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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美国总统选举日为11月5日，选战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民主、共和两党阵营势均力敌，特朗普与哈里斯频繁出席线下集会、媒体采访等积极造势拉票。随着选举日的临近，美国各界高度紧张，舆论场一片喧嚣。
王苡晴：每个州的法律有所不同。 以我所了解的弗吉尼亚州为例，每位选民在投票前必须先在网上注册，注册生效后才能到现场投票。投票时必须出示有效证件，这些证件种类繁多，包括驾照、军官证、护照等——只要这些证件要能证明持有人是弗吉尼亚州的合法居民，并且拥有有效的地址，同时还是美国公民。整个流程设计都是为了确保每人只能投一次票，避免重复投票和身份欺诈。 投票通常在各个投票站点进行，选民需根据自己所在区域的选举规则投票。投票不仅限于总统选举，还包括州长、郡长、县长等地方官员的选举，这些基层公职人员往往要逐户拜访居民，争取每一票的支持。地方的选举参与度也很高，选民不仅要考虑总统候选人的政治理念，还需要权衡地方领导人的政见与个人需求。 阿K：不同州的投票规则会不会让选民感到困惑，甚至对某些群体的投票权造成障碍？ 王苡晴：我认为选民不会感到困惑。每位选民只能在自己的州和所在的郡内投票，也只需要了解自己所在州郡的规则。 例如，住在弗吉尼亚州Fairfax郡的居民，只能在Fairfax郡内投票。这些投票站点还会有许多志愿者帮助选民了解流程，并发放印有“IVoted”标志的小贴纸，以鼓励公民参与选举。整体氛围非常热烈，有助于激发公民的参政热情。
拍摄人：王苡晴 阿K：近年来，有关选举欺诈和选举程序公平性的讨论逐渐成为焦点。您认为，美国的投票系统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王苡晴：关于选举欺诈，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投票时需要验证身份，且只有合法公民才能参与。举个例子，我有美国驾照，但我的驾照上明确标注了联邦限制，表明我不是美国公民，那么我就无法投票，这样的身份验证使得选票造假变得极为困难。很多时候，有关选票欺诈的说法更像是党派斗争的产物，例如，川普曾指责民主党选票造假，并拒绝承认败选，这实际上更多是政治手段。 阿K：那关于您提到的制度性障碍问题，是否确实存在某些群体无法行使投票权的情况？例如，无家可归者或孤寡老人是否会因为某些限制而无法参与投票？ 王苡晴：确实存在现实困境。比如，无家可归者通常没有固定地址，而投票需要提供有效地址作为注册依据，这些人群的投票权在实际操作中难以保障。 此外，对于一些生活困顿的群体而言，日常生存问题已是首要挑战，他们可能无暇顾及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这就像“何不食肉糜”一样，如果连基本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那么让他们关心政治和投票权就显得不切实际了。或许只有先解决这些群体的生存问题，才能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政治参与度。
拍摄人：王苡晴 阿K：结合近几届大选的变化，像社交平台和算法推荐这样的新传播技术，您认为它们对选民的投票行为有多大影响？ 王苡晴：我认为影响非常大。 拿川普举例，他可以说是首位把社交媒体作为宣传主战场的美国总统。传统的竞选宣传多依赖电视广告和高速公路广告牌，但电视广告费用高昂。相比之下，川普在推特上频繁发声，与选民互动，拉近了距离，营造出一种“亲民”形象。同时，他还借助博人眼球的言论吸引大量关注度。 美国的政治选举，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一场达人秀或脱口秀，你也一定看过他们的总统辩论，看上去更像一场表演秀，与候选人推行的政策实际关系有多大？很难说。奥巴马在竞选时承诺为黑人争取福利，但上台后并没有实质性地实现这一点，这表明，选举的核心不在于政策，而在于展示个人魅力和影响力。 新媒体技术，尤其是推特，帮助候选人更直接、高效地展示自己，并吸引支持者，这种方式让竞选活动与过去大不相同。选民的参与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被候选人的政策吸引，更关注候选人的人格魅力。 可以说，新媒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治动员的形式和选举的生态。 阿K：那么随着人们获取信息方式的变化，尤其对于年轻选民来说，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是否已经微不足道了？ 王苡晴：我不认为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已经微不足道。每个人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或许我们这一代人更习惯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获取信息，但我认识的一些编辑和教授，他们依然订阅纸质报刊，例如《纽约时报》或他们当地的《FairfaxCounty Times》。他们多年来都保持着阅读的习惯，一直能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因此，我觉得不是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变小了，而是这些传统媒体的受众群体不像网络用户那样活跃于社交平台上、活跃于主流视野中了。可能我们会觉得传统媒体的声音减弱了，但事实上，他们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只是隐藏在那些不会在网络上积极表达的读者群体中。 从我的观察来看，媒体常常成为推动特定议题的工具，尤其在大选年这一现象尤为明显。以最近两只大熊猫从中国运抵华盛顿动物园为例，《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几乎同时发表了报道，但其焦点并非大熊猫本身，而是批评中国科研项目，指责中国对熊猫采取了非人道对待。