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揭秘：中国造第一颗原子弹有多难？高能炸药竟是用铁锅熬的

“这是存放原子弹最小部件的‘匣’。”

上钢新村街道“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89岁的陶瑞滨指着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木匣子对记者说。

木匣子外方内圆，像个普通的笔筒。谁也想不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中子源曾躺在里面。作为引起裂变反应的“扳机”，中子源虽然只有乒乓球大小，但对原子弹至关重要。

1964年10月15日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夜，飞机、大炮、坦克等“效应物”早已在罗布泊准备好。一公里外，“扳机”还在送来核心区的路上。茫茫戈壁，漆黑一片，两个手电筒发出微弱光亮，三个年轻人手挽手，搀成人墙，齐声说着“一、二，一、二”，同步前行。他们脚下是滑沙，要保证中子源安然无恙，每一步必须走稳。走在正中、紧紧抱着中子源的人，就是陶瑞滨。

中间玻璃盒内即为陶瑞滨带回来的“匣”

回忆起那晚，陶瑞滨站了起来，弯起双臂，两手捧成碗状，好像还拿着那个怕震、怕水、怕晒的“宝贝”。“夜行戈壁1000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陶瑞滨形容起那晚的天气，“乌云密布，不见星月”。

陶瑞滨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原221厂工作33年后，从青海回到了上海，住在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陆续回来的，还有他80余名老同事。在街道，他们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党支部——“两弹一星”党支部。支部现有28名党员，陶瑞滨年纪最大，在221厂工作最久，最小的一位也已72岁。他们用了近20年，筹建起全国第一个社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收集了很多当年的老物件，陶瑞滨带回来的“匣”就是镇馆之宝。

金银滩，消失的地名

1964年初，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民警陶瑞滨接到一纸调令，通知他去北京任职，可去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一概不知。临出发，他才被告知要去的是青海湖北岸一片海拔3210米的草原。就连同事都纳闷，连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的他，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青海是遣送劳改犯的地方。

坐上西行的列车，穿过片片土坡和一路残雪，4月初，高原上野草还是干黄的，远山上银雪闪闪。随着海拔升高，强烈的高原反应袭来，陶瑞滨头晕目眩，嘴唇发干发紫，流起了鼻血，下车后休整了几天才缓过来。

年轻时的陶瑞滨在徐汇分局前的留影

陶瑞滨有几十本笔记，记录了自己从前的工作生活经历，图为他在翻看回沪后重新整理的笔记

从左至右：陈福良、许震贵、陈栋标

在陶瑞滨之后，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陈福良、从中科大毕业的陈栋标、从合肥化工学校毕业的许震贵，也分别登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些毕业生们都是第一志愿填报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改为核工业部）。“我们就是响应号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根本没有犹豫，打起背包就出发了，也不知道具体做什么。”陈栋标回忆。

他们共同的目的地，曾有个美丽的名字——“金银滩”。在王洛宾那首浪漫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中，青海的草原令人神往。可从1958年开始，这首歌就和一部名为《金银滩》的电影一起被禁播，“海晏县”也在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金银滩”屡易其名，从“国营综合机械厂”，先后改为“兰字839部队”“总字819部队”“221厂”。

许震贵印象中，厂区周围山头上的积雪一年四季都不融化，风沙很大，“风吹石头跑，眼睛睁不开”，野草长得比人还高。陶瑞滨说：“我们住帐篷，吃黑馍，喝河沟里的水，80℃水就烧开了，饭煮不熟，青稞馒头发黏，很难吃，副食是粉丝、土豆和大白菜‘三大样’，穿的是棉猴（长棉大衣）、皮帽和大头鞋‘三大件’，基地有时7月的积雪都有大腿深，年平均气温在零到-3℃，毛衣毛裤不能离身。”

30多年后经过解密，外界才知道“金银滩”这片草场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这是成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在这里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

毒害物，是家常便饭

因为保密需要，国务院批准这里对外叫“青海矿区”。当时，矿区级别很高，跟省会城市西宁平级，却基本不与外界接触。

“有关机密，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对外不能透露工作地点和性质，探亲出差不能买直达厂区所在车站的车票……即使在同一个办公室，大家都不知道身边的同事在做什么。”许震贵现在还把“保守国家机密，慎之又慎”的警语记得清清楚楚。

