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口述，确实忍受不了他那变态的折磨，只能拼死不从

当天中午，李秀梅被押往盂县进圭村炮楼。那地方是个废弃碉堡，门口贴着日语标识，里面却没床没灯，只有一间用棕绳分开的“屋中屋”。她被扔进去，门从外反锁。

第一晚，七个日军轮番进来。没人说话，没人解释。衣服被扯烂，腿被按住，嘴被堵上。她流了血，喊不出声，第一次昏过去，醒来天快亮了。

第二天，她试图撞墙。头撞破了皮，但墙没塌。第三天开始，每天被十多个日军轮奸。没人给饭，只有一小碗清水。她饿得眼发黑，却没力气逃跑。

第五天，门口来了人。不是医生，是“军官”。他没穿军服，但有配枪，脸通红，被叫“红脸队长”。他进来时说了一句日语，然后脱了腰带。

他没碰她，先打她。皮带抽得她身上起了血痕，然后才压上去。她咬他，他扇她。她踢他，他抽她。她挣脱的时候，咬下了他左手虎口一块肉。

这是她唯一一次反抗。她知道这一下换来的，是更多毒打。

红脸队长来了，我的一只眼睛也没了

红脸队长走后不久就带人回来。这次他没脱衣服，直接把她按在地上开始打。他用棍棒、皮带、甚至军靴连踹带砸，左眼被踢破，鲜血从眼眶往外涌，头骨裂开两道口子，整整昏迷了两天两夜。

醒来时，她发现左眼看不见了，腿也抬不起来。脸肿得不像人，衣服上全是血和泥，地上还有自己呕出来的胃液。

后来来的人更多。有人把她当病人看，说要“检查性病”。所谓检查，是几个人把她按住，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兵戴上手套，连捅带挖。她痛得再次昏死过去。

她被困在炮楼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里，红脸队长至少来了十次。每次都带人，有时喝了酒，有时抽着烟。他们不是在侮辱她，是在“玩”，玩得兴起，就把她当畜牲折磨。

有一次，红脸队长用烟头烫她大腿，还让人按住她看反应。她不哭，他就笑；她哭了，他就骂。那种笑，比打更让人发疯。

后来，她实在挺不住了。用砖头砸自己膝盖，想让自己残废。他们笑着说：“她疯了。”疯不疯不重要，能用就行。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炮楼门口来了辆推车。车上盖着麻袋。她被扔进袋子，拖到推车上，盖上油布。送她的，是个老乡。

这个老乡偷偷告诉她：“你哥哥拿了家里所有的钱来换你，快走吧。”她听完没哭，只说一句：“我妈呢？”

老乡没说话，脸一沉，车走了。

她是个姑娘，日本兵却毁了她一生

李秀梅被抬回家时，整个人皮包骨，左眼瘪进去，腿只能拖着走。母亲已上吊自尽，尸体三天后才被发现。她一句话没说，晕了三次，醒来时只问一句：“我还有命么？”

村里人避开她，没人敢娶她。她在家养了一年，后来嫁到另一个偏远村子，换了姓，不提往事。她没忘，但她忍了。

1995年8月7日，她随其他14位受害者前往东京，参加“慰安妇受害者起诉案”。面对日本法官，她脱掉眼罩，露出那只瞎眼，说：“这不是病，是你们打的。”

1996年7月，她再次赴日，在东京地方法院出庭作证。那天她说得最多的一句是：“他不是人，他是鬼。”日方代表低头记录，全程无回应。

她的案子没赢。所有赔偿要求、道歉请求、司法责任都被日方以“无法律依据”驳回。她回国后，身体每况愈下。

2014年4月10日，她在村里病逝，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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