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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麦家之前，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刚于8月底凭借中短篇小说《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 2012年10月，中国作家莫言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 麦家的助手建议，对麦家的采访能否谈谈中国作家以及中国文学的国际化。 为什么不呢？文化的冲突甚至文明的冲突在东西方交流中是永恒的热点主题，在欧美国家有作品出版经历的中国作家应该是感受最深的人群之一。 麦家谈到了中国文学国际化的困境。 “很多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往往躺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出现在书店，”他说，“海外对中国文学的陌生甚至达到无知的程度，一想到中国，一想到中国文学，就是贫穷的乡村、落后的经济、愚昧的爱情观、政治上的迫害。” 2014年，麦家的小说《解密》由英国企鹅（Penguin）出版，后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麦家有些得意地说，我的作品国家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后来国外也喜欢。国内（指中国政府）把我当作正面的甚至红色的作家，外国读者则看到了集权主义中的人性。 “我在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奇特现象，”他说。 由“外”而“内”，麦家在不同价值观体系中两面讨巧的能力更加让人好奇——在中国，他的作品面对的是威权政府和市场。 从2005年底麦家小说《暗算》改编的电视剧上映开始，中国出现了谍战影视的狂潮，如今每年有几百亿的资金涌入谍战电视剧和电影市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麦家说，中国影视剧这么多年来左冲右突，但很多流行题材都受到了限制，比如不能拍警匪片，涉案片不能过多，后来对古装剧、言情剧也有限制。这里限制，那里限制，导致中国可以做影视剧的品种越来越少。 “但宣传国家形象的，宣传英雄的题材在中国应该还是有广大市场，允许你拍。谍战剧从主题、内容上切合了国家对影视、文学甚至文化产品的大方向的需求和要求，”麦家说。 但从《一双绣花鞋》到《永不消逝的电波》，麦家看到以前的中国革命文学里谍战片题材的人物全是没有缺点的完人。 “我的小说，我的文学，一方面依然遵从国家主义和革命文学，但我不把人放在革命高度，革命只是环境，国家只是背景，让人回到了本性，回到了人性状态。这样一来，这个人是立体的、现实的，而不是高大全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被革命裹挟、威胁甚至阉割，”麦家认为自己的谍战小说做出了改变——革命文学的文学放大了，革命减小了。 政府审查  麦家的第一部描写中国情报部队的谍战小说《解密》遭到官方严格审查，曾被勒令下架。 但麦家坚信这是“公开的秘密”，“我坚信自己的作品没有泄密，如果泄密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最后23个评委（政府组织的审查人员）只有2个认为我泄密。依据也只是毛泽东1956年的一个批示，它不是一个法律。时代发生变化。有的东西当时是秘密，但现在已经是公开秘密了。” “现在变化太大了。没有人来干涉我写这个题材，甚至有很多相应部门找上门来，给我题材，希望我来写。第一个吃螃蟹是最难的，但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吃，不仅我吃，一大堆人也在吃，”他说，“但我从来不接受别人授意。我的作品是虚构不是虚假，不会真实反映某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一旦创作和历史搅在一起，这种创作就戴上了镣铐。这个人的家属、后人会对作品提出莫名其妙的要求，按照他们的要求这个人物又是一个高大全。我绝不接受政府或者某一个家属的委托来树碑立传。” 麦家说，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文学出现巨大问题，主要体现在不允许客观表达一个人，只允许表达一个革命的、理想的、浪漫的人，这肯定违背文学真理。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量让作品去照亮人性某一个黑暗角落”。 温和的批判和探索，应该是让麦家得以在市场和国家意志之间自由游弋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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