刚到那里工作时，许震贵经常能见到一个“小老头”，他说话总是能切中要害，在他指导下，大家进行实验和设计的效率很高。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就是王淦昌，这位中国“核弹之父”化名“王京”28年，与彭恒武、郭永怀这些科学家一起隐姓埋名，带领着技术人员潜心攻关。

221厂里的每颗螺丝、每根电线，虽都是从全国工艺领先工厂定制的，可还要再经过苛刻的筛选。刚进厂时，陈栋标在一分厂103车间负责质量检验，他举例，为了挑出质量过关的玻璃二极管，需要依据“正向整流，反向耐压”检测。“测一个要2分钟以上，我坐在实验台前，用了两个多月，才从1万个样品里挑出300个。”

如今在青海221基地旧址，有“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纪念牌。（王倩 摄）

许震贵起初在二分厂生产部工作，当时原子弹所用的炸药是在“米哈耶洛夫锅”里熬制的，他对那种苦杏仁味记忆犹新，这是TNT在加热融化成型的过程中释放出的有毒气体，“通风不好，强烈刺鼻的气味一下子就把我冲晕在工作台上”。为了赶任务，他们经常不能按时就餐，但化学毒、物理毒却成了“家常便饭”。

高性能炸药要在数千吨的压机中压制成形，随时都有发生爆炸的危险，而且这些密度很高的炸药还要在机床上再用刀具加工成精度很高的产品。“真的是提着脑袋干活儿。”

吊装第一颗氢弹时，产品刚装配好，偏偏停了电，吊车突然悬住不动了，千钧一发之际，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冲了上去，有人死死抱住挂钩，有人在地面连忙围起盖，生死攸关时，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只想到要保护吊车上的大球。

“我们同事间有一个习惯，就是做准备工作时，相互提个醒儿，把手表先退下来，那时一块‘上海’牌手表很值钱，如果出了事，还能给家人留下点贵重物品。”许震贵记得，切割炸药的202车间原有30多人，短短几年，就有12人牺牲。

坐在一旁的陈福良静静听着，眯起了眼睛补充：“有个上海技校毕业的小伙子，才20岁出头……”

争气弹，只为了那一刻

从苏联正式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并撤走专家、终止合同那一刻起，参与核试验的科研人员和干部职工都憋着一口气，不分昼夜地工作，“就是用手抠，用牙啃，也要造出中国的‘争气弹’”。

“每项装配流程都要一气呵成，所以我们没有上下班之说，累了就在弹旁休息一下，晚上厂房中、办公楼里都灯火通明。”许震贵回忆，每天21时，接送大家上下班的班车来了，司机在外面一直喇叭，也没人愿意放下工作，好多次都是领导强行熄灯，大家才不得不离开。

“当时的口号是‘下定决心，坚持到底’‘技术上精益求精，安全上万无一失’，大家团结奋斗，没有一个人叫苦，努力做到‘保质、保进度、保安全，一次成功’。”这些口号，陶瑞滨记得清清楚楚。

青海221基地旧址，这里是“上星站”，第一颗原子弹就是从这里被运往新疆罗布泊的。（王清彬 摄）

1964年7月30日，陶瑞滨作为公安人员随着国家参试队伍离开草原，登上一级专列，直开新疆大河沿终点站。戈壁滩中午气温超过40℃，可夜间还要穿棉袄、盖棉被。他记得，那里没有新鲜蔬菜，“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从北京带来了青辣椒慰问大家，我们觉得这是最大的关怀”。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采取的是塔爆方式。10月14日，原子弹吊装上102米的高塔后，起爆线从塔上一直延伸到控制站，足有23公里，保护这长长的起爆线不出故障，就是陶瑞滨他们工作的重点。他记得：“有的地方岩石坚硬，起爆线埋不到地下去，就用沙土盖着，我们放不下心，就采取责任制，每人签字各负责一段，一天几次巡视，确保起爆线不出故障。”

