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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The New York Times》报道,上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长布莱恩·奥哈拉(Brian O’Hara)表示,他最担心的是“一切彻底崩溃的那一刻”。我也有同样的担忧。如果你顺着事态发展下去,很明显,我们正走向某种程度的混乱。 美国正处于至少四重崩溃之中:战后国际秩序的瓦解;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所到之处,国内安宁的瓦解;民主秩序的进一步瓦解,伴随着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攻击,以及——对政治对手的捏造罪名的起诉;最后,川普总统的精神状态的崩溃。 在这四件事中,川普精神崩溃是首要因素,并由此引发了其他所有问题。自恋者有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愈演愈烈,因为他们残存的抑制力会逐渐消失。当这位自恋者恰好成为美国总统时,其影响必然是深远的。
专栏作家David Brooks表示,“我报道过的每一位总统,在任时间越长,就越自负。而像川普那样一开始就自视甚高的人,其结果就是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缺乏同理心,以及对感觉到的轻视做出过激反应。” 此外,过去一年来,川普越来越频繁地诉诸暴力。2025年,美国执行或参与了622次海外轰炸行动,造成包括委内瑞拉、伊朗、尼日利亚和索马里在内的多个地区人员伤亡——更不用说明尼阿波利斯了。 暴政的轨迹最终会走向堕落。暴君通常会沉醉于权力之中,这会逐渐削弱他们的自制力,增强他们的特权意识和自我中心,加剧他们的冒险行为和过度自信,同时加剧社会孤立、腐败和防御性妄想。 最近David Brooks发现重读古罗马史学家的著作很有帮助,尤其是像萨卢斯特和塔西佗这样的先驱。他们亲眼目睹了暴政的残酷,眼前就摆满了各种案例——尼禄、卡利古拉、康茂德、图密善、提比略。他们深谙私人道德与公共秩序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明白一旦前者衰败,后者必然崩溃。 “在我们所有的激情和欲望中,对权力的渴望最为专横跋扈、最不合群,因为一个人的骄傲需要多数人的臣服,”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177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他继续说道:“在内战的动荡中,社会法则失去了效力,而人道法则又很少能取而代之。争斗的热情、胜利的骄傲、成功的绝望、对过去伤害的记忆以及对未来危险的恐惧,所有这些都助长了人的冲动,使怜悯之声噤若寒蝉。正是由于这些动机,历史上几乎每一页都沾满了内战的鲜血。” 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Edward Wortley Montagu)区分了雄心壮志和支配欲。他认为,雄心壮志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因为它能激励人们为社会服务,从而赢得公众的赞誉。而支配欲,正如他所写,则是一种不同的欲望,一种自私的表现形式,它驱使我们“将一切都归于自身,我们认为这样就能满足其他一切欲望”。 他继续说道,对统治的永不满足的欲望“会摒弃一切社会美德”。自私的暴君只会与那些和他一样自私的人为伍,这些人也乐于戴上永远谎言的面具。“他的友谊和敌意都将是虚假的,而且很容易改变,只要这种改变符合他的利益。” 那些历史学家对旧时暴君所能迸发出的强大个人力量印象深刻。渴望权力的人总是活跃在舞台中央,他们冷酷无情、警惕机敏、疑神疑鬼,一旦有任何阻碍,他们都会焦躁不安。 塔西佗尤其擅长描写暴君对周围民众的影响。暴君初掌政权时,大批谄媚者蜂拥而至,争相讨好这位伟人,由此引发了一场“奴役潮”。这种奉承之风愈演愈烈,谄媚之态也愈发浓烈,直至所有追随者的尊严都被彻底剥夺。随后,道德高尚之人为了生存而选择隐忍,可谓“良善之人”的消失。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逐渐变得麻木不仁。接踵而至的骇人事件最终使人们的神经系统不堪重负;曾经令人震惊的暴行,如今也变得司空见惯。 随着暴政的蔓延,公民最终可能会丧失民主的习惯——说服与妥协的艺术、人际信任、对腐败的零容忍、自由精神以及节制的伦理。“摧毁人们的精神和热情比重振它们容易得多,”塔西佗写道,“事实上,我们甚至会依恋于被迫的无所事事,起初憎恶的闲散最终却令人喜爱。” David Brooks表示,“我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预知下一次崩溃会从哪里来——或许是国内危机、刑事危机还是国际危机?”不过,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川普外交政策影响的文章中的一句话让David Brooks印象深刻:“美国人正在进入二战以来他们所知的最危险的世界,这个世界会让冷战看起来像小儿科,而后冷战时代则像天堂。” 不,David Brooks不认为美国会走向类似罗马帝国那样的崩溃。美国的制度非常强大,而且我们的人民,从内心深处,仍然拥有同样的民主价值观。 但David Brooks知道,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一个人的精神创伤。历史上鲜有权力欲极强、走向暴政的领袖突然恢复理智、变得温和的例子。相反,这种病症的正常发展过程往往是加速恶化和堕落。 David Brooks完全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要花那么多时间研读塔西佗和萨卢斯特等历史学家的著作。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称塔西佗为“世界上第一位作家,没有之一”。他们明白,对权力的渴望是人类的原始本能,即使宪法中设置了种种保障措施,如果这种渴望得不到内在的道德约束,也无济于事。 正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1798年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没有一个政府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不受道德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激情。贪婪、野心、复仇或侠义之举,会像鲸鱼冲破渔网一样,挣脱我们宪法中最坚固的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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