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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靠这封密信，钱学森才能逃出美国的软禁

加新网CACnews.ca| 2017-10-27 09:18 |来自: 观察者

钱学森

1966年10月27日，也就是51年前的今天，新疆罗布泊，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爆炸成功。

尽管在早在两年前的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就已经成功爆炸，但那时的中国“只有弹没有枪”。原子弹要想真正发挥其威力，形成真正的战略核力量还需要与远程运载工具相结合，这就是导弹与原子弹的结合。

而说到中国的两弹结合工程，还要从一个人说起。

2017年04月02日，北京海淀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学生们自发地为校园里的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雕像献花，表达追思。钱学森的雕像由于构造特点，有人发挥创意，将一束菊花放在了雕像的手上。

密信，咖啡馆里的玄机

1949年当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留学美国的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便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因为担心先进军事技术流入到新中国，则千方百计的阻挠钱学森回国。

作为钱学森的恩师，冯·卡门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困境一清二楚，他曾撰写文章揭露当时美国政府的把戏：

帕萨迪那移民局下令驱逐钱出境……但钱却被滞留美国达五年……

滞留钱的目的，是要他当时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必须每月向移民局作一次汇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过回中国去的打算，因为他觉得，只有中国在真正营救他，而且在那里他会得到礼遇。或许和钱的想法一样，我觉得，由于我和华盛顿的密切联系，我本来可以为他做更多的事。令人痛心的是，处于这种荒唐的年代，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了，即使你有最强的赞助，也帮不了多少忙。

患难见真情，蒋英和钱学森结婚不到三年，刚有两个孩子，幸福甜蜜的家庭生活就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从1950年钱学森入狱、获释、被监视、软禁到1955年间，蒋英正处在30岁到35岁的年龄段，风华正茂，是发展事业的最佳时期。作为一位受到过优良教育，在西方古典歌曲演唱上，有着深厚造诣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在此时应该多举办几场音乐会，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杜鲁门政府对钱学森的迫害却使蒋英的才华被埋没，她无法再展夜莺般的歌喉，虽然钱学森的薪水请得起管家和保姆，但蒋英担心管家和保姆会被政府叫去审问，这无疑是在家里安置了一个监视器，更担心请来的人会危及钱学森和家人的安全。因此，蒋英坚决不请任何佣人，她担当起钱学森和孩子的全职保姆。她美丽而高挑的身材不再出现在舞台上，而是时常奔波在去菜市场和超市的路上。

蒋英还充当着钱学森的哨兵，钱学森待在家里埋头科研时，蒋英就抱着孩子在客厅来回走动，时不时看看窗外和门外有没有可疑的人。

美国移民局规定，钱学森一家只能在住宅附近30米以内的范围活动，特务们24小时监视钱家的动静，记录有什么朋友来访，钱学森去哪里。钱学森干脆哪儿也不去，过着孤独的生活。钱永刚曾回忆那段日子，说：“我和妹妹在家里憋久了，就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远处玩。结果，爸爸带着我们，坐着车，在附近转了一圈很快就回来了。”

转眼到了1955年5月，万物复苏的春天。一天清晨，中国餐馆的伙计给钱家送来一篮新鲜的蔬菜，蒋英接过菜篮子，里面有一本中国画报。她打开翻看了一下，立刻放下厨房的活，来到卧室，拉住刚起床的钱学森，把画报塞到他手上：“快看！”

夫妇俩看到卷首醒目的位置上登着一张大黑白照片，正值五一节，中国为了庆祝节日，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照片上有一张他们熟悉的面容——陈叔通老前辈，就站在毛主席身边。照片很清晰。钱学森和蒋英会心地相视一笑。

19世纪末清政府统治时期，浙江一个为人羡慕的家族出现了“一门三翰林”的盛景，便是陈叔通家，父亲陈豪、哥哥陈汉第（仲恕）和叔通自己先后考取清朝当朝进士，并点了翰林。

1894年5月，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了求是书院，乃今天浙江大学的前身。陈仲恕先生任求是书院的监院，即校长，陈叔通为副监院，钱均夫和蒋百里就读于求是书院，是叔老的学生，对老师十分尊重，钱学森小时候见到叔老都会恭恭敬敬地鞠躬，口中叫着“太老师”。

民主革命时期，陈叔通是著名的工商业者，进步的民主人士，曾应毛泽东邀请，出席开国前夕的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他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挚友。

钱学森和蒋英想如果能求得叔老的援助，一定能得到国家的鼎力相救。

夫妇俩十分激动，看到了归国的希望，他们顾不上吃早饭，立刻商量着如何能和陈叔通老先生取得联系，营救他们回国。

为了防止书信落到美国政府手里，他们不敢直接把信寄回国，蒋英提议寄到比利时的妹妹蒋华那里，请她转寄给陈叔通。

钱学森夫妇立刻着手写信，提笔给伟大祖国写求援信，钱学森心中充满恭敬和迫切之情，他写道：

自一九四七年九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纸期刊上见到您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学森等几个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一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信中还说：“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中国学生愿意回国都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求祖国帮助早日回国。”

钱学森还附了一张《纽约时报》刊登的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的小剪报，上面说美国政府不愿让钱学森离开是“不利于美国最高利益”。

担心会被特务认出笔迹，蒋英写信封，她特意模仿了儿童的笔迹。

由于屋外就是监视的特务，只能在住宅附近活动，怎样才能把信偷偷寄出呢？长期跟特务作斗争，钱学森夫妇也练成了反特本领，两人在住处附近仔细侦察了一番，发现一家咖啡馆里有玄机。

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书信，打扮成出去喝下午茶的样子，慢慢地走近那间咖啡馆。果然，两个特务靠了上来，钱学森判断如果两人一起走进咖啡馆，特务肯定会跟进去，咖啡馆里的小邮筒就暴露了。

他停下脚步，突然转过身来面对尾随在后的特务，特务们猝不及防，看钱学森站在那里不走了，就在三五米远的地方停下来，一脸尴尬却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些特务都不是第一次跟踪钱学森，被钱学森骂过几次，因此不愿再上前挨骂。

蒋英大声对钱学森说：“你等我一下，我去趟洗手间。”她迅速溜进咖啡馆，将藏在裙子里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

信一寄到比利时，蒋华立刻将这封不同寻常的信平安地转寄到国内。

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蒋华很高兴地说：“我一生中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帮我姐夫回国。我姐夫回国前，三姐常常写信说他们像是笼子里的小鸟，出不来。当时我不了解美国的情况，收到姐夫的信才觉得事情的严重性。我不知道陈叔通在哪里，就把信转给他爸爸。他爸爸又将信转给陈叔通。我说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看他回国后做了那么多事情，我真是非常高兴能帮这个忙。”

陈叔通先生收到这封辗转而来的信，觉得意义重大，没有片刻耽搁，当天就把它呈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8月，恰逢第二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召开，中方正苦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美国阻挠中国侨民回国，钱学森的求援信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据，周恩来总理拿着信高兴地说：“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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