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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领土扩张) 例如十九世纪的芬兰大公国(拥有广泛自治权利,沙皇兼任国王),短暂存在的波兰会议王国(傀儡国)。 但是整体上来看,包括乌克兰、中亚、波罗的海在内的广袤地区并没有建立像苏联那样建立起理论上拥有独立权力的国家。 特别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遍布上百个异民族的沙俄完全是在朝着成为一个“俄化”国家方向发展的。 俄罗斯以包含强制少数民族学俄语、打压异教异文化等手段的“大俄罗斯主义”作为主要工具推动国家在文化上走向大一统。 (基辅圣索菲亚主教座堂)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俄化政策虽在波兰、波罗的海地区遭到了激烈的反抗。 但在乌克兰却推行得颇为成功,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差异逐渐缩小。 当一战后期德军准备复制波兰的模式在乌克兰扶植一个独立政权时,他们发现这里的人民独立意愿远远弱于波兰、芬兰、立陶宛等地。 一位德军军官说:事实上乌克兰是我们创造的产物,而根本不是什么当地人民自己的意志。 (十月革命) 然而在十月革命以后,俄国边疆的俄化进程遭到重大打击,旧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不但“逃走”了波兰、芬兰等国,其境内也被布尔什维克分解为十几个有权独立的共和国。 最让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无法容忍的是,堪称俄国文化发源地、同样信仰东正教的、已经俄化得十分成功的乌克兰地区竟然也建立起了一个加盟共和国。 (乌克兰领土变迁) 并且作为主体的俄罗斯还不得不“慷慨施舍”,包括克里米亚、哈尔科夫、敖德萨在内的土地划拨给乌克兰。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此指责到,早在1654年,当时饱受波兰欺凌的乌克兰政权——哥萨克酋长国就已经同俄罗斯签订了合并协议,乌克兰自愿与俄罗斯合并为一个国家。 苏联主动升格乌克兰的做法显然促进了该地民族主义死灰复燃,让历任沙皇的努力付诸东流。 除了乌克兰,中亚的民族划分也被不少人当做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人为操作。 例如列宁最初只打算将中亚划分为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三国,后来又强行增加到五个国家。 其中现如今的哈萨克地区在沙俄和苏联早期还被称作吉尔吉斯,现在的吉尔吉斯地区则被称作“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可见民族识别的混乱。 (1922年中亚,北部的哈萨克与吉尔吉斯被混淆) 那么,列宁将俄罗斯改造为一个国家联盟果真是一种简单充斥革命理想主义的做法吗? 可不可以将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与这些原苏联加盟国家的矛盾归结在列宁的政策之上呢? 列宁民族自决中的现实主义:团结57%人口的“异族人” 实际上列宁是一位非常成熟的政治家,他所思考的民族自决、划分绝不是什么建立在空中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而是推动俄国革命实现成功的现实主义之举。 沙俄统治时期,俄罗斯“异族人”占到了总人口的57%,其中不少居住在经济较发达的边疆地区。 (苏俄内战宣传画) 在激进“俄化”政策之下这些人成了反抗沙俄统治的潜在主力军,争取这些异族人的支持对能否夺取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俄国先后面临同盟国、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入侵,大片国土沦陷在外国军队手中。 在国内,被沙俄压制了几十年的民族分离主义一下子喷涌而出,一个又一个民族寻求独立,红军还面临着由前政权遗老遗少组成的白军所发动的疯狂反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形势岌岌可危。 以红军当时力量来说,要想短时间在沙俄领土上建立一个单一制统一国家是根本不现实的,列宁必须尽可能团结“异族人”、分化瓦解白军阵营才能减轻红军的阻力。 (托洛茨基在红军中进行动员演讲) 而如果想进行统战工作,单单靠花言巧语是行不通的,毕竟这些异族人与俄罗斯之间积怨很深。 所以“为了清除苏联境内各民族对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布尔什维克正式在1922 年成立了4 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后又陆续增加)联合成立的苏联。 (三)列宁分而治之的统治术:以小民族自决抵抗大民族自决 和很多人印象相反的是,列宁的民族自决政策还包含着一层打击地方分离主义、维护苏维埃统一的意思,在中亚五国尤为如此。 从19世纪开始,帝俄中亚地区开始兴起了一股泛突厥主义思潮,狂热地宣称要在土耳其与中亚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一个强大的突厥民族国家。 在20世纪初,俄国人的死敌奥斯曼帝国成为了泛突厥运动的中心,积极派人渗透中亚,传播突厥文化。 (泛突厥运动中心人物——恩维尔帕夏) 尤其在俄国内战期间,来自土耳其的恩维尔帕夏与当地的突厥主义分子合作,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起义,对苏维埃中亚政权的稳固形成了不小的挑战。 突厥分离主义让列宁等人心有余悸,如何化解这股极端思潮便成了苏联在中亚进行统治的重中之重。 在此背景之下,列宁专门就此下达指示,成立相关委员会研究民族划分问题。 自1920年到1924年,民族识别方案几经修改,从最初的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三国划分方案,演变为现代中亚五国的方案。 分为五个民族国家以后,等于说原来的泛突厥主义势力遭到了釜底抽薪般的打击,当地人民开始以“小民族认同”取代了“大突厥认同”,从而更有利于苏维埃对这个地区分而治之有效管理。 (四)苏联解体恰恰违背了列宁的民族自决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其中列宁民族自决为各国提供独立法理依据被当做了一项重要说法来看待。 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汹涌澎湃的民族分离运动面前,他继续公开重申支持列宁的民族自决政策,“我们忠实于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直至分离权的原则”,从而鼓励了分离主义者利用自决权为武器加紧推动苏联解体。 但是把解体归咎于民族自决的观点和戈尔巴乔夫一样,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机械地曲解了列宁的观点。 首先,列宁自始至终鲜明地反对为了自决而自决、为了分离而分离的那种民族主义,承认民族自决权利,“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要求。” 在列宁看来,民族自决从来不是共产党的首要任务目标,使无产阶级觉醒并联合起来、维护社会主义才是他的核心目的。 他多次重申:“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 如果民族自决被资产阶级当做打击社会主义的武器,或者说民族自决违背大多数人民意愿的话,那么列宁是绝不会赞同的。 实际上回顾苏联解体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大多数苏联人民倾向于保留联盟而不是从中独立。 在1991年的一次投票率超过80%的全民公决投票当中,9个加盟共和国支持留在苏联的赞成票都在70%以上。 其中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中亚五国九成人民赞成留在联盟,比起俄罗斯更愿意保留苏联。 也就是说,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外,苏联的解体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解体的决定恰恰违背了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 与其将原因归咎在民族自决上面,不如认为俄罗斯上层精英的“背叛”才是苏联解体的主导性因素。 知名学者罗曼·斯波尔鲁克对此一针见血地说到,如果没有以叶利钦为代表的集团谋求俄罗斯联邦要独立单干的私心,民族运动能否摧毁联盟还很难说。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苏联解体的最后岁月,俄罗斯的“倒戈”直接使得局势不可收拾。 (1991年,苏军进入立陶宛) 1991年初,苏联红军开进维尔纽斯准备镇压立陶宛的独立运动。 时任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却与波罗的海三国占到了一起,联合发表声明反对苏联中央的行动。 他还指使莫斯科、列宁格勒电视台在舆论上大肆攻击进入立陶宛的苏军,使得苏共中央迫于舆论不得不按下暂停键,放弃军事行动,苏联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自此倒下。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而叶利钦等人之所以如此仇视苏联,其根源在于这些上层精英认为俄罗斯在苏联内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为了帮助落后地区的“小兄弟”提高生活水平,多年来作为“老大哥”的俄罗斯不得不接受中央“抽肥补瘦、劫富济贫”的政策,调拨大量资源人力往其他不富裕的共和国。 俄罗斯一方面低价将资源卖给“小兄弟”,另一方面又得高价购买他们的消费品。 久而久之,俄罗斯越来越不满意自己在联盟内的角色,“俄罗斯为联盟承担了太多的义务”。 故而很多俄罗斯内部人士主张,“如果联盟不利于俄罗斯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还不如甩掉包袱,分家单干。” 总而言之,列宁的民族自决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现实之举,在当时有其独特的意义。 (叶利钦) 它的存在充其量只是为那些苏联解体支持者提供了一个借口,归根到底还是苏联内部经济改革失败、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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