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斯凡迪亚尔·巴特曼格利季2026年9月8日 《外交事务》杂志

埃斯凡迪亚尔·巴特曼格利季是Bourse & Bazaar基金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同时担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兼职教授。

对伊朗和美国而言，8月24日仿佛又一次“土拨鼠日”。

“我们正在针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一场经济猛攻，”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一切经济生命线。”

这与他今年4月的表态几乎完全一样。当时他说，美国正在白宫所谓的“经济怒火行动”框架下，“对伊朗政权实施金融绞杀”。

这也让人想起2018年5月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推出“极限施压”政策时，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曾宣布，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

甚至与奥巴马总统2012年的承诺也如出一辙——当时他说，伊朗政府将面对“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制裁”。

伊朗经济当然已经感受到了这一轮又一轮限制措施带来的后果。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伊朗长期处于低增长和高通胀状态。结果是，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同行相比，伊朗企业建设的基础设施更少，采用的新技术也更少。过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伊朗家庭，如今越来越面临跌破政府贫困线的风险。

但在过去近十年时间里，伊朗一直能够抵抗美国的经济胁迫。

在近期海上封锁实施之前，伊朗依靠各种规避制裁手段，继续向最重要的客户中国出口石油。

伊朗的非石油产业同样逐渐适应了制裁环境。货币贬值削弱了进口商品的竞争力，同时让伊朗产品在地区市场上更具价格优势，从而推动出口。

因此，伊朗并没有出现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等其他受制裁国家所经历的那种失控式经济崩溃。

如今，战争正在以单纯制裁无法做到的方式，考验伊朗经济的韧性。

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大量空袭瞄准了伊朗重要工业设施，包括该国一些最关键的钢铁厂和石化企业。

袭击造成的破坏已经使一些重要工业产品出现大规模停产。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整体下降，再加上美国海军封锁造成的直接干扰，不仅减少了伊朗出口，也严重限制了伊朗进口急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份估计，伊朗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5.4%；而此前12个月的经济萎缩幅度还不到这一数字的一半。

同比通胀率从2025年12月的52.6%，上升到今年夏季开始时的88.6%。

伊朗货币也跌至历史最低点，1美元兑换超过200万里亚尔。

但是，即便伊朗的经济状况正在持续恶化，伊朗领导层抵御制裁胁迫的能力仍然比外界看上去更强。

目前，经济困难还没有真正影响到伊朗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

由于多年来积累了应对制裁的经验，各种商品库存依然相当充足。

与此同时，伊朗国家凭借强大的压制工具，也已经找到了一套办法：把大部分经济痛苦转嫁给普通伊朗民众，同时确保国家自身的需要得到满足。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政策当然可以让绝大多数伊朗人生活得更加困苦。

但它无法真正扼杀伊斯兰共和国本身。

危机的结构

伊朗官员已经公开承认该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

“无论我们在军事上多么强大，如果人民挨饿，如果没有资金流转、经济增长和国内生产，我们就坚持不下去。”

伊朗议会议长、同时也是重要权力人物的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8月21日这样表示。

贝森特后来还引用了这番话，将其作为美国经济战争正在取得预期效果的证据。

上周接受电视采访时，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也对一些政治领导人仍然否认制裁正在伤害伊朗表示不满。

他说：

“有些人说制裁根本毫无影响。对这些人，我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卡利巴夫和佩泽希齐扬的这些言论，确实反映出他们对伊朗经济发展轨迹的真实忧虑。

经济福利与政治合法性之间天然存在联系，因此议长和总统担心不断恶化的民意完全可以理解。

但美国官员不应过度解读这些讲话。

与表面看上去不同的是，两人都没有在暗示伊朗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美国对于伊朗经济状况以及经济胁迫效果的判断，没有充分考虑一个事实：制裁已经改变了伊朗的政治经济结构，并重新塑造了经济资源的分配方式，而这种新的分配方式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现有权力体系。