因为完成了护送中子源的任务，陶瑞滨被人表扬：“上海来的小伙子不怕放射性嘛！”他回：“考虑危险和放射性，这工作就不能干了。”这个代号9502的原件放射性很微弱，但在往后经年累月的工作中，他身上还是留下了很多褪不掉的红色辐射斑点。

221基地旧址的爆轰实验场，1964年6月6日，这里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次1：1全尺寸爆轰模拟冷实验。

1964年10月16日，关键的日子来了。在场的老人回忆，当天15时30分，沙漠中突然闪过强烈的电光，头顶滚过雷声般的巨响。“轰隆”声过后，指挥部的喇叭告诉大家“可以看了”，人群就欢呼着跑上山坡，远处地平线上火球跃起，慢慢地升上高空，不断向外膨胀，变成了拔地而起的蘑菇云。云柱翻腾，人群雀跃，声出云霄。这颗以苏联撕毁协议时间为代号的“596”原子弹爆炸，标志着我国成为了“有核”国家。

可离“核”最近的这些人并没有停歇，“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氢弹方案早已开始探索。1967年首次氢弹试验，当弹体随降落伞从万米高空下落，在预定高度起爆后，陶瑞滨记得那真是“只有1000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当时，他执行完安全保障任务，正坐在离去的飞机上，那个瞬间，一道强光掠过，窗外成了一片雪白的海洋。

红柳情，朝霞晚霞一样多彩

1987年6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12个部门联合发文宣布221厂退役，上万名职工陆续离开。“国营221厂”和“青海省人民政府矿区办事处”这两块牌子从办公楼摘下后，在场的职工神情严肃。拍合影时，陈栋标心里有一分难于言表的滋味，这一走，再回来就不知何日了。

陶瑞滨最后一批离开，他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核设施退役处理。为了将蓝天白云还给海北州人民，他们需要掩埋全厂的核废料，使用过的燃料、工作服、甚至连二分厂的墙皮也统统刮下来埋入填埋坑，周边修建排水群，底层和侧面用黏土夯实，足足填了25层。

从“两弹”诞生的地方回到党的诞生地，他们的党组织关系转入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当年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也被他们带了回来。2005年，他们成立了“两弹一星”党支部，被居民亲切地称为“蘑菇云”党支部。

为了讲好“两弹一星”故事，他们办起了教育基地，自发捐赠了自己珍藏多年的照片、证书和奖章。在街道的支持下，基地从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开始，现在已经成为100平方米展览室，老人们细心地排好班，轮流担任讲解，还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了新的情景党课，来感染和教育参观者。他们还走进部队、机关、学校、企业做宣讲，听众超过15万余人次。

上钢新村的“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复旦读预科，后来直升化学系深造，我是靠着助学金和老师同学们的帮助才顺利完成学业的，所以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听到党的召唤，我没有犹豫，主动要求去青海工作……”支部书记陈福良讲到自身经历，有青年人问，在那样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他们是怎么坚守几十年的？

这个问题所有老党员都被问到过，他们总会说出“一生情系两弹，死后魂归草原，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誓言，并表示：青春留在那里，不后悔；晚年奉献社会，更有劲。来参观的学生感叹：“爱国主义其实就是这些活生生的老党员，并没有那么遥远和抽象。”

陶瑞滨觉得，年轻人专注的眼神和掌声，是对他们极大的鼓励。“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我们有责任把‘两弹一星’精神传给年轻一代。”

当问起老人们，“你们眼中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什么？”

他们的答案很不“教科书”——核心技术是第一，必须原创，必须团队合作，必须甘于奉献；干群关系融洽是第二，领导主动担责、冲在最前，还要有服务精神，工作才能良性循环。

展馆里有一本名为《红柳》的书，这是老人们记载下来的当年经历。红柳是厂区外最常见的植物，陶瑞滨说：“红柳开花早，花期很长，开花时远看是一片绯色的云，沙漠和草地上有了红柳，就有了姿彩。”

根系发达的红柳，能从十几米深的地下吸取水分，就像他们的故事，也有长长的根，深深扎根祖国大地，给每个时代提供养分。

题图来源：本文照片除说明外，均刘雪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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