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一个自杀者的传说

昨晚，第55届金马奖将最佳剧情长片、最佳改编剧本授予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导演胡波的母亲上台接受了奖杯。执委会主席李安在公布最佳剧情长片奖前说：“我真的很想抱抱这位母亲。”

一年前，《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在北京自缢去世，年仅29岁。《大象席地而坐》是他的第一部长片，也成为他最后一部电影。在金马奖的舞台上，胡波的母亲只说了“感谢”，表现得很克制，但他曾经的伙伴，摄影师范超和主演章宇已经哭得难以自止。对于公众而言，胡波的名字正在变成一种符号，承载着各怀心事的人们的胸中块垒。

胡波去世后，作者采访了二十余人，包括他的父母、朋友、邻居、同学、师长、剧组同事。斯人已逝，每一个自杀者都会留下秘密与传说，但他的作品中的炽烈表达，他性格中令人动容的特质，在他短暂一生所面临的内外困境之外，引得人们时时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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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2日，王磊在家里做好了饭菜，想叫胡波过来一起吃饭。他们是新认识不久的朋友，是同行，聊天又投契，经常聚在一起。胡波是个单身汉，自己独住一套两居室，每天要么在外面吃饭，要么叫外卖，冰箱里堆满了各种速冻食品。自从两人搬到北京五环外的同一个小区后，王磊就经常叫胡波到家里吃饭。

微信不回，电话不接，王磊决定去胡波家里找找看。他有胡波家里的钥匙，因为胡波老是忘带钥匙，就放了一把备用的在他那里。推开门，没有人，家里也没有什么异样。王磊又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想问问两人是不是在一起，他边说边往外走，顺手推开了楼道里的消防门，看见了挂在那里的胡波，他对着手机说：“胡波上吊了。”

白色的绳子系在16层通往17层的楼梯扶手上，一直向下垂到通往15层的空间。这栋楼总共18层，一梯两户，平时很少有人走楼梯。胡波的对门当时没住人，王磊过来时还碰到中介带人去对门看房，但都没有人发现。王磊马上报警，警察和救护车赶来后，胡波当场被证实已经去世。

消息很快传开，不少同学和朋友赶来，警察封锁了现场，大家都聚集在楼下。尸体被装进白色袋子拖上车带走，有人忍不住小声抽泣，大部分人沉默不语。

胡波死后第二天，FIRST影展发布讣告，向这位年轻的导演表示了哀悼，并说，“警方现场勘验初步排除了刑事案件可能”。随后，警方出具的尸检报告证实，胡波的血液中没有酒精或者药物。胡波的父母从家乡济南赶到北京，拒绝了解剖尸体及进一步检查的提议。

胡波自杀的消息传出后，网友们找到了他的个人微博。这是一个只发过132条微博的账号，大部分留言数量只有个位，但在10月12日之后，首页的留言数量猛增到4000条，其中一条微博的转发数量将近1万次。那是2017年9月3日，胡波写道：

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几个月写封信过去人回“恶心不恶心”。今天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还不上就借不出。关键是周围人还都觉得你运气特好，CTMD。

最近一直在跟一个朋友喝酒，喝了一个月，他教我呲妞，费老劲了也没用，某个关键时刻从面前横穿一辆超跑，他说：“开这个就分分钟的事儿了”。真给力，毕业那年，去接那个狗逼恐怖片拍，现在我也改装个排气筒横穿马路了。之后的几年还得攒钱，把自己第一部电影版权买回来，两辆超跑钱，以拍艺术片的收入来看，不去贩毒很难做到。

接下来拍下一个电影，弄下本书，看起来忙得跟晒咸鱼似的，但只要不跟朋友吃饭就得在家煮速冻水饺。

之前在南京先锋书店遇到一个师弟，我说你不要拍电影，也不要写作，人觉得我在害他。所以为了不害人，我觉得即便想做跟艺术有关的工作，美术和音乐就比较好，起码能装点下自己，自我感觉好点儿，哪怕去跳跳舞呢。

