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99年开始接触攀岩,因为热爱攀岩,我给自己取了英文名Rocker(我以为这是“攀岩者”的意思,叫习惯后才发觉是错的)。2016年,我辞掉公务员工作,去往世界各地拍摄极限运动员的挑战瞬间。因此在2018年10月几个攀登者找到我时,我几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从2019年1月开始跟随他们,记录他们登珠峰的全过程。
4、5月份是攀登珠峰的最佳时间,每到这时,中国的西藏和尼泊尔的加德满都便会迎来世界各地的登山客。从加德满都乘坐小飞机到达卢卡拉机场,是珠峰南坡攀登的第一步,几乎所有攀登者都从这里开始。卢卡拉机场海拔38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之一,也是通往珠峰的大门。它的跑道长度不足500米,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
从卢卡拉开始,队员需要徒步八九天前往海拔5300米的珠峰南坡攀登大本营(EBC)。前往EBC的路是山间小路,海拔不断升高,是个很好的前期适应。自从万科前董事局主席王石登上珠峰后,大众中就有这样的传闻:他是被抬上去的。这种传闻在珠峰脚下就可以被澄清。先不说登顶,单是EBC徒步,每个攀登者都需要自己一步一步走完。徒步到EBC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每天走十几公里。接近EBC时,两侧山峰越来越陡,还积有冰雪,徒步难度越来越大。
期间,队员自己只需背负当天的路餐、水及御寒衣物,大概三五公斤重。氧气、帐篷等大部分行李都由当地的夏尔巴背夫提前背到营地,确保路途畅通。这些背夫平均每人都要负重80公斤以上。而我,始终要带着三台相机,六个镜头,一个三脚架。再加上路餐,还有差不多一升水,每天背负的重量都在15公斤以上。
高原强烈的紫外线,让刚徒步没几天的队友改变了肤色,每天出发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涂上厚厚的防晒霜。也有爱美的女队员,即便到了6400米的C2营地,依然每天在帐篷里化妆。
大本营由一顶顶彩色帐篷组成,绵延一两公里,四周冰川遍布。这里能看到日照金山,也能听到“轰隆隆”的雪崩声,每天都要发生十来次雪崩。大本营人很多,登山者、向导、医生、厨师等,最多时有近2000人。它像一个村子,设施完善,餐厅、厕所、暖气都有。直升机就像公交车一样,每天在山头来回穿梭,运送物资,协助救援。
到大本营后,攀登者要马不停蹄地开始登顶前的两次拉练:首先花3天来攀登海拔6100米的罗布切山峰;之后从大本营前往C1(5943米)、C2(6400米)、C3(7162米)三个营地攀登,提前适应海拔不断增高的环境。拉练开始前,大家要按照尼泊尔习俗先进行一个煨桑仪式,攀登者把自己的装备摆在煨桑台周围,祭拜山神,并接受喇嘛的祈福。从这一刻起,珠峰攀登正式开始。
80%的珠峰南坡攀登者都会将攀登罗布切作为前期适应训练。这期间,队员不仅要适应和夏尔巴向导的合作,还要适应高海拔低氧环境。对商业攀登队员来说,珠峰可能是他们接触的攀登难度和风险最大的山峰。有经验的商业服务公司会在攀登之前对队员进行各种技能训练,包括如何穿着登山装备、如何安全通过架在冰裂缝上的梯子,如何在行进安全绳上保护自己,如何使用氧气瓶等等。
罗布切所有训练科目完成后,攀登者要沿着正式攀登路线,经过C1、C2营地,前往海拔7300米的C3营地接受训练。这个过程与正式攀登不同,不允许吸氧,目的是为了让身体更好地适应缺氧的环境。
从大本营到C1营地有十几公里,首先遭遇的就是昆布冰川。昆布冰川的海拔从5300米不断上升到6400米,海拔差超过1000米。经过冰川的路线长达数公里,为赶在太阳照射到冰川之前通过最危险的地段,所有队伍都会在凌晨2点前出发。昆布冰川被很多人称为“恐怖冰川”,是珠峰南坡攀登的必经之地,也是南坡攀登线上伤亡率最高的地段。这里的冰川在重力和太阳的作用下变得十分破碎不稳定,就像活火山一样,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冰崩。
C1营地海拔6100米,建立在一片相对稳定的冰原上。从C1营地前往C2营地,需要徒步穿越一条漫长的冰路。太阳照射着山谷的冰面,光线汇聚在一起,无风的时候,体感温度能达到10℃,甚至可以穿T恤徒步。
C2营地位于海拔6400米的冰原与山地混合地形处。在这里,我和队友们度过了拉练以来海拔最高的一个夜晚,大半队友都有了高原反应——头疼、恶心、疲惫,无法长时间睡眠,每隔三四十分钟就要醒一次。
