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有关回忆录和传记中都有详细记载。因为本文谈的是我当年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现场抓捕“四人帮”亲眼所见的人与事,涉及的面有限,不能一一提到,请广大读者予以理解。

9月14日夜,汪东兴和李鑫向华国锋进言:要设法除掉“四人帮”。

毛主席逝世以后,9月10日晚,将毛主席遗体送到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期间,汪东兴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值班和休息。我作为吊唁期间主管人民大会堂警卫工作的人员,也同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值班。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9月9日凌晨2时在政治局讨论治丧问题会上,江青哭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9月10日王洪文在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等等。李鑫还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康生秘书),对“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知道一些。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政治局开会前,他们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了,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了解和分析,很多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提的意见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人民大会堂,让他对“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来下决心。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家,和华国锋谈了“四人帮”在钓鱼台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了除掉“四人帮”的意见。李鑫在华国锋家里吃的晚饭,边吃边谈。当天夜里,李鑫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9月12日上午到10月2日下午,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三次密谈。

第一次密谈。1976年9月12日,即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元帅(以下简称叶)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以下简称汪)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又说:自9月9日以来,你是日夜地忙,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

汪:事情的确很多,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来信像雪片一样,秘书处忙于答复。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去越南取经的专家尚未回来,预计遗体保护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叶: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他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汪:毛主席逝世时,正好是华国锋和张春桥值班。我们在主席那里值了几个月的班,亲眼看到医生、护士高度负责,全力投入治疗和抢救,怎么可以无根据地怀疑他们呢?

叶:我们都能理解,我想你能顶得住压力!

汪:叶帅,压力我是不怕的。你知道,他们早就想把我搞掉。1967年1月,江青一伙就一直在幕后策划,在中南海内掀起“火烧”汪东兴的活动,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评我。主席知道后说话了:“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后来江青一伙又给我戴上“特务头子”的帽子,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调离我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撤掉我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毛主席识破了,制止了。

叶:你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经历了不少难办的事情,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种锻炼。我虽然老了,但锐气还是有的。看来,我们与他们的这一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汪:对这伙人,多年来我是看透了,他们搞分裂党的活动,是绝不会罢休的。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倒不死,将永远是他们的对手。

叶: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毛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后大为不满。她又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第二次密谈。1976年9月15日,在京的外国同志和朋友以及外国专家,同首都群众一起瞻仰毛主席遗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并在吊唁大厅分别接见前来吊唁的各国朋友,会见外宾。叶剑英元帅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

汪东兴把今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帅作了汇报。

汪东兴进行战前部署，8341部队随时处于战斗状态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农历丙辰年闰八月十三日。据气象预报：北京地区，白天阴转多云，风力二三级。夜间，多云转阴，风力一二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是有利于行动的好天气。

这一天是普通的一天，也是历史上难忘的一天。

上午8时许，汪东兴同往常一样，让秘书告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请他们通知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内容有两个：

（一）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

（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整个上午，一切都那么寻常。快近中午时，我经汪东兴同意，到中南海周围看看动静，观察一下有无可疑状况。我先从南海走到中海，着重看了中南海大西门到怀仁堂一带；又骑上自行车环绕中南海外围转了一圈，特别对中南海周围的几个制高点：电报大楼、景山、白塔等处进行了观察，一切照常。回来后，我报告汪东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汪东兴说，按照计划进行。

10月6日下午3时，张耀祠和我到了汪东兴南楼办公室，他要同我们商定当晚控制江青和毛远新的实施办法。汪东兴对张耀祠说：今晚8点，由你带上李连庆那个行动小组的四个人，先去把毛远新监护起来。你现在回去后，先找李连庆研究布置具体执行方法。处理完毛远新的问题后，你在丰泽园值班室等武健华带人来，然后你们一起去春藕斋隔离江青，由你们向江青宣布中央的决定，对她隔离审查。你看这样可以吗？张耀祠说没有问题，领受任务而去。

10月6日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汪东兴分别对每一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下达任务。

第一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王洪文的问题。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隆、王志民。

第二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张春桥的问题。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昇、任子超。

第三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江青的问题。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

第四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姚文元的问题。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

现场担任警戒的小组成员有：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

汪东兴严肃地压低声音对大家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党中央要求我们必须坚决果敢地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有问题吗？”

每个行动小组都坚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汪东兴又向大家宣布了三条纪律：

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

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第三，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如何互相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分别向你们布置交代。

10月6日下午5时，我又在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紧急召开当晚参加行动的其他一些同志的会议。他们是：8341部队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服务科科长孙洪起、副科长孙振发，交通科科长曹志秀、副科长李合；汽车驾驶员：史友令、俞桂兴、尚占良、王明臣、吴增彬、张中臣。