当那些人拍着网剧写着商业片剧本胡吃海喝换车旅游的时候，走过来说你运气真好啊真羡慕啊，我真想取出我珍藏的凿子和斧子。

什么都不能做，哪儿也去不了，还得收“恶心不恶心”的这种回复。MMP你才恶心呢你个文盲。

一个多月前看徐浩峰更新的博客，我盯着那句“一念之愚，千里之哀”愣了半小时。不是因为那会儿“千里之哀”了，是意识到这句话时，一切都已不可改变，早些年即便知道这个道理，也不会信，现在哀也没鸡毛用。三月份在剧组时就听说了好几个自杀的，当时还没觉得什么，等我自己的电影在半年后没了才发现，都他妈完了。

人年轻时挺好，什么都不信，等岁数大了，信什么都没用。

留发之后也开始掉头发，同时佛珠子，大金链子，茶具，都准备好了，就差一个契机了。

当时，这几乎是关于胡波本人生活的最丰富的叙述，许多媒体报道的焦点集中在胡波的经济状况上，暗示胡波自杀可能是因为不堪忍受“生活困窘”。胡波迅速变成一种符号，承载各怀心事的人们的胸中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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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的马戏团有一只大象，它他妈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那儿，很多人就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有人扔什么吃的过去，它也不理。”

《大象席地而坐》以一个人的独白开头，有点没头没脑。这是一个看起来30岁左右的男人，瘦小，留着似乎是九十年代的分头，嘴里衔着一颗烟，嘴皮干裂。他坐在一扇窗前，旁边躺着一个半裸的女人，但灰暗的画面和倾斜的角度，让人感觉不到半点情欲的成分。男人和女人在说话时，眼神完全没有交流，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自说自话。

女人：“你快滚吧。”

男人：“我晚上再走。”

女人：“不行。”

男人：“为什么？”

女人：“我得去单位交报告，下午可能要开会。”

男人：“你点烟，有时候会沾上嘴唇的皮，然后烟蒂上会有血，看见了吗？”

女人：“所以呢？”

男人：“因为你刚才没给我水啊。”

女人：“我真得走了。”

电影并没有交待两人对话的来由，导演也不急于向观众解释，两人发生了什么。胡波把镜头推进，脸部特写占据了画面的大部，他用这种方式让观众直接体会人物的心理。荒芜的世界，冷漠的人们，理解难以达成，这种气质在影片里一以贯之。

男人名叫于城，他和自己哥们的女人上床，被发现后哥们跳楼自杀。但在由他主导的偷情故事中，看不出他有任何悔意，他甚至都不愿意和女人一起收拾残局。到此为止，他似乎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害怕，一个无名之辈，身处无名之地。但在之后，正是由他串联起三个人发生在一天之中的“失去”和“逃离”的故事。

韦布，高中生，他的好朋友被污蔑偷了校霸的手机，韦布为好友出头却不小心把校霸推下楼梯，让人受了重伤，随时可能死去。在众人的围追堵截中，韦布逃离了学校。

黄玲，韦布喜欢的女孩，她和酗酒的母亲生活，在学校，她和教导主任有一场秘密的师生恋情。但她无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获得慰藉，恋情变成了众所周知的丑闻，这个城市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处。

老金，韦布的邻居，他蜗居在自家的阳台上，女儿女婿以买学区房为由，想要把他送到养老院。陪伴他的只有一条老狗。老金和追堵韦布的混混发生争执，胆小怕事的女婿把老人关在门外，老金只能去漫游。

一连串的生活琐事，让三个人都变成了各自生活中的局外人，他们只好逃离。在逃离的一天中，他们一直在失去。

韦布回家准备逃亡时，发现自己积攒的压岁钱被赋闲在家的父亲拿去。他想去找奶奶躲一躲，却发现奶奶已经在家里独自死去。为了凑够车费，他把自己心爱的球杆押给了老金，随后又亲眼撞见了黄玲和教导主任在一起。他不满朋友被污蔑偷手机才打伤了校霸，后来朋友却承认自己确实偷了手机。就连他好不容易凑够的车费，也被换成了票贩子手里的一张假票。

黄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迅速传播开来的丑闻，她的母亲仍旧只会谩骂，恋人为求自保独自离去。面对找上门来的教导主任的老婆，她无所适从，离家出走。

