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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惊叹江青权力之大，提拔几个帅哥当部长如履平地。也有些人觉得这几个人业务上毕竟很过硬，如果不是江青提拔而是改革开放后提拔绝对前途无量。然而，这几个人的结局还是令人感慨万端，也提醒热衷从政的人不要在乱世中急于求成。  钱浩梁 “李玉和”钱浩梁。江青赏识钱浩梁时说姓“钱”不好，并为她改名为“浩亮”，江青倒台他也被隔离，被认作“爪牙”投入监狱接受审查。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1982年初才恢复自由。而出来后马上需要恢复被迫改掉的原名——钱浩梁。钱浩梁从演员到文化部副部长虽有“直升飞机”之嫌，但他确实是青年演员中的尖子，政治上要求进步，为人谦虚敦厚，文革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京剧大师李少春对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学生而感到高兴,并力推钱浩梁作为配角在《红灯记》的演出中频频亮相。但在他开始走红的1965年，他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阵地《文汇报》上刊登了他的《为无产阶级英雄立传》一文，文章当时在京剧界就有很大议论，钱浩梁毕竟只是配角而且是老师李少春提携，怎能只字不提李少春呢？ 1969年4月，钱浩梁“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起先，江青准备让他当中央委员，找周恩来说了好几次,但周恩来拒绝了江青的要求,但还是顺利地“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后来周恩来让钱浩梁正确对待，钱浩梁也表示“一切听党安排”。1970年5月，浩亮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浩亮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刘庆棠 刘庆棠是江青提拔的几位帅哥部长中处分最重的，因为他的罪行更重态度最差，而且与四人帮有过秘密活动，1975年10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江青亲信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王洪文对他们说：“邓小平这么大胆子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支持。” 回京后刘庆棠积极传达部署。这位官至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的“芭蕾王子”于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由于刘庆棠得势时太“花”，受够了气的他的妻子决定与他离婚，他的子女也与他脱离了关系。后来患了肝硬化的刘庆棠获准保外就医回到老家辽宁盖县寄居。回乡不久，做人落魄、经济拮据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战友沙音，这位女性接纳了还在刑期而且身患重病的刘庆棠。刘庆棠在沙音家几次发病，危在旦夕，这位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后来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文化部落实政策给了刘庆棠北京一套住房，他与沙音一刀两段，因为他又攀上北京一位女性。  庄则栋 当过十大中央委员、国家体委主任的庄则栋50年前的知名度和人气比今天的姚明、刘翔、孙扬都高，因为那时候能拿世界冠军的只有乒乓球，而庄则栋是无可争议的头号选手。1971年作为一个运动员，庄则栋还做了一件远远超越乒乓球运动的大事，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小球推动大球”，他第一个做了中美交往的牵线人。其实毛泽东、周恩来都很欣赏他。 文革中江青也极力提拔他，到了后期他与四人帮走得近了些。庄则栋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也经历了几年隔离审查，受了处分后恢复自由，起初在山西乒乓球队当教练，后回到北京没有一个专业队敢用他。北京市给他安排在北京少年宫当老师，其实也是一份很稳定安逸的工作，虽然拿不到国家队的丰厚奖金，但凭借极大的知名度和演说能力及上乘的书法，日子过得也很滋润。加上夫人佐佐木墩子对他生活的精心照料，晚年很充实。 非常不幸的是，2008年68岁的庄则栋查出癌症后，几年间做了近10次手术，终于2013年2月10日病逝。至于他政治上有过一段曲折，30多年的时间过去，人们也会更客观地看待。那时他才30出头，把一个不大懂政治的运动员扔进政治的漩涡，他怎么可能把握准？况且很多事情是伟大领袖指示让做的。  于会泳 于会泳是江青提拔的帅哥部长中职务最高的，从艺术成就衡量他也高于钱浩梁和刘庆棠，如果他活着称之为“音乐大师”也不为过。人们回忆于会泳上了贼船的确执行了江青的很多指示，但在做人上与刘庆棠有不同。刘庆棠上去后无论对老领导、老师都六亲不认，而于会泳对恩师贺绿汀（《我们都是神枪手》的作者）还是收敛的。“文革” 中贺绿汀受到批斗，于会泳曾想利用自己的影响把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加以“解放”，被张春桥斥责为有“糊涂”观点。张春桥还特意安排于会泳主持第二次批斗贺绿汀的“电视斗争会”在全市转播，人们发现于会泳主持这次批斗大会时，说话并不声色俱厉，而贺绿汀在会场上说话掷地有声，也展露出于会泳内心矛盾的心理。 1976年10月中旬，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于会泳被隔离后曾经深刻忏悔，写了多达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于会泳起初觉得自己有罪而没大罪，文化部部长被撤总可以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哪怕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文艺工作。但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这意味着自己被列入“永世不可翻案”之列，他精神垮了。 图为：文革于会泳浩亮等人合影。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会泳提笔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晚8点左右，他把拘留散步时捡来的 “来苏水”喝了下去。被人发现后马上送到阜外医院抢救，医院虽然采取了抢救措施，仍然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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