那些最公开强调普通民众苦难的伊朗领导人，并不是在担心国家即将发生经济崩溃。

他们实际上是在反对一种长期存在的政治共识——伊朗精英阶层多年来一直有意把制裁带来的压力转嫁给普通人。

卡利巴夫和佩泽希齐扬所抱怨的，实际上是一套总体上按照预期发挥作用的政策所造成的社会代价。

或许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伊朗经济的判断还遗漏了一些关键机制。

通常，人们用宏观经济指标来描述制裁效果，比如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和货币贬值幅度。

但这些指标主要反映的是价格水平，也就是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

换句话说，它们提供的是一种“金融意义上的经济图景”，而不是“功能意义上的经济图景”。

如果要从功能角度理解经济，就必须观察企业和家庭层面的变化。

这些微观变化恰恰能够解释，为什么新闻头条中越来越糟糕的经济数据，并没有最终迫使伊朗投降。

伊朗官员把制裁的痛苦转嫁给了家庭和企业

任何一个遭受全面制裁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会面临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应对国际收支脆弱性。

比如，当一个国家逐渐耗尽支付进口所需的外汇时，该怎么办？

大体来说，有两种选择。

一种办法是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通过扩大出口和增加国内生产，重新实现贸易顺差。

另一种办法则是收紧货币政策并实施紧缩措施，通过压低进口需求，在出口水平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重新恢复贸易顺差。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遭遇大规模制裁时，选择了第一种办法。

俄罗斯政府扩大财政刺激，推动工业活动迅速扩张，制造业就业明显增加，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战争经济”。

这些开支当然是为了提高军事生产能力，但同时也让劳动力市场大幅收紧，并提高了普通俄罗斯人的实际工资。

这反过来缓解了制裁引发的第一轮通胀冲击。

这种办法最终也遇到了极限，目前通胀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但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这套经济战略让俄罗斯能够在美国制裁压力下继续追求其战争目标。

伊朗官员选择的则是第二条道路。

2012年，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大规模金融和能源制裁首次把伊朗拖入衰退。当时，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提出建立“抵抗经济”，强调依靠国内能力抵御制裁压力。

但伊朗经济政策制定者始终没有真正建立一套新的产业政策，也没有构建新的福利制度。

相反，他们选择容忍通货膨胀。

其实际效果就是把制裁的痛苦从政府身上转移到家庭和企业身上。

政府实施紧缩预算，同时拒绝通过行政手段系统地调节生产和消费，例如没有广泛实行配给制度或者价格管制。

经济危机持续恶化，又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市场。

雇主因此有条件压低工资，家庭收入承受了更大压力。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种政策失败。

但事实上，伊朗当局似乎完全能够接受经济活动放缓。

他们认为，让经济以较低速度运行，反而可以提高伊朗在与美国长期对抗中的持久力。

好日子，坏日子

微观经济数据能够更清楚地展现美国压力在企业和家庭层面的实际影响。

如果观察伊朗商会编制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可以明显看出伊朗经济危机是如何不断恶化的。

2019年至2023年间，由于特朗普第一轮“极限施压”制裁、新冠疫情以及“女性、生命、自由”抗议运动造成的扰动，伊朗整体经济约三分之二时间处于收缩状态。

不过，在这一阶段，伊朗非石油产业仍实现了温和增长。

到2023年初，伊朗甚至开始逐步摆脱长期衰退，整体经济与工业部门同时增长。

到2024年3月，随着实际收入增长约15%，伊朗人的生活水平也开始有所恢复。

但2024年4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这轮复苏遭到打断。

此后，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所制造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工业活动的长期下滑，并推动伊朗进入更深程度的经济衰退。

工业企业已经连续8个月报告经营状况恶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已经资不抵债。

过去20年，伊朗企业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维持非常庞大的库存。

这种做法一方面能够缓解制裁对供应链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高通胀环境下还能帮助企业保护资产负债表。