老金被家人关在门外，陪伴他的老狗被另一只狗咬死了。老金找到那只狗的主人，却被他们当成讹钱的羞辱一番。

在这一天的末尾，三个局外人终于登上了开往满洲里的大巴，他们想去看看，那头席地而坐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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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节刚过，胡波带着剧组一行人到达河北井陉，简单的开机仪式过后，就开始了《大象席地而坐》的拍摄。

井陉位于河北省西部，与山西相邻，这里曾经遍布大大小小的煤矿，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煤都”。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煤矿资源逐渐枯竭，遗留下很多塌陷的土地和开裂的房屋。胡波选中井陉，还因为这里的雾霾，冬季尤其严重，天总是灰蒙蒙的。胡波心目中的《大象》，就是那样的色调。

但剧组抵达后，井陉的空气质量明显好转，每天都是大晴天。为了捕捉想要的色彩，胡波只能抢拍。早上5点多起来，拍到太阳出来之前，然后下午3点多再出工，拍到黄昏，只有这两个时段的光线是晦暗的。

剧组工作人员告诉我，制片方冬春影业给的拍摄时间总共只有30天，后来又减到了25天。时间紧急，胡波还决定全部用长镜头完成拍摄，更不容许出错，胡波就利用白天的时间反复排练。等到开拍时，他总是紧紧跟在监视器后面，经常一路小跑，这样发现错误才能及时更正。

和他对光线的要求一样，胡波希望演员的表演也没有任何“色彩”。影片中，于城的朋友跳楼自杀，朋友的母亲赶来事发现场，站在楼下抬头看自己的儿子一跃而下的阳台。剧本里，母亲当时只有一句台词，三个字：“太高了。”一开始，演员说这句台词时带着哭腔，被胡波纠正了好多次，他要演员没有任何情绪地说出来。胡波说：小猫小狗死了，你会这么难过，但是人死了你不要那样说。

这是胡波第一次做长片导演，剧组成员也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拍摄时总会遇到问题。

有一场关键的戏，原本应该在井陉火车站拍，但被火车站管理人员制止了。这场戏既不可能删，也不可能改，胡波就带上剧组成员，跑到石家庄火车站去偷拍。他们把摄影机装在包里，跟在演员后面，不光拍下了演员的规定动作，还拍下了演员与现场售票员的真实对话。这种操作其实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所幸胡波成功了。

更大的困难来自胡波和制片人刘璇的博弈。采访中，我得到一份标题为“青年导演的死亡”的文档，是胡波的一位朋友在他去世后，从他的电脑里找到的，写作日期不详。胡波在里面提到说：

开机后，公司对我的拍摄方式进行严重干扰，每日监视我所拍摄的素材，并通过威胁“随时都可以换导演”来让我妥协（一般其他电影制作的情况是，只要按时没有差错的完成，公司就不会提出意见，现场事情繁杂压力巨大），我均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最初靠造假场记单来掩盖，他们发现已经在一周以后，换导演会影响制作，所以作罢。

拍摄第四天因为受到大雪天气影响了工作进度，公司不问前因后果以“每天拍不完该拍的就换导演”威胁我。并在后续制作中与制片主任一起多次蒙骗我“场景有问题了不让拍了”，我均是在滞后几日才知道是为了省钱。

拍摄到中后期，制片人又突然来到剧组，对拍摄计划指手画脚，严重影响剧组工作节奏，其认为我制定了不合理的拍摄日程，但当时我已经在规定日期内完成了百分之八十电影内容。

2017年3月14日，《大象席地而坐》顺利杀青。接着就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剪辑、调色、配乐，一切顺利的话，胡波马上就将拥有自己真正的处女作。

胡波很快就完成了剪辑，对于他来说，这不是难事。早在开拍前，他就打定主意，《大象席地而坐》将是一部全部由长镜头连缀而成的影片。一场戏一个长镜头，只要长镜头拍好，把素材放在剪辑台上搭好就是全片了。

《大象席地而坐》的监制王小帅，是屡获国际电影节肯定的著名导演，也是最早发现胡波的才华并支持他拍摄自己作品的人之一。在他为胡波的小说集《大裂》撰写的序言中，王小帅这样写道：