我按照汪东兴的讲话精神，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作了政治动员，下达了具体任务，提出了保密要求，宣布了三条纪律，通知当晚6时30分分别集结到指定位置，听候命令。

会后，我忙着到南楼汪东兴处三言两语向他报告了东八所开会的情况。他一边听我讲，一边看看手表说：“你现在就到怀仁堂，先检查一下，不要有任何疏漏，我一会儿就到。”我随即驱车赶往怀仁堂，车停放在宝光门隐蔽处。当我跨进怀仁堂大门时，行动队员和会场工作人员正在向怀仁堂集结。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坐镇怀仁堂，决战“四人帮”。

晚上6时30分，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下车后，他指示司机李合把车开到西楼大厅北侧，在灰色院墙之间的夹道隐蔽。同他一起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按照计划，留在车上。他双手抱住皮包放在膝盖上，包内是他奉命起草的稍后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三个重要文件。

此时，尽管诸事布置妥善，还是怕有什么事情被遗漏，或者在意想不到的环节上出现差错。汪东兴严肃地说：“我们再看看去！”

他从怀仁堂正厅、礼堂，到东西大院，直到门前车场，对所有警戒哨、潜伏哨、机动分队及警卫值班室，一一亲自检查，再一次明确他们的任务，重述处置措施。

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

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分隐蔽在两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口只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

随身警卫人员当晚一律不准进入怀仁堂现场，依照过去大型会议活动时的规矩，都安排在怀仁堂斜对面的“五间房”休息。责成警卫处处长丁志友在怀仁堂前厅警卫值班室切实执行，严格把关。

五个行动小组，准时分别集中在指定位置待命。

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行动小组，此时正在怀仁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有的在做类似运动员入场前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擒拿格斗的动作。

与此同时，其他三个行动小组，业已分别集结在怀仁堂以外指定位置。

负责处理江青的行动组组长高云江，同两名成员和三辆轿车，正隐蔽在丰泽园后门西侧便于去春藕斋的马路边。他们暂时都坐在由史友令驾驶的红旗保险车上。

担负处理姚文元任务的行动组组长滕和松，同全组成员及三辆轿车，位于交通科以南小桥处待命。不同的是这里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以备在必要时配合行动。 　　负责处理毛远新的行动组组长李连庆，按照张耀祠下午的安排，在丰泽园内正伺机而动。

汪东兴在检查了以上各项警戒部署和各个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当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怀仁堂正厅是一个多功能的大厅。今天这里的布置却与往常不同。汪东兴亲自指挥服务科孙洪起、孙振发两位科长，按照他的意图进行调整。正厅的北侧原来就矗立着一扇白色纱绸的大屏风，为了便于隐蔽，利于行动，又在正厅的中门以东，由南而北，再增加几扇中小型轻便的屏风。沙发一律撤掉。这样，就把整体有800多平方米的正厅，减小到三分之一的空间。场内坐北面南摆了一张不大的长条会议桌，桌子后面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两把扶手椅。桌子上原有的茶盘、茶杯、烟灰缸、文具等等，全部撤掉，以防万一。两位科长在机动队员的协助下，熟练迅捷，在几分钟之内，就调整就绪，完成了“战场准备”。

此刻已是晚上7点20分了，我快步走到怀仁堂大门外去看看情况。刚迈出门槛走下台阶，就看到一辆大型红旗车开着微灯，正徐徐驶进中南海西门，瞬间便停靠在怀仁堂门前。叶帅下车后，手搭车门，泛泛地扫视了停车场，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地走向怀仁堂。

“叶帅到了。”我在大门前向叶帅饱含敬意地说了一句。

叶帅停步向我看看，像往常一样面露微笑：“东兴同志呢？”

“他在正厅外间。”叶帅一边听我回答，一边走上不高也不陡的石阶，经怀仁堂大门，沿着东侧休息室走向正厅。

汪东兴见叶帅进来，紧走几步，在正厅与礼堂的结合部，同叶帅一边握手一边说：“叶帅，请放心，按照预案，我又检查了一遍，一切都落实到位，定会顺利完成计划。”

叶帅在礼堂柔弱的灯光下，环顾着四周，一切井然有序，他沉默片刻，若有所思地说：“这是背水一战呐！‘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指望的就是顺利取胜哟！”

汪东兴微微点头，充满信心地答话：“打好这一仗，我们是有把握的！”

晚上7点40分，华国锋副主席从中南海北门进来，车停在游泳池后，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接着他又把刚才检查的情况简述了一遍。华、叶、汪三人站成一个品字形，时而挪动几步，时而停立对视，倾心攀谈。

汪东兴看看手表，对华、叶两位副主席说：“现在是7点45分了，请你们‘人席’就座吧！”他们三人迈着稳健的步伐，一起进入正厅。华、叶分别坐定后，汪又指指正厅的东南小门，加重语气地说：“王洪文、张春桥他们就从这里进来。”

