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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多年后,清朝已过了顺治、康熙,来到雍正时代,人民早已习惯了被满族统治的生活,唯有读书界,有部分人仍想着“反清复明”这回事。 湖南有个落第书生曾静,偶然间看到康熙年间浙江学者吕留良强调“尊王攘夷”的著作,竟不知哪来的一股傻劲,脑海中突然冒出“反清”的想法。 他找了几个与他有共同想法(或受他影响)的书呆子,打听到川陕总督岳锺琪是岳飞的后裔,想来肯定能继承岳飞遗志来抗击外夷(满清),就派人带给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请他起事。 余秋雨在他的《一个王朝的背影》中,大概是捧着腹忍住笑写道:“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锺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情啦,还想着让他凭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 最后的结果可以想象得到:岳锺琪接信后,直接上报雍正。 还好的是,雍正也许那一刻心情不错,没有发太大脾气,不但赦免了曾静等人的死罪,还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令曾静他们到江浙一带去宣讲,让民间知道满清的统治不比明朝差。 中共外长王毅6月1日与加国外长狄安(Stephane Dion)会晤结束后,在记者会上发飙的事引起热议,经过一个星期铺天盖地的报导和评论,相信读者差不多了解事件的梗概,大约也就是在记者康诺利(Amanda Connolly)问了狄安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之后,王毅即刻“抢”了麦克风。这里不赘述。(可参见本期《王毅怒斥加拿大女记者,有人欢喜有人怒》一文)。 很多人聚焦在王毅做为一个外访的外交部长身份,这样抢话,实在很失礼又霸道。其次就是他的回话“没有人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让很多本来就认为中国没有人权的人(特别是欧裔白人)感到不满。 这段记者会的视频很容易找到。我看完后,发现康诺利原本是问狄安:“为什么加拿大要和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他(指王毅)将如何利用这种关系改善人权状况和地区安全?他是否在双方的会谈中提出了加勒特(Kevin Garratt)夫妇的案件?” 接着就发生了王毅所谓的“抢”麦克风事件。 尽管我也同意,(如以西方的价值观来论)中国的人权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如果只聚焦在这次的记者会事件,坦白说,我的看法可能与本地“主流”媒体意见不同。 首先,我真的看不出王毅有“抢”的举动。在记者提问后,王毅立刻请翻译人员告知现场传媒,他要回应这问题。狄安做为主人,“主随客便”也没什么可以非议的。试想,王毅讲完中文,再让翻译讲英文,起码有半分钟吧!如果现场媒体不想让他答,或者狄安想要先说,是可以当场阻止的,既然没有当场阻止(不论是因礼貌的理由,或真想听听王毅的回应),就不该斥王毅无礼。 其次,关键还是王毅回答的内容,特别是“人权”这部分。说实话,如果站在王毅的立场,我不认为王毅的回答有任何问题(尽管他愤怒的语气,的确会为他扣分)。 回到开头的故事,当年的曾静,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他老想着“反清”,但站在雍正的立场,雍正当然会认为自己做得够好够努力(事实上,雍正大概是清朝最拼命的皇帝,他最后也是过劳死),你看看明朝从万历以后几个烂皇帝,哪个能与他相比,不能因为你的“大汉沙文主义”作祟,“觉得”他不好,就要推翻他。 中国当然有很多问题,而王毅提出辨驳外界质疑的几个理由,如“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八千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六亿人脱贫”和“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宪法当中”也会让身处加拿大的我们“会心一笑”(那三个东西哪称得上是人权)。 但有一点你不能否认,从文革走过来的王毅和中国现在不少领导人绝对比加拿大白人更了解“经济”和“脱贫”对现代中国人的意义。就像一个从贫苦中奋斗成巨富的人,当然比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更能感受到“经济”与“人权”在天平上的分量。 雍正后来写了《大义觉迷录》让大清帝国的子民了解他的苦心,王毅(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不可能写这样的书来让加拿大(和全世界的)白人知道“经济”和“脱贫”对现代中国人的意义,只能以愤懑的口气,退而求其次的以问代答:“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 当然,拿雍正来类比王毅(或中国领导人),曾静类比记者是有点不太称头,但我们的记者和曾静都犯了相同的毛病:以自己来度人。 香港书商和加勒特夫妇的案件,是有可能污陷,也有可能涉及人权,但别忘记,那都仅仅是“有可能”,毕竟两桩案件还未有结果,我们可以“分析”书商和加勒特夫妇都是清白的,但不能拿来做为“结论”,然后指陈中国在这两件事上侵害人权。 南海问题(或地区安全)。哎!我要是康诺利,可能这样问会好一点:"请问如何协助规劝美国,不要染指南海海域,让中国、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能够真正和平的谈判方式来维护地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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