然而年轻也是一把双刃剑，刺向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容易暴露自己的软肋……剑的一面是未被污染的想象力在年轻的血液里驰骋，荷尔蒙和精液的味道又浓又足……就像一个年轻人夜夜勃起的生殖器，随时都兴致勃勃。剑的另一面也正像这只随时都兴致勃勃的生殖器，充满了骄傲的生命力却一时找不到格斗的对象，所以有时候他要自己解决它。

不同的采访对象向我证实，《大象席地而坐》从搭建剧组到敲定场地，都得到了王小帅不少的支持。他认为，胡波计划用长镜头拍摄全片的做法风险太大，对于一个没有任何长片经验的年轻导演尤其如此。看到胡波仍然坚持，王小帅又提出，至少要增加一个备选的常规机位，以防万一。等到电影开拍后，这个保障方案也迅速被胡波放弃了。为了赶进度，胡波决定调动剧组一切资源，拍出他想要的《大象》，没有备选，也没有退路。

“剪完了”，只用了十来天的时间，胡波就宣布。王小帅和妻子刘璇兴致勃勃地去看，看完后，他们告诉胡波，根本不行，必须重新剪。

胡波觉得为难，但还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重新剪辑出一个约2小时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剧本设定的发生在从早到晚一天中的故事没有了，胡波珍视的长镜头被剪碎后重新拼接。冬春影业的一位前员工回忆说，王小帅和刘璇看过2小时的版本后，觉得“终于有样子了”，让胡波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完成剪辑。就在这个时候，胡波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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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时版本的《大象席地而坐》被王小帅和刘璇否定后，胡波自己也对影片的质量产生了怀疑。他还是不甘心，于是将影片寄给一部分专业人士观看，想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就有廖庆松。

廖庆松，人称廖桑，台湾著名剪辑师，和侯孝贤长期保持合作关系，近年颇受好评的《踏血寻梅》、《八月》、《二十二》等影片的剪辑工作都出自他手。

2014年，胡波到台湾参加金马电影学院时认识了他。

《大象》剧组的场记瑶瑶说，2017年5月初，胡波交出2小时的剪辑版不久以后，收到了廖庆松的回复。廖庆松对胡波4小时的版本表示赞许，这让胡波很兴奋，一下“证实了他的直觉”。

胡波马上找到刘璇，提出想要重回4小时的版本。刘璇明确拒绝了胡波的要求，但还是让他继续配合完成后期工作。

5月28日，正值端午假期，王小帅、刘璇请大家吃饭，席间胡波又提出了重回4小时版本的请求。王小帅再次拒绝，胡波当场反驳道：你这不就是在干涉我的创作吗？

刘璇腾地站了起来：你把话说清楚，谁干涉你创作了？你想一想当时你那个项目在FIRST，谁理你？没有我们理你，你能有今天吗？！

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回忆说，刘璇“骂了很久很久很久，所有人都惊呆了，王小帅也没有站出来制止她，胡波也没有回应，一句话都没有回应”。 关于这个细节和其他诸多问题，我曾多次联系王小帅和刘璇求证，但都没有得到回复。

端午节的这场饭局，以胡波提前离场告终。那晚过后，胡波跑到冬春影业的办公室，想把素材偷偷复制出来，但被刘璇发现了。刘璇没收了胡波的钥匙，锁上剪辑房的门，对全公司说：这片子我不做了，如果这个片子入围任何电影节，我就拒绝，我不去！

胡波开始积极联系其他电影公司，希望能找到人把影片从冬春影业手里买回来。影片的预算是90万，实际花费73万，冬春开价350万，其中“王小帅的监制费就是200万”。有从业人士对我说，对于王小帅这样级别的监制而言，200万元并不算多，但这似乎让胡波感到难以接受。

我所签订的导演合同中，前期制作费为九十万，整个拍摄过程公司不考虑质量只考虑省钱，导致大量场景和演员不能按照导演要求来选择，这样制作成本控制在了七十三万，依靠损失成片质量莫名省下百分之二十的制作费，这些钱省下来干吗了呢？省下的十七万也没有用于后期制作。

整个过程我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如果目的是省钱，那八月份为什么要说服我拒绝另一个公司来这里拍摄这部电影？不拍不就一分钱不用花吗？

进入后期阶段后，公司不认可我最初的剪辑版本，通过长达半个月的羞辱与打压，打击我自信心，之后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剪出他们所认可的版本。

