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主席为此征求邓小平意见，邓把自己面前的茶杯和主席的对换了一 ...

　　▲毛泽东和邓小平（左）

　　1973年12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事件。中共“十大”召开四个月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发了各种猜测。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一定要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某人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由此引发的“九·一三事件”。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始逐步酝酿。

　　毛泽东有意识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对邓小平更加器重。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他接着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他说他已经考虑了好久，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12月20日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交代叶剑英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46位高级将领受到了接见，将要被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坐在面对毛泽东的前排。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其实，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了上述八大军区外，还有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的三位司令员没有被调动。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邓小平事后谈起这次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有力地保障了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对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稳定作用，也为以后军队高级干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摘选自《作家文摘》合订本218期 作者：王一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

　　延伸阅读：

　　周恩来晚年用最后力量力荐邓小平接班 劝其"忍一忍"

　　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曾经与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已故)、卫士高振普多有交往，并聆听了他们叙说的晚年周恩来用他生命的最后力量力荐邓小平接班和要邓小平“忍一忍”等感人事迹。

　　“你这一年干得比我强!”

　　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已经在事实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972年元月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怀着对陈毅等开国元勋的内疚，执意坚持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由于八宝山礼堂没有空调设备，在寒气彻骨的天气里站了半个多小时的毛泽东回去后患了重感冒，高烧乃至昏迷，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才得以醒过来。至此，毛泽东身体元气大伤。

　　当时，人们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工作后，不负众望，他领导批林彪的极“左”，抓经济建设，抓外交复苏等工作搞得很有成绩。

　　但是，这一切最终还是触痛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人。因为江青和林彪原本都是想通过“文革”而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同时，中央有的领导也不能容忍周恩来批极“左”最后批到“文革”头上。因此，在江青等人多次告状下，中央领导再一次出面干预，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是错误的。周恩来忧愤交加，加之经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终于病倒了。这样，在中国政治权力中心中面临着毛、周将不久于人世的状况。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曾寄希望于年轻的王洪文。但实践证明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王洪文接不了班，“四人帮”其他人又不可靠，最后毛泽东还是认定邓小平“人才难得”，这就最终导致了1975年中央1号文件的下发，让邓小平出任党的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参谋长。这样一个安排表面上好像是接周恩来的班，其实质上是接我们整个党和国家领导的班。因为当时不仅周恩来重病缠身，毛泽东的身体也在每况愈下。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从军队抓起，把全国的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也就是被今天史学界称道的“1975年整顿工作”。

　　周恩来住院期间，还时时关心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1975年中央1号文件让邓小平复出后，他一直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还凭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多次在医院里找来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等人，要他们支持邓小平的工作。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即将进手术室之前，拉着邓小平的手久久不放。然后，他环顾左右，高声对在场的人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为邓小平的工作和平稳接班造声势。

　　“你就不能忍一忍?”

　　周恩来全力支持邓小平抓全面整顿工作，必然遭致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一伙的嫉恨。他们没茬找茬、无端生有地打击迫害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整顿其实是复辟、倒退，还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

　　“四人帮”们连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也不放过。批判他是“大儒”、“投降派”等等。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但是这些在周恩来细致深入的工作下都先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从而瓦解了“四人帮”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

　　“四人帮”们眼看他们即将到手的大权却要旁落，江青等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最后串通当时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向毛泽东告黑状，说邓小平的“整顿”等一套做法最终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于是，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因此他回告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至此，他已认定邓小平在他死后必然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1997年10月，笔者参与筹建仿西花厅工作时，曾在北京听张树迎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过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赶来305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上述事情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干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后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

　　周恩来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

　　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基本是一致的，在如何富民强国的思路上也是基本相同的。但这两位伟人的性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略也就有着明显的差异。

　　“你们要帮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

　　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周恩来病情加重，偏偏又出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危机，而当时，国际国内有多少大事等待着处理?周恩来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再一次举荐邓小平，这也是周恩来临终前就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是一次拼尽全力的努力。

　　高振普回忆说，总理叫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随后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高振普知道他要写重要东西，因为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叫医护人员退出的。所以，等帮助周恩来坐稳后高振普也转身走向病房外。但周恩来叫住了他，因为当时没有人扶他已坐不稳了。

　　周恩来颤抖着，一手托着放有纸的木板，一手哆嗦着写字。邓颖超见他写字很费劲，还要用左手托着木板，就对他说：“恩来，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可能考虑到事关重大，坚持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当时高振普站在周恩来的右边，一边用手稳住周恩来，一边看着他写。信是写给毛泽东的，向毛泽东提议，仍让小平同志取代他自己在党和国家中所任的职务、位置。

　　高振普说，总理虽没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当时他自己的位置就是紧接在毛泽东之后、王洪文之上的“二号”人物。周恩来写好这封信后，嘱邓颖超转送。但是，这封周恩来重病期间写下的诤言建议后来却没有任何音讯。

　　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重，但他仍没有放弃支持小平同志“接班”这样一件大事。

　　据高振普回忆，有一次，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一同前来看望周恩来。周恩来环顾他的老战友之后，对靠近他头部的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在场的人都听清楚了，但邓小平有点耳背，没听清楚。待他们退至病房门口时，邓小平问张春桥：“总理刚才说什么?”张春桥却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竟然没有把周恩来刚说的原话告诉邓小平。

　　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但晚年的这几件事却十分耐人寻味而又真情毕露，读了足以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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