接着，汪东兴又转身面西：“我的位置就在这排屏风后面。武健华在正厅现场，他可以里应外合。”

晚上7点55分，隐隐听到从怀仁堂入口处传来不高的话音和橐橐的脚步声。我顺着东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只见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我飞速地分别通知华、叶、汪。突击王洪文的队员，虎视眈眈，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前的紧急状态。

王洪文仍是往常的着装习惯，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笔挺的藏青色西装裤，皮鞋锃亮。左手提着一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昂地走向大厅。他看上去毫无戒备地走进了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吭声，便被两眼射光、威武凶猛的突击队员霍际隆、吴兴禄从左右两侧，饿虎下山般地扑过去，两双强劲有力的大手紧紧地钳住王洪文的两臂，一手压下他的肩胛，一手抓起他的手腕高高提举，形成了低头哈腰的“喷气式”。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昏了头脑。他脖颈胀红，扭动着不太灵便的脑袋，急促地喊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拼命地扭动着双臂，蹦跶着两脚，竭力妄图挣脱。霍、吴由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的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华国锋面对王洪文并庄严地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王洪文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在正厅东饮水处，一副明晃晃的铐子，咔嚓一声，反背卡紧了他的双手。就在上铐的那一刹那间，他如梦初醒，无可奈何地道出了一句实在话：“想不到你们这样快！”由此也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

在东饮水处小门，把王洪文押上早已准备在怀仁堂东院的红旗轿车。驾驶员是精明干练、善于处理复杂情况的尚占良。置王洪文于后座中间，左右仍由霍、吴掐住他上了铐的双臂。王志民坐在二排副座，将王洪文夹在当中。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的指挥位置上，几分钟之内，王洪文就被拘押到隔离室内。

晚上7点58分，正当在场外隐蔽处为王洪文上铐子的时候，张春桥已跨入怀仁堂大门。他习惯性地沿着东侧走廊，由南向北心事重重地缓步走来。他像往常一样，穿了一套半新不旧，看上去还合身的灰色中山装，脚踩普通的黑色皮鞋。左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右手不时地将文件包向上撮动着。他不苟言笑的面孔绷得紧紧的，两只阴鸷冰冷的眼睛，仍然流露着他那刚愎自用的神气。他没有环顾左右，凝视前方，大模大样地迈进了正厅。他迎面看到正襟落座的华国锋、叶剑英，立即感受到寒峭袭人的气氛，这只诡谲的狐狸，紧锁着眉尖，全身一怔，踯躅不前。

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纪和富、徐金昇，跟进在后的蒋廷贵、任子超，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张臂曲腿，快速夹击，三下五除二就使不堪一击的张春桥泥塑木雕般呆立在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华国锋严正地向张春桥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决定全文，除了改换名字为“张春桥”外，其他与对王洪文宣布的别无二致。

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任凭行动小组摆布。他像王洪文一样，戴上铐子被押解上车，送到地下隔离室。

张耀祠和我带人去春藕斋宣布中央隔离江青的决定

汪东兴风趣地面向华、叶两位副主席：“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 　　

华国锋面带笑容地说：“老人家不是说过嘛，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打一个完全彻底的歼灭战！”

说话之间，服务科副科长孙振发用茶盘托上碧绿清香的龙井茶，一一送到华、叶、汪面前，紧张的时刻，一杯浓茶，一块热毛巾，对消除疲劳，振奋精神，极有帮助。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张耀祠同志现在就到春藕斋去了！”

汪东兴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交代？”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地离开怀仁堂，就在丰泽园后门警卫值班室停下。室内空无一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急忙经过菊香书屋门前往颔合堂走去，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中央对其监护的决定后，下掉了毛远新随身携带的手枪，正在训示他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

我从侧后轻声地对张耀祠说：“时间很紧了，我们走吧！”

他回头看到我，又向站在一边的李连庆低声交代了几句，我们俩就迅速出了丰泽园后门，并肩直奔春藕斋。行动小组的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紧随其后。三辆轿车也徐徐开进春藕斋东侧广场。

我们直接进入春藕斋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聚会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到达时，他们有的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有的在弯腰捋袖洗衣，有的前倾后仰地玩扑克。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一一都咧嘴微笑。

张耀祠跟在场的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又面对开着保险红旗轿车的史友令说：“你把车停靠在门前明廊上车处！”他们都一一立即照办了。接着，我告诉原来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小周，你前面带路。”我确知，晚饭前，汪东兴已经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有数。回转头，我又对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安排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抵春藕斋正厅。

一进门就见江青面东背西坐在沙发上。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石头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盘、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膝盖部位盖着一条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垫脚板，地板上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摆放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上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瓣曲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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