在五月底，我将两个版本对比后认为后者没有体现我所拍摄电影的本意，向公司提出用最初的版本，但他们不给任何回旋余地，拒绝我的要求，同时提出“拿来三百五十万，你拿走这部电影。”我知道制作费只有七十三万，询问“为什么是三百五十万？”，他们答复说“因为监制费和公司运作费用”。（胡波，《青年导演的死亡》）

没有人愿意接盘。半个月后，胡波对一位朋友说，他准备重新找冬春影业沟通：“装孙子，不然片子就没了”。他向王小帅和刘璇分别道歉，并表示自己将全力配合完成2小时版本，“唯一的想法是保留一个导演剪辑版”。

王小帅回复说：“如果你以二个小时是为配合我们的话，请你不要配合了，因为我尊重导演，但不尊重一个导演的痴念。你不怕丢人，我还怕呢。”

刘璇回复说：“明天就会给你发律师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了，请你不要再找借口拖延了。你自己做事不负责任，恕我们也不能再奉陪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6月27日，冬春影业向胡波发送违约行为沟通函，“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几天后，冬春影业向胡波发送第二次沟通函，直接要求解除导演聘用合同。

解除合同后，除电影剧本的署名权归于你之外，现在已经生成的所有电影素材、剪辑工程、剧本其余著作权等电影相关物料的著作权、收益权及所有权归于制片方冬春。（冬春（上海）影业有限公司，201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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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接受把一种油腻的虚伪当作所谓的复杂真实性与生动，不接受人际勾连为核心的规则，不接受存在中功利性的那部分。”（胡波，2017年8月26日,《牛蛙》后记）

在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中，每个人都和自己身处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们无法从任何一个人身上感受到温情，所以他们逃离。在逃离的一天里，他们能够凭借的东西，只有一个擀面杖，一根台球杆，一支棒球棍。

一间幽暗的房间里，韦布用胶带一层一层地缠着擀面杖。他咬断胶带，狠狠挥舞了几下。上学路上，韦布对朋友说：“我爸以前用这个审犯人，不留伤。”他决定用这跟油条一样的擀面杖为朋友出头。

逃离的韦布没钱买车票，他拿出自己珍藏的台球杆换钱。那是一根公爵，上面刻着WB。韦布在路上碰到自己的邻居老金，准备向老金开口借钱，碰到了纠缠老金的大白狗的男主人。韦布拿起砖头，想要保护老金，被男人一脚踹倒，站起来，又一脚踹倒。

老金从口袋里翻出一小摞钞票，递给韦布，他不要韦布的台球杆，但韦布还是硬塞给了他。后来，韦布的台球杆意外地变成了老金打赢小混混的武器。

教导主任的妻子找到了黄玲家，隔着门破口大骂，教导主任什么话都不敢说。黄玲抓起棒球棍，朝着主任的肩膀狠狠抡过去。

面对无情的世界，胡波的主人公选择了暴力。他们认死理，一根筋，不愿转弯，不计后果。但暴力无法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愿意相信，在遥远的满洲里有一只席地而坐的大象。他们无力改变现实，只能选择远方的奇观作为微弱的希望。

在北京，胡波经常骑一辆白色的小摩托车，右边的后视镜早就被撞没了。从他租住的小区到市中心，经常需要走机场高速，胡波骑着这样一辆摩托车，速度能达到120，有时候甚至到150。

对于胡波的自杀，他的几位高中同学，都觉得并不意外。在他们的印象里，他总是特立独行，“上吊也是够标新立异，像他”。

那时他天天顶着个大油头，头发又长，像铲子一样。总有老师特别欣赏胡波，但也有老师特别讨厌他。高中第一节体育课，他和体育老师吵了一架，之后三年没上体育课。他写过一篇文章交给语文老师，想让老师点评一下，结果回来后对同学说：这老师没文化。数学课老师嫌教室太乱，说不想听的可以出去，胡波就和同学去操场玩去了。

他爱睡觉，有个绰号叫“睡神”。他家里为了他上学，搬到学校附近，也就200米的距离，但他还是天天迟到。

他办过一期主题是“中国文化”的黑板报，偏偏把黑板中间的一个“性”字突出放大，变成了“中国性文化”，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禁。

