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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一家在上海隔离6周后返回美国时，亲朋好友对我们终于“安全了”表示祝贺。 然而，回家后还不到一周，我们对亲人表现出的情绪却不敢苟同。我们觉得在上海比在美国更加安全。 我们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产生了焦虑。 在中国的机场，医疗检查会在我们进入公共区域之前进行。而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我们在边检处和数百名旅客一起排队等候，最终才被确认是刚从中国返回。我们被一名穿着疾控中心夹克的年轻人叫到一边，他量了量我们的体温说，疾控中心要求刚从中国返回的旅客“尽可能隔离14天”。机场工作人员甚至都没有问我们要去哪儿。 我已经在两个国家度过了隔离期，鲜明的对比远不止在机场所见。 在中国，人们都觉得有隔离的义务。无论何时，人们都把消毒、清洁和保持距离作为优先事项。中国的强力措施看来起作用了。相比之下，自由放任的态度、优先考虑个人自由和完全缺乏政府的领导，使美国人困惑和暴露在病毒之中。 我们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很多经验，包括每个人必须接受自己的责任、脆弱性以及会连累他人——要为集体利益牺牲某些“权利”，否则许多人将会死去。 在上海，我们待在室内，无论何时去商店或者锻炼我们都戴口罩。除了杂货店外所有餐馆、公园、博物馆和商店都关门了，做好了迎接一场范围广泛隔离的准备。每个人都努力保持安全距离。全城各处都设立了专门的发热门诊以便普通医院能够保护其他的病人。 在中国有一种明显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本着这一精神，在每一次遏制病毒扩散的行动中，我们感到每个人都受到了同等对待。每个人对于避免感染他人都负有同样的责任。事实上，我在中国与数百万负责任的上海居民没有区别。 回到美国，我们被告知不必麻烦去戴口罩或量体温。 或许口罩不起作用，或许量体温不足以防感染。但口罩传递出的是一种责任、脆弱和避免连累他人的意识以及一种敬畏疾病的共同意识。 当我们离开上海时，这座城市显示出忽隐忽现的乐观主义迹象。新增病例已属罕见，人们的生活回归正常，数百万居民试探性地走出隔离的阴影。 我们进入了处于恐慌中的美国。指导方针每天都在变，各个都门给的指导方针都不一样。冠状病毒检测和卫生设施供应不足。显然美国政府没能阻止病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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