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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瑞典学院因阿尔诺事件蒙羞，让诺贝尔文学奖蒙上了一层阴影；另一方面，此次事件也宛若一根导火索，激化了学院内部长久以来的矛盾，暴露出瑞典学院僵化的体制。 2018年10月的诺贝尔奖颁奖周，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医学奖在内的自然科学奖都已颁发，而本年度的文学奖早在5月8日就已确定暂停颁发，并预计将在2019年补发今年奖项。这是该奖项自1943年以来首次缺席。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取消，原因就在于负责颁发该奖的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自2017年11月就深陷于持续发酵的性侵丑闻。 一切始于一场针对法裔瑞典摄影家让·克劳德·阿尔诺（Jean-Claude Arnault）的指控。在2017年的“我也是”（#MeToo）反性侵运动中，共有18名女性指控阿尔诺在1996年至2007年间实施了包括性侵、强奸在内的多项罪行。 现年72岁的阿尔诺是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诗人兼作家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Katarina Frostenson）的丈夫，后者自1992年起在瑞典学院任职，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之一。也正是由于这层关系，18位受害女性大多为瑞典学院内部工作人员或是员工的妻女。几乎所有受害者都由于顾忌学院内部团结以及阿尔诺的威胁，长久以来保持了沉默。 尽管阿尔诺拒绝承认一切指控，但在今年4月，瑞典学院发布声明，通过内部调查发现，在这个著名机构中的确发生了“不必要亲密关系”的“不可接受的行为”。 对于阿尔诺夫妇的指控不仅仅局限于性侵，还包括贪污和泄密。据《纽约时报》和《图片报》先前的报道，阿尔诺夫妇在斯德哥尔摩还经营着一家名为“论坛”的文化机构，这家机构每年得到瑞典学院13000欧元的资助，共计超过10年，阿尔诺的妻子弗罗斯滕松被怀疑监守自盗。同时，根据《图片报》的描述，这家机构在当地享有权威，以至于“任何有文学抱负的（女性）作者，在出书之前都会去寻求机构的支持”。事情曝光后，这笔赞助资金被紧急叫停，并且学院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该笔资金并不是付给阿尔诺本人的。此外，阿尔诺还被怀疑自1996年起向记者和博彩公司泄露诺贝尔文学奖名单，以谋取私利。 对瑞典学院来说，一方面，该学院因阿尔诺事件蒙羞，让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蒙上了一层阴影，另一方面，此次事件也宛若一根导火索，激化了学院内部长久以来的矛盾，暴露出瑞典学院内部僵化的体制。 在《瑞典日报》和多家媒体将丑闻曝光后，瑞典学院内部在如何处理阿尔诺的问题上爆发了激烈争议。一直以来，瑞典学院由18位终身制院士领导，这18位院士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与学院院长兼常任秘书长丹尼尔斯（Sara Danius）在丑闻曝光初期就与阿尔诺划清界限并积极委托律师展开独立调查不同，大多数保守派院士在这件事的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在今年5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中，院长丹尼尔斯要求解除阿尔诺妻子弗罗斯滕松的院士职务，这项提议并没有得到多数院士的支持。理由是“不能因为另一个人的过错而惩罚一个人”。 因为不满此次投票结果，三位院士罗塔斯（Lotta Lotass）、奥斯特葛伦（Klas Ostergren）和斯特瑞兹博格（Sara Stridsberg）在5月7日宣布辞职。三位院士的辞职无疑成了保守派院士攻击院长丹尼尔斯的口实，其中一位院士恩达尔（Horace Engdahl）公开攻击院长并称其是史上最差的院长，并最终导致丹尼尔斯和其他两位同情院长的院士相继辞职。自此，瑞典学院分崩离析。 6位院士相继辞职后，再加上继院士阿伦（Knut Ahnlund）2012年去世之后一直空缺的名额、以及处于风暴中心的阿尔诺妻子弗罗斯滕松，如今，18名院士中仅有10人还能行使职能。根据瑞典学院的规定，不论是评定诺贝尔文学奖亦或是招募新院士，都需要18位院士中的12位同意，对于仅剩10位院士的学院来说，这种处境无疑是个死结。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学院的院士都实行终身制，尽管有6位院士宣布辞职，但其实在学院管理上并没有辞职一说，辞职院士实际仍然占有名额，直到院士去世。无法凑足12人评委小组，也是此次文学奖流产的最直接原因。 对于瑞典学院院士终身制的批评其实早已有之。早在1989年，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因其著作《撒旦诗篇》攻击伊斯兰教，而遭到当时的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下达追杀令。