有一阵子，胡波喜欢看韩寒，看《萌芽》。上不喜欢的课，他就看小说，晚自习的时候写小说。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台相机，先是给同学拍一些非主流的照片，后来还拉着同学们拍过一个短片。短片讲的是一个身体有残疾的男孩，每天坐在窗边看别人在楼下玩，有一次他扔了一个纸飞机，被另外一个男孩捡到了，然后把他从楼上背了下来，和大家一起玩。

上高二时，胡波突然对同学说，从今天开始，他不说济南话了。同学问为什么，他说他要考北京电影学院，现在就要练习普通话。高三时，他去北京蹭课，买了几麻袋电影盘回来看。他考了三次才考上，中间干过几天婚庆摄像，又从山东的一个专科学校退了学。2010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时候22岁，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

在北京电影学院，大一，胡波气得老师踹过桌子，大二，气得老师离开教室。毕业时，他拍的短片被老师批评太艺术，让他模仿韩国人那样拍商业片，他照做了一个，一家电影公司看过后直接邀请他做商业片导演，但他拒绝了，他对自己的妥协感到烦怒。

他总是记得，在网吧通宵看《十诫》、看《红白蓝》时的震撼，他决心创造一种新的电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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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冬春的矛盾激化后，胡波在家里喝了二十多天的的朗姆酒。2017年7月，他到西宁参加青年导演训练营。在那里，他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拍摄了一部短片，得到贝拉·塔尔的肯定。

返回北京后，胡波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起来。他跟很多人说，事情过去了，接下来他要准备新的工作。他甚至有些斗志昂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将来王小帅去参加哪个电影节，他也去参加哪个电影节，他要用作品压倒王小帅。

那段时间，他忙着和出版社联系，出版第二本小说《牛蛙》。FIRST已经确定投资他的第二部长片《天堂之门》，并且提前向他支付了6万元稿费。他重新开始写作，除了小说，还在写话剧，这是全新的文学尝试。他发疯一样地工作，感觉自己已经“从黑暗中生还”。

与此同时，FIRST还在帮忙斡旋他和冬春之间的关系。9月底，FIRST组织了小规模的电影放映，请一些行业人士观看《大象席地而坐》，希望有公司能够接盘。但胡波的朋友告诉我，电影放映一场后，被刘璇阻止，不得不换到另外的场地。

2016年7月，我带着《大象席地而坐》（当时名为《金羊毛》）的电影项目参加FIRST西宁影展的创投会，回京时有一家公司联系到我，同意按照我所申请的三百万人民币预算投资电影，冬春影业的刘璇女士也在同一时间联系我。

当时我以为冬春影业的核心王小帅导演一直在做艺术片，所以对其完全信任，刘璇女士以“投资你电影的那家公司做商业片的，以后肯定会干扰你创作”为理由说服了我。

之后，以“立项需要剧本版权协议书”为理由，让我签了版权转让合同，再之后，以“新导演经验太少”为理由强制性签了没有定剪权与演员选择权的合同（当时剧本版权已经被他们全部拿走，没有了其他选择，原因是我个人的，对行业认识不清，电影学院也从没有教学生要提防前辈）。

这样，这部电影启动，同时启动的还有另一位青年导演的电影。我最初的要求是三百万制作预算，四十五个拍摄日，公司在签第一份合同之前没有否定我的要求，随着一份份合同的落实，每一份之后均没有任何选择，这个项目最终只有几十万预算，二十五天拍摄日。

事实上当把剧本版权无条件签出时，这部电影整个制作就开始不受导演控制的缩水，而最初促使我放弃其他公司更为良好条件的理由是“不干扰创作”。

至今，我仍无法了解到这部电影的融资状况。去年九月份，公司鼓励我发朋友圈免费招美术和其他组员，导致该项目在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生中成为笑柄，这种不正常的免费招人状况只适用于个人筹拍电影，但从公司的合同，到流程，已经是标准的电影制作流程。

绝大部份主创几乎以零片酬来参与这部电影的制作，我靠去年夏天得到的奖金撑过下半年，但因筹备期无法进行其他工作，之后也没有任何收入。但整部电影的流程不是独立电影制作体系，从融资到宣传均属于商业行为，同时公司强制要求零片酬来拍摄剧照与视频的两位工作人员签订版权转让合同，均被拒绝。（胡波，《青年导演的死亡》）