从海拔6400米的C2前往7300米的C3,相当一部分队员体力不支选择放弃。登珠峰,光交给探险公司的服务费就要5万美元,加上各种装备、夏尔巴人服务费、氧气费,个别登山者的费用会达到7、8万美元。但这绝不是光有钱就行的事。抱着侥幸心理,把运气当筹码,明明体能、技能不够还非要登顶,则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负责任。因此,有人花了几十万,却在离珠峰顶只有150米的地方选择了放弃。登顶的人值得敬佩,选择放弃的人,同样令人敬佩。
结束第一次拉练后,我和队友们从C3直接下撤到大本营,然后乘坐直升机前往加德满都,再转机到其他地方。每个商业公司都有自己的安排,我跟随的公司每年都要求队员完成适应后下撤到低海拔地区休息一周。我们的队员相对经济件较好,有人去澳门,有人回北京,有人去成都,主题就是吃喝休息,让身体尽快恢复,补回前期训练流失的体能。
按照队伍要求,5月12日,我和所有队友返回加德满都并前往EBC等待合适的天气窗口,开始正式攀登珠峰。在我们下撤休整时,珠峰地区经历了一场气旋风暴,根据以往气候特征,在这之后,大概会有四五天的好天气。5月18日是我们从EBC出发的日子,凌晨1点,我们在大本营合影。期间,服务公司会根据我们的口味安排饮食,队员们经常聚在一起涮火锅。出发前一天晚上,还吃了顿饺子。
受前期孟加拉气旋影响,后期的攀登周期相对较短,很多登山队伍跟我们一起出发,攀登路线上,从一开始就“堵车”。由于第一次拉练适应得比较好,我和队友们早早的就到达了C2,在这里休息到第二天凌晨3点前往C3。一出发,就看见前面亮起了一条灯光长龙,那是头灯发出的光。攀登过程中手机没信号,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就通过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系。
C3营地位于海拔7300米的洛子峰,平均坡度30度,几乎没有平坦的地方。营地的帐篷搭建在坡度稍缓一点的地方,睡觉时人都是倾斜的。要到达C3营地,就必须攀爬洛子壁。洛子壁是洛子峰的西南壁,也是珠峰南坡攀登的第二道关卡。这里常年积雪,融化后形成坚硬的冰,整个洛子壁,可以说就是一个1000多米高的大冰壁,气温长期保持在-20℃,稍有不慎就滑坠下去了。
在前往C3营地时,从6900米开始,所有队员就要吸氧攀登。到了C3,连吃饭睡觉上厕所都要戴着氧气面罩。一瓶氧气4公斤,对大部分攀登者来说,这就是极限了。除氧气瓶之外的东西,都由贴身夏尔巴背负。队员在C3只能休息几小时,第二天凌晨3点要前往C4。大部分队员都感到疲劳,睡眠严重不足,没食欲。身体的其他机能仿佛停滞了,集中所有力量来保证大脑运转。
C3没厕所,大小便都被要求在帐篷周边解决,因为稍远点就是各种明暗冰裂缝,一旦掉进去几乎没有生还可能。珠峰的环保问题向来备受关注,2018年,中国一侧就因环保将对游客开放的观景区下移了几公里。在南坡,环保问题同样亟待解决,EBC产生的所有垃圾都由背夫背到低海拔地区处理,而从C2开始,只有个别垃圾会被携带到EBC,其他食物、排泄物几乎都是就地掩埋。
从C3前往海拔7900米的C4营地,是整个珠峰南坡攀登线路最艰苦的一段,坡度大路线陡,几乎全是冰壁,每一步都需要用力把冰爪踢进冰里。从凌晨3点开始,一直到下午2点,我和队友们才陆续到达C4,而当晚7点半,就要开始最后的冲顶,留给大家的休息时间非常短。
5月21日,尼泊尔时间晚上7:30,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登顶。攀登队伍出发没多久就开始拥堵,很多体力差、能力不够的人在稍陡一点的地方就无法前进。本应在5-8小时登顶的路线上一直排着长队。倾斜度七八十度的雪坡上,这条宽不足20米的雪道是唯一的路,一旦“堵车”,所有人都上不去下不来。不到30米的一段路,堵了近1小时,直到第二天中午11点才疏松一点。
从第一天晚上7点半,我就紧跟在第一名队员身后,经过数次拥堵,终于在第二天清晨6点左右到达珠穆朗玛峰。因为工作压力大,我一路只顾得拍摄队友,登顶那一刻也没什么感觉。只希望大家都早点登顶,我可以早点完成拍摄任务。8点半,最后一个队员上来,我在峰顶等待了2个多小时,拍摄了全体队友的攀登过程。几天后,我才知道我们登顶当天,珠峰南坡有4人遇难。整个登山季,南坡共有11人遇难,死亡人数是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以来之最。
清晨,太阳升起,珠峰的影子投射在群山之巅,如同金字塔一般壮观神圣。登顶珠峰从来不是我的梦想,但是为了拍摄我可以来,当然前提是:我确定自己有能力背着相机、镜头和三脚架来。这一路,我遇到了怀揣各种想法的攀登者,拍下了他们的故事,也拍下了他们的执念。但也正因如此,错过了不少自己想拍的风景。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次登顶珠峰,弥补这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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