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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蒋介石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申报》刊登《我们的今日》一文，高调宣布其与宋美龄正式结合，关于二人乃是“政治联姻”的质疑，就始终没有停止过，迄于今日，也未有定论。 近年来，否定“政治联姻论”者渐多，并在蒋介石日记中获得了颇多支持材料。如早在1927年3月，蒋就曾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思念美妹不已”；5月，蒋日记中又有“今日终日思念美妹不置”之语。9月23日晚，蒋、宋有过一席长谈，蒋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情绪绵绵，相怜相爱，唯此稍得人生之乐”，次日，宋即答应了蒋的求婚。28日，蒋赴日本向宋母请示婚期，与宋美龄辞别，日记写道：“三妹情绪绵绵，何忍舍诸！不惟外人不知三妹性情，即余亦于今方知也。”这些材料能够证实，蒋、宋结合，有过一个自由恋爱的阶段。 蒋在1927年宁汉分裂时曾短暂下野。期间曾有情书致宋美龄，今日观之，蒋对自己此番爱情追求，似乎信心并不太足：“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如女士才华荣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或许正是因为此种不自信，蒋曾被宋家大姐宋霭龄批评，说他在追求宋美龄的过程中不够主动积极，“欠准备功夫，全凭临时应付”。蒋对宋的追求，若夹杂着浓烈的“政治联姻”一类的现实利益考量，当不至于如此。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 新婚当日，蒋有一种被巨大的幸福撞击的感觉：“今日见吾妻姗姗而出，如云飘霞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于何处矣。”次日，蒋、宋二人终日在新房不出，“乃知新婚之甜蜜，非任何事所能比拟也！”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蒋又记道：“十年来未尝有之欢乐，乃得之于今日！”1928年3月，蒋因北伐军务，不得不与宋暂别，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梦中如与夫人同眠，醒后凄凉。呜呼！征人无家庭之乐，苦矣！”5月，宋到徐州团聚，蒋又记道：“四十六日未得见，今日团聚，乐何如哉！”……此类或述恩爱之情，或诉离别之苦的文字，蒋氏日记中甚多。诚如杨奎松教授所言，“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和几位妻妾之间的关系。他对毛、姚记述露骨，例如吵架的过程描写巨细靡遗。但对宋则全无痕迹，只有美好的情节。”此种“只有美好的情节”，已足以说明蒋氏对宋美龄确有真爱在其中。 但也有一点需要注意。蒋在日记中明言厌恶他人，往往是真厌恶，如对元配毛氏，因系奉母命成婚，毫无感情基础，蒋曾声称闻见其“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但日记中对宋美龄“只有美好的情节”，具体成色尚需持保留意见。因为宋美龄能够翻阅蒋之日记。蒋之早期日记，曾一度交由宋美龄保管，宋甚至还在日记中夹留过条子，提醒蒋身为统帅，日记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谨慎，不能遗失或给别人看到。另据唐纵日记，曾提到宋美龄“私阅”蒋日记，看到蒋对孔家的批评，一怒之下到孔家公馆住了好几个礼拜。唐纵自1938年起长期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大概此时，蒋的日记已不再交宋美龄保管，故有“私阅”一说。 蒋一直努力鞭策自己与宋经营出一种“纯洁至诚之爱” 蒋、宋结合之初，外界虽议论颇多，后世也多有持“政治联姻论”者，但在蒋个人的角度，则确实希望宋能够成为自己最真爱的伴侣。在宋之前，蒋已对姚冶诚、陈洁如在自己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深感失望，日记中曾斥责姚冶诚有“妒妇悍妾之险恶阴狠”，也曾批评陈洁如“迁租七十二元大屋”，乃“招摇败名”之举。但对宋，蒋在日记中却呈现出一种迥异的面貌，频频称赞宋乃自己的贤内助，如：“三妹时勉我以勤劳国事，心甚自惭”；“三妹劝余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气，而我对下总不能温和浓爱，使人无亲近余地，而且对学生亦如之，切戒之”；“三妹以余性质消极，多懊悔为耻，颇中余之病也。印象颇深，余将何以自勉，存心而已”；“与三妹相谈甚乐，其规谏有理，故感之。决自明日起，按时办事，再不决心堕气，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气概，亦有理也”；“结婚以来，每言辄以党国为重，德业为要。如此情爱，弥可敬也”； 蒋的这种称赞，既是对宋的肯定，也是对宋的期盼，同时还兼具对自我修养的磨砺。