此事直接导致当时英国与伊朗断交，瑞典学院的三位院士因为要求学院公开谴责伊朗当局遭到拒绝而愤然辞职。因为辞职未被学院批准，三位院士多年拒绝行使院士职责。 2005年时，院士阿伦（Knut Ahnlund）因不赞同2004年文学奖颁发给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而辞职，学院对其职呈置之不理，其后阿伦直至2012年去世都没有再行使院士职责，而其去世后空缺的院士名额至今仍未有新人担任。 除此以外，瑞典学院一直以来都坚持闭门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具体评选过程的细节向来不对外公布，这也是学院常年饱受诟病之处。依据惯例，学院每年9月都会向全球数百位文学教授以及往届得主寄出当年颁奖典礼的邀请函，同时邀请提名次年度文学奖的候选人，最终的获奖者会在这些提名者中诞生。在收到提名之后，18位院士中的5位将组成提名委员会，并确认5名最终候选人，最后再由18位院士共同阅读5位候选者的作品并做出最后决定。 在此过程中，学院并不会公布5人提名委员会由哪些院士组成。依据学院的明文规定，每年文学奖的提名资料都会被严格封存50年之久，这也意味着，几乎没有在世的作家能够知晓，其作品是否真正被提名过。正是学院不透明的操作，才使得阿尔诺泄露获奖者的行为变得有利可图。 对于瑞典学院的另一项指责在于，学院对于获奖作品的选择没有统一的标准而缺乏说服力。相对于科学类奖项而言，文学奖评选的客观性更加难以保证。在文学奖设立之初，学院更倾向于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这也是诺贝尔生前的愿望。历届文学奖获奖者中，因理想主义风格而获奖的典型代表者就是法国诗人普吕多姆。在这样的标准下，文学奖一直没有青睐包括马克·吐温、托尔斯泰等上世纪初的大作家。由此引发的争议导致学院在二战后开始关注作品的现实意义以及作家的个人经历，但这也无疑使得文学奖变得更加“政治化”。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文学奖的“政治化”色彩在1958年的获奖者、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讽刺。因其代表作《日内瓦医生》中对于苏联政治体制的批判，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因为苏联作家协会和当地舆论对其的攻击，他最后拒绝领奖，并在苏联官媒《真理报》上发文批评瑞典学院。 此外，一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都被指责为欧洲人专属奖，在文学奖设立以来的112位得主中有84位来自欧洲，其中瑞典作家就有8位，比所有获奖的亚洲作家总和还要多。  除了在5月宣布辞职以外，瑞典学院院长丹尼尔斯还委托律师通过调查获得了阿尔诺实际的犯罪证据。这些证据在9月的刑事诉讼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0月1日，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对阿尔诺在2011年10月及12月涉及的两起强奸案件进行了审理，其中一件因证据充足判定有罪，而另一件则由于受害人声称事发时睡着了，法院认定其证词不具备可靠性而被驳回。针对前一项强奸罪，阿尔诺将面临2年有期徒刑并支付价值约1万英镑的伤害赔偿。 与院长同期辞职的院士英格兰德（Peter Englund）对此结果表示欣慰，他在《瑞典日报》的采访中表示，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而此前针对阿尔诺夫妇挪用公款的指控则因缺乏证据而被撤销。 为了填补今年文学奖的空白，以及消除瑞典学院丑闻带来的负面影响，100多名瑞典作家表示，将设立“新学院”奖，以替代今年缺席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得奖人不再由学院决定，而是交由全球书迷投票选出。不过这个临时机构并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在今年年底的颁奖仪式结束后，该机构将自行解散。 同时，瑞典学院的风波也引起了瑞典皇室的关注。为了解决瑞典学院内部的僵局，学院的最大资助者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已于5月呼吁，现在有必要更改学院的章程，必须要考虑给予院士辞职的可能性。国王还建议，若院士连续两年无法执行其职责，将允许新院士顶替其名额，而三分之二多数原则也会被废除。 但国王的表态并不意味着瑞典学院能走上正轨，正如《瑞典日报》指出的那样，造成现在僵局的根本原因是学院内部的政治内斗。以恩达尔院士为首的学院保守派一直对院长丹尼尔斯有诸多不满，而丹尼尔斯这位史上第一位女性院长的身份，又使得这桩性侵案变得更加敏感。 有消息指出，丹尼尔斯和其他几位已经辞职的院士为了解决当前的僵局，愿意收回辞呈，回到学院18人委员会。若几位院士最终回归，无疑将导致学院内部矛盾再次爆发，而瑞典学院恢复声誉也将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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