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为何如此奇葩？看看博尔顿就知道了

• 本文译自保守派刊物《评论杂志》（Commentary Magazine，3月23日）

• 作者Sohrab Ahmari，资深专栏作家

• 原标题：一个对世界不抱任何幻想的鹰派（A Hawk Without I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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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川普总统任命约翰·博尔顿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取代了麦克马斯特。这一最新任命让评论界大为震动。

数千位记者高度一致的反应使人不禁怀疑，他们是否收到了统一的指示，以便以最耸人听闻的言辞贬低博尔顿。遗憾的是，即便没有人指示，记者和评论员也会这样干。长期以来，华府外交政策圈的不少建制派人士常常沉迷于跨国家主义（transnationalism）、“软实力”和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政治神话中，这本身就足以让习惯唱反调的博尔顿成为被污蔑和攻击的靶子。

伊安·布莱默，国际政策风险咨询公司Eurasia集团的总裁，也是推特梗的制造大师，就此论断道：“这可能是自我1998年创立Eurasia以来，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最为恶化的一天。”

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博尔顿的任命比朝鲜核试验、叙利亚骇人听闻的化学武器、俄罗斯公然入侵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埃博拉病毒和SARS、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续政治动荡、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伊斯兰国的兴起，以及其他过去二十年种种灾难还令人不安。看来这位曾在两位布什总统任下工作过的、温和的前外交官，比911恐怖袭击还危险。

这种论断无疑折射出布莱默的风险观，不过没有如实反映博尔顿。尽管如此，布莱默的推特仍然被许多人转载，并被奉为有关博尔顿任命评论的主基调。于是，约翰·博尔顿被描绘成了一个极端的战争贩子、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一个对世界和平和秩序的重大威胁。

这些标签很可能伴随博尔顿的在川普任下的整个任期，使得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更加复杂。不过，博尔顿的哲学却比这些批评声音更为严整、自洽和一致——这一哲学深深植根于美国战后的国际战略中，并与现在世界的黑暗现实相适应。从本质上讲，博尔顿在维护国家利益上，是一个不抱幻想的鹰派。

如果你喜欢这么称呼的话，博尔顿主义，建立在三大重要基础之上。要理解这位有望塑造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外交家，就有必要对三大基础进行逐一考察。

首先，他是一个霍布斯主义者。博尔顿的政治生涯，以及他在《评论杂志》的文章、在《华尔街日报》上的社论，都清晰地表明：他认为国家的生命（life of nations）是肮脏的、粗暴的，有时又是可悲的短暂。博尔顿不认同康德关于法治的发展将最终会取代战争的提法。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曾将博尔顿蔑称为“19世纪之人”，不过，这位新任国安顾问可能会把它看作一种恭维。总而言之，我们今天的地缘政治与以往列强竞争、角逐势力范围的时代相似。

他曾在《评论杂志》撰文探讨以色列的外交困境，博尔顿对比了美国、以色列在外交事务上的悲观看法，以及欧洲人所表现出的“文明末期的萎靡”。博尔顿写道，

“欧洲人认为，他们有能力从民族间冲突中解脱出来……在他们看来，目前国际和谐的威胁并非来自外部势力——在他们看来，这种外部威胁似乎并不存在——真正的危险反倒来自友好地区，如美国和以色列。他们认为自己被美国这样的国家所威胁，这大概是因为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让美国惊醒，拒绝与欧洲一起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

这篇文章写于2009年。读者们可以自行判断：到底是哪一种观念更符合之后十年的事实，是博尔顿和霍布斯主义的？还是欧洲人和康德式的？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israels-diplomatic-isolation/

其次，博尔顿坚决拒绝自由派的跨国家主义观点，也拒绝盲目崇拜“多边主义”。这种多边主义认为，主权国家应不断将主权让渡给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制定者，因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解决。在美国，博尔顿是跨国家主义的主要批评者。

诚然，美国的《独立宣言》要求“对人类舆论的尊重”，马歇尔大法官也在1815年的一份判决中声明，“美国法庭同样承认国际通行的法律是美国法律的一部分”。国际习惯法往往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与自由派所抨击的不同，博尔顿并非全然不顾上述国际习惯法或国际条约。然而，跨国家主义不同，它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理论，诞生在欧盟的法学界和官僚组织，它认为进步主义专家所起草的国际“规则”可以凌驾于国家和公民关系之上。博尔顿认为这严重违反了美国的自治理念和民主负责制。

他也反对借着“多边主义”的名义，削弱美国赖以保护自身和盟友的能力。他多次声明，中、俄等国不应对美国的主权特权拥有一票否决权。奥巴马为叙利亚政府划定红线的惨败，无疑证明了博尔顿的智慧。

第三，博尔顿对推广民主制度缺少耐心。“始终赞扬民主，始终枕戈待旦”是博尔顿在关于未来反恐战争的精炼概括。博尔顿并不认为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推广民主制度是维护西方民主制度的必要方式。实际上，他认为，有时为了维护美国利益，在其他选项将会导致大规模混乱、国家崩溃乃至恐怖分子当选上台的情况下，美国需要支持令人厌恶的政治强人。

这种论点经常让博尔顿受人诟病，比如他支持埃及总统塞西。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国应该大胆支持民选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府，寄希望于随着时间流逝，这个极端团体能够恢复理性和稳健，如果还不奏效，美国也应坚持相信埃及选民终会厌倦伊斯兰主义的统治，在未来的一天选举杰佛逊式的自由主义者上台。不过，这一切都建立在美国-埃及的联盟关系能等到那一天。即便如此，以色列的安全危局，也不见得能坚持到那一天。

博尔顿的世界观从不感情用事，甚至富有悲剧色彩。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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