蒋氏写日记的一个重要目的，即通过日记来做自我反省和自我激励，故其中多有夸张、鼓舞、打气之语——如咬牙拒绝以苏俄间谍牛兰夫妇换回蒋经国后，蒋氏对无后一事耿耿于怀，日记中遂不断以圣贤道理自我勉励。就对宋美龄的称赞而言，其实日记中还隐约流露出痛苦的另一面，如：“彼以作战劳苦而作规矩，是使我太苦”；又说：古人所谓“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这一俗语，“乃有至理也”。所谓“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显然是在慨叹宋家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家教修养，都远远超越了蒋家。至于为何会有此种慨叹，大概与宋美龄对蒋的上述种种“规谏”大有关系。因宋的“规谏”感觉痛苦，但仍时时不忘赞美宋的“规谏”，蒋修身蓄德的努力，不可谓不真诚，不可谓不努力。蒋说自己对宋有一种“敬爱之难制”的感情；也只有放到这样一种环境中，才能够理解“敬爱”二字的确切含义。 但“敬爱”之情，终究与寻常夫妻感情有别；当蒋氏遭遇大变故而亟需寻求情感寄托时，“敬爱”便显露出了她的局限。1949年底，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守台湾。农历新年刚过，心境恶劣的蒋，忽然强烈思念起30余年前的初恋情人李子青，在日记中写道：“近日事务较忙。朝夕各课皆觉心神粗浮而不能精微，而且时起报复之意。此乃虚骄之始，又对过去恩怨亦沉浮无定，而对李氏子青之想念为尤，切相离已卅四年，不知其人实在人世否？奈何恋痴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终身不能忘情耳。” 但正如胡适所言，蒋氏在修身功夫上所下之苦功，远非常人所及，其在情感上的自我克制与自我完善均相当自觉。故早在1934年12月，蒋宋结婚七周年之际，蒋氏就曾在日记中如此勉励自己努力经营这段蒋、宋感情：“爱是不望报酬，此纯洁至诚之爱也，勉之！”而蒋氏在日记中不断赞颂宋美龄，多少也有自我强化以锻炼出“纯洁至诚之爱”的用心，如1930年12月9日，蒋氏日记写道：“当今之世，诚意爱我辅我者，惟妻一人”，这当然是夸张之辞，但类似的夸张之辞，蒋在日记中写了一遍又一遍，自我强化、自我勉励的味道，是不难体会的。  1941年，重庆战时儿童保育院里的孤儿。1938年，宋美龄、蔡元培等人在汉口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成立20余个分会及数十所保育院，遍布抗战大后方(包括延安保育院），收容战争孤儿28900多名，时人称做“宋妈妈的孩子”。 终有“夫妇同心救国，协力救民，为人生无上之幸福” 除“规谏”外，宋美龄生活上的体贴，也是蒋日记中赞颂的重点，如：“寓中布置之雅洁，惟吾妻能之”；“吾妻护我病，保我身，无刻不在心，无事不人微。诚贤良夫人也”；“妻侍病护疾，忧劳异甚，其诚切实过于割肉疗疾也”；“孔姐与妻念念不忘经儿，其情至矣。吾重违其情，惟以不宜操切也”； 此种赞颂，大致应该属实。但与“规谏”相似，此处蒋氏实际上也有意识地弱化了事情的另一面。其实，在赞颂宋美龄生活上的体贴的同时，蒋同样为“家事”烦躁不已，日记中此类记载颇多，但大多语焉不详，譬如：“家中意见不洽最为苦闷”；“家事难言，因爱生愁，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家事烦闷，多爱生苦也”；“以家事烦恼，不胜抑郁沉闷，强勉由杭来沪，此身几无自由之趣，将以他人之喜怒哀乐为哀乐，可悲之至”；……这些倾诉中，并无一字提到宋美龄的“体贴”起到了宽慰作用，这表示，宋大概也是蒋“家事烦闷”的当事人。1937年4月26日，蒋日记中还曾记道：“妇女智慧愈高者，虚荣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恒心，此妇女之所以历来不能与男子共同建国之一因乎。”这段批评，除了针对宋美龄，并无第二种解释，因彼时蒋身边“高智慧的妇女”，唯宋美龄一人而已。  西安事变时宋美龄亲履险境。蒋感叹：“妻之于夫，不惜牺牲其本身之一切，以保全余之身心为惟一目的，殊为可感。” 尽管在日记中记下了这许多“家事烦闷”，但蒋始终不曾明确指明与宋美龄有关。个中苦衷，仍在蒋期望与宋锻炼出“纯洁至诚之爱”，故于日记中处处明白提醒自己宋的种种好，而讳言宋的种种非。而宋在大节处的果敢与担当，如西安事变不惜以身犯险，淞沪会战不顾生死赴前线劳军遇袭身受重伤等，无疑也是对蒋经营此段感情的良苦用心的积极回应。蒋之感叹：“夫妇同心救国，协力救民，为人生无上之幸福”，并非无的放矢。1934年，蒋曾写下一份“家事约记”作为“代遗嘱”，已将宋美龄确定为自己的“至爱”：“一、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霞洞西侧山腹之横路上；二、余死后，凡武岭学校以及不属于丰镐房者，皆全归爱妻美龄管理；三、余死后，经国、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西安事变时，蒋立下遗嘱给蒋经国、蒋纬国，再度重申：“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彼时，蒋经国之生母毛氏尚健在，强迫其以宋美龄为“惟一之母”，实在是不近人情强人所难。但这种不近人情强人所难，恰恰也说明蒋、