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嫖妓事件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吗？

 1919年初，北京报纸刊登消息，称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嫖娼时与人争风吃醋，以至于“抓伤某妓下部”。这就是知识界所谓的陈独秀嫖娼事件，很多人认为，此事是陈独秀被北大解聘的直接原因，而其后南下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更是影响中国以后的历史走向。这种声音直至今日仍时有所闻，那么，陈独秀嫖娼一事与其离开北大、南下上海创建中共之间的关系真的如此密切吗？下面，九哥和大家一起重温那一段历史吧。

北大召开陈独秀去留问题讨论会

当时名流出入妓馆，乃合法行为，而陈独秀本人在这方面也相当开放，甚至公开撰有奇文《乳赋》。陈嫖妓一事，大约不虚。随后的1919年3月26日，北大校长蔡元培、马叙伦、沈伊默等在汤尔和家开了一个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曾在给胡适的信中追忆当日，对会上内容说得颇为模糊，“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唐宝林、陈茂生编著的《陈独秀年谱》也说得很简略，“开始，蔡（元培）颇不愿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汤（尔和）则以所传陈嫖妓之流言，猛烈攻击陈‘私德太坏’。蔡因是‘进德会’的倡导者，遂为汤议所动，决定撤陈。”

北大没有解聘陈独秀 仅撤其学长一职

上述会议内容虽然模糊，但讨论的结果则是清晰的，蔡元培并没有作出开除陈独秀的决定，而仅仅是通过改组北大“学长制”为“教务长制”的方式，体面地免去了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长职务——此前北大评议会（包括陈独秀）已决定在暑假后进行学制改革，取消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改设教务长。只是因为发生了陈独秀嫖娼这个突发事件，蔡元培决定将改革提前而已。

陈嫖娼只是其遭撤职的导火线 并非主因

事实上，即便没有嫖娼事件，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职务也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担任文科学长前后两年时间里，陈独秀结怨颇多。据当时在北大教哲学的梁漱溟回忆，“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此外，陈独秀在北大期间没有写过一篇学术文章，校内教师早有不满。更要紧的是，陈独秀任内推行的废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换聘约、不允许发放讲义等改革措施，严重得罪了一批教师。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与陈独秀同时身陷嫖娼门，辜鸿铭、刘半农、邓之诚纳妾，但没有人找他们麻烦，只有陈独秀一人成为众矢之的。从这一点即不难看出，陈独秀失去文科学长之职，嫖娼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并非主因。

陈独秀离开北大主因是遭当局迫害及蔡元培出走北大

“五四”运动前后，陈明显地转向共产主义。1919年6月11日，陈因散发传单宣传“过激主义”，被政府逮捕。随后各方声援陈独秀，显然，嫖娼事件没有损害他的社会声望。直到9月16日获得保释出狱。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9月18日下午，他去看望了刚刚出狱的陈独秀。周回溯说：“在这之前，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至此遂以违警见捕，本来学校方面也可以不加理睬。但其时蔡校长已经出走，校内评议会多半是‘正人君子’之流，所以任凭陈氏之辞职，于是拔去了眼中钉，反动派乃大庆胜利了。”

周作人站在朋友的角度，言辞间有回护陈独秀之嫌，但他的回忆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除陈独秀职不是蔡元培的本意；2、至少在5月9日蔡元培辞职出走前，陈独秀依旧在北大保有教职，未被开除。

陈独秀出狱后还处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所以只好在1920年3月，在李大钊和高一涵的掩护下，由天津回归上海，彻底离开了北大。陈独秀在1919年3月26日的会议后整整一年，才离京南下，显然与嫖娼事件没有直接联系。换言之，陈独秀离开北大并非因为嫖娼，而是因为遭当局迫害及蔡元培的出走。

胡适是“陈独秀因嫖娼离开北大与中共成立有关”观点的始作俑者

知识界热衷于将中共之成立与“陈独秀因嫖娼离开北大”联系起来，则实在是太过于轻薄历史。其实，此观点的始作俑者是胡适。

对于北大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事，胡适一直念念不忘。直到十几年后的1935年，胡适还在给汤尔和的信中说，“此夜之会（指1919年3月26日的会议），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胡适言下之意很明显，如果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在以他为首的一干“自由主义者”的包围之中，陈绝不会彻底左倾，也不会离京赴沪，更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了。

陈独秀离开北大与否、南下与否，都不会影响共产党的诞生

究竟是不是陈独秀不南下，中国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了呢？显然不是。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前，中国至少曾有6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存在，其中成立最早的是1911年11月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此外还有中国无政府共产党、支那共产党、重庆共产党、中华共产党等。

此外，1920年在法国，蔡和森等人就明确提出，要走俄国革命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与王若飞等合作，共同建立了工学互助社。周恩来、赵世炎到法国后，也在留欧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国内的社会主义小组也相继出现，如在北京有李大钊、张申府等建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汉有陈潭秋、董必武等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长沙则有毛泽东、何叔衡等的秘密组织。

在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各地广泛建立的同时，共产国际也有意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东方民族部召开会议，决定“向中国派遣信使”。信使维经斯基来华前，共产国际给予的指示是：“向中国介绍苏俄的远东政策、远东共和国情况；帮助中国分散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集中起来，组织为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召开一次全中国的革命代表大会；变卖珠宝，用部分所得款项创建一个印刷厂；以上海为中心，联络中国各地的组织，联络日本、朝鲜等地的组织。”维经斯基先后与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有过接触。换言之，中共的成立，是多条线索共同作用的结果，陈独秀的个人作用远非关键因素。维经斯基之所以走最终找到陈独秀，以他为核心将当时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集合在一起，建立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因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知识界积累的声望有极大的关系。但即便没有陈独秀，共产党的成立，在当日也是不可避免的。

结语：

陈独秀嫖娼事件，与其离开北大缺乏直接联系；陈独秀离开北大更非中共的成立之关键因素。所谓“陈独秀嫖娼改变中国历史”，知识一厢情愿的推演罢了。

参考资料：《胡适往来书信选》、唐宝林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徐希军《陈独秀离开北大的象征意义》、李玉贞《与中共建立有关的俄共（布）、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朱洪《陈独秀对胡适的三次争取》、薛衔天《共产国际的建党策略与中共建党途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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