10月8日晚，胡波自杀前四天，他和一位朋友约在望京的一家酒吧喝酒。那天胡波穿得特别整齐，一件毛茸茸的灰色卫衣，天蓝色背心，新球鞋，戴着顶渔夫帽。

胡波一边埋头吃鸡翅，一边对朋友说：“我最近在写戏剧的间隙买了很多潮牌。你看，这样别人就看不出你是干什么的了。像我以前，老穿得黑黑白白的，一看就知道是个落魄作家。谁都能过来说你一嘴。烦不烦啊……”

两人从晚上一直聊到凌晨，从电影、戏剧聊到写作、生活，从贝拉·塔尔聊到《百年孤独》里的奥雷里亚诺上校，最后还是聊到死亡。

“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刻一个吊死的人。”胡波说。

“墓志铭上写什么？这里吊着全宇宙最孤独的人——吗？”

“反正活着也没什么好事，就是像工具一样，写作，拍电影。但创作本身是去经历几何倍数的痛苦。”

闲谈间，胡波还问起朋友最近在忙什么，朋友答说在休息，胡波就一边笑一边说：“你等着啊，过两天我给你找点事儿干。”

四天后，胡波上吊自杀。

❼

胡波去世四个月后，我到济南看望他的父母。正值寒冬，他们租住的房屋里没有暖气，客厅里虽然放着两台电暖器，但还是感觉很冷。胡波生前养的一只白猫被带回来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这套房子临近济南高铁站，胡波的父母告诉我，当初选择在这里租房，就是为了方便胡波去北京上学。朝北的一间卧室是胡波的房间，里面陈设简单，写字台上放着胡波的遗像。

胡波的母亲精神尚佳，夫妻俩租的房子快到期了，她还要张罗找新房。她听别人说，胡波养的猫值8000块钱，如果真值这么多钱，她就把猫卖了。“7000我也卖。6000我也卖。”后来，这只猫还是寄养在了胡波的一个朋友家里。

两位老人不愿意多谈胡波的过去。既是因为害怕回忆伤心往事，也因为那时《大象席地而坐》的后续事情尚未确定，他们担心和我的交谈会影响电影版权的交接和收益。他们不愿意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只希望后半生能有个指望。我连续去了几天，他们最终还是拒绝了我的采访。

现在，电影版权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在金马奖颁奖礼上，《大象席地而坐》的版权归属者是楚延华、胡永振，胡波的母亲和父亲。冬春公司的前员工说，王小帅主动要求放弃监制署名，最后，连同刘璇、冬春影业的名字一起抹去了。

去年过年的时候，胡波在家没待几天，就去井陉拍《大象》了。临走前，胡波还和父亲说，让他提前准备好时间，至少6个小时，下次回家好好和他聊一聊。那是胡波最后一次回家。

胡波的父亲对我说，他至少看了四遍《大象席地而坐》，就是不明白：电影里的人为什么都不笑呢？

回到北京后，我重新翻检胡波手机里的100多张照片。以前，我只注意到，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小帅、刘璇的对话截图，一些合同文本、往来信函的照片，或者就是他的新书封面、扉页。只有3张图片和他的作品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一篇文章的截图，讲的是作家沈从文的经历。

我在网上找来了这篇文章，里面有一段写道，沈从文初到北京，写信给文坛大佬们希望得到赏识，其中有一封信寄给了郁达夫，两人因此相识。郁达夫去见沈从文，看到他大冬天躲在一间没有火炉的小房间里取暖。后来，郁达夫请沈从文吃了午饭，还把身上的零钱都交给了他。临走时，郁达夫对沈从文说：“我看过你的文章。你要好好写下去。”

我忽然想起，《大象席地而坐》里是有人笑的。影片末尾，韦布、黄玲、老金都登上了开往满洲里的大巴车，那时已经是晚上。大巴车在中途停下的时候，韦布下车，独自走到荒野中，踢起了毽子，慢慢地，黄玲和老金也加入进去。他们围成一个圈，一起踢毽子。█

（文中王磊为化名。部分细节取自水鬼和王凯的纪念文章，特此致谢。）

初稿 2018年2月26日

二稿 2018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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