因为现金会不断贬值，而实物商品不会以同样速度贬值。

根据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财务申报，伊朗工业企业平均“存货周转天数”大约为3个月。

而在电气机械等特别敏感、同时又长期受到美国严厉限制的行业，企业库存甚至可以维持到200天左右。

战争期间，这些庞大库存成为伊朗经济韧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伊朗供应链面临越来越大压力。

即使伊朗不断增加陆路贸易，也无法完全弥补南部港口集装箱运输减少造成的缺口。

但是，由于企业手中仍保存大量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库存，伊朗生产商仍然能够继续向客户供货——至少能够向那些还有支付能力的客户供货。

德黑兰已经把通货膨胀视为维持政府自身支出的必要代价

企业不断提高价格，以保护自己的利润率，把不断上涨的投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随着战争持续，这些更高的价格开始造成需求破坏。

经历多年持续通胀打击的伊朗家庭开始减少消费。

即使他们仍然购买商品，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消费信贷，包括新兴的“先买后付”模式以及各种非正式借贷。

即便是食品这样的特殊类别，伊朗零售商也报告销售数量下降。

家庭消费大幅下降，是伊朗经济福利正在恶化的最明确证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伊朗官员不得不公开承认普通民众正在承受痛苦。

然而，即使如此，伊朗政府迄今仍然没有真正出手遏制价格上涨。

不仅没有实行价格管制——而这种办法在40年前两伊战争期间曾有效缓解民众所承受的经济压力——政府甚至还讨论取消大批人口享受的现金补贴以及能源补贴。

从这个意义上说，“需求破坏”实际上起到了一种配给机制的作用。

它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使伊朗政治和经济精英可以把战争与制裁的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

尽管政府本身仍然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但为了维持自身支出，它已经把通货膨胀视为一种必须接受的代价。

目前伊朗月度通胀率仍低于10%，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恶性通胀还有很远。

通常所谓恶性通胀，是指月度通胀超过50%。

只有到了那种程度，伊朗政府目前这套战略才可能真正变得无法维持。

与此同时，经济活动下降实际上也为实体经济提供了一定缓冲。

从金融指标来看，现在的伊朗经济状况显然比战争开始时更差。

但从功能角度来看，企业库存水平与2025年12月相比基本没有变化。

供求关系有可能在一个整体经济活动更低的水平上重新达到平衡。

面对制裁和封锁，伊朗最大的脆弱点仍然是其持续存在的进口需求。

伊朗历今年从3月开始计算，在最初5个月里，伊朗进口总额达到170亿美元。

按这一趋势，到年底进口总额可能约为400亿美元。

这一数字显著低于上一年的580亿美元，也远低于再前一年的720亿美元。

由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推动的进口需求下降，本身就是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的证据。

但从短期看，这种下降反而会帮助伊朗政策制定者推迟更大规模的经济崩溃。

这种状态甚至可能维持数年。

“低功耗模式”

贝森特在8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使用“经济诺曼底登陆日”这样的说法时，并没有真正考虑清楚：他的这场经济“登陆战”，另一边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对手。

虽然表面看起来并非如此，但伊朗当局成功把制裁和战争成本转嫁给普通人的做法，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战争动员。

普通伊朗人或许根本不愿意以这种方式被“动员”，但他们没有选择。

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问道：

“伊朗人民什么时候才会站起来反抗？”

但即使普通伊朗人再次走上街头，抗议他们正在经历的这种经济压迫，他们仍然很可能再次面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暴力镇压。

伊朗领导层手中掌握着多种压制工具。

很多伊朗领导人相信，只要这是在军事上击败美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可以迫使本国民众承受更多痛苦。

因此，如果特朗普政府真想赢得这场经济战争，它实际上必须让2500万个伊朗家庭和100多万家企业全部窒息。

但即便伊朗经济的一部分开始“呼吸减慢”，这个国家的权力精英仍然会拥有足够的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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