报道称，中国科学家与美国动物园合作，为促进大熊猫繁殖，采用了人工授精、注射安眠药等非常规手段。 然而，这种批评并不合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牧场里的鸡鸭等家禽的饲养方式也应成为新闻焦点。同时，报道中“非人虐待”一词也存在问题：首先，熊猫并非人类，无法以人类标准去评判；其次，报道并未详细解释“非人虐待”具体指什么，模糊的表述可能让读者感到困惑。尽管如此，这类报道仍引起了一些美国人的共鸣，因为他们倾向于接受这种叙事，认为大熊猫不应遭受这样的“痛苦”。 这一例子说明，媒体在报道时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倾向，尤其偏爱在能够吸引最大关注的时机发布内容。不论是编辑层面还是媒体高层，很多时候都会倾向于追逐热点或制定特定的报道方向，以迎合读者需求或实现某种宣传目的。尤其在大选期间，所有信息几乎都会围绕选举展开，其他新闻往往会被让位于政治议题。
王苡晴：首先，我认为美国媒体在政治报道中并不中立。在美国，大部分媒体都有鲜明的立场。例如，福克斯新闻代表共和党的声音；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则代表左派立场；CNN相对中立一些，但也偏向自由派。这些不同的立场导致了媒体受众的分化。 美国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每个群体都想为自己的利益发声。例如，黑人呼吁“黑命贵”，白人要求减税，华人注重教育。每个群体的政治观点都十分鲜明。你可以想象一个典型的美国郊区中产家庭——有独栋房子、两个孩子和一条狗，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医生——他们大概率也是保守派的。 在社会分裂的背景下，可以说，并不是媒体选择了受众，而是受众挑选了符合他们立场的媒体。不同立场的媒体可以通过叙事手法影响读者的观点，同样的事件可以被不同媒体讲述成截然不同的故事——媒体清楚自己的受众是谁，因此会以符合受众期待的方式去讲述故事。 阿K：您作为记者，还是一名华人记者，如何去克服这种立场呢？ 王苡晴：媒体在报道政治新闻时，往往会受到不同党派和候选人的资金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闻自由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因此，新闻报道需要在立场上保持平衡，而这并非记者个人能够改变的，这种选择性报道已经成为一种系统性存在的现象。 比如，我最近在《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哈里斯的报道。这篇报道提到她早年在加州担任检察官时与州长的婚外情关系，但只是在一小段文字中简短提及，整篇文章的重点依然是她的生平介绍。这也反映了媒体在敏感问题上的谨慎态度。 但我在做新闻时尽量保持中立，平衡观点。毕竟，一个人的出生地和成长环境在潜移默化中都会影响到他的认知，而我不希望这些因素干扰我的报道。 我目前主要关注的是华人社区在美国的生活状态。例如，我在费城读本科时，了解到当地正在计划在中国城建一个新的篮球馆，如果建成，这将迫使很多小商铺和居民搬迁，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依赖廉租房维持生活，因此反对这个计划。我一直在跟进这个故事，希望通过报道，让在美国的华人声音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留学生去担任华人记者，有一个大家可能忽视的最大优势，那就是能够讲中文，并与华人社区建立身份认同。这种背景使我在报道中国社区的议题时更有优势，因为我能更深入地理解并表达他们的诉求和困境，这种纽带让我更适合做这类报道。
拍摄人：王苡晴 阿K：你还有其他想分享的吗？ 王苡晴：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国家政治立场与自己接受信息的方式混为一谈。每个社会和群体对同一事件的看法都不尽相同，因此希望读者们能够海纳百川，多听听不同的声音，不仅仅局限于自己喜欢的内容，也去接触反对的、批评的声音。 我认为新闻是一座桥梁。这也是我学习新闻的初衷——我喜欢不同的文化，喜欢了解世界各地的故事。而用第二语言学习新闻，更是让我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每次采访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也让我不断反思和成长。因此，我希望读者们能将新闻视为一种拓宽视野的方式，多多了解不同的世界面貌。 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确实面临很多挑战——身份认同、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都很难改变。但我想说的是，不要害怕，这是一个有共同经历的群体，在困难中互相支持。我在许多采访中，和受访者聊到他们的生活时，总能感受到他们的艰辛和努力。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感触良多。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的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网未独立核实其内容真实性，文章也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文章侵犯了你的权利，请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本网提供的内容，包括并不限于财经、房产类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本网内容，包括并不限于健康、保健信息，亦非专业意见、医疗建议，请另行咨询专业意见。本网联系邮箱：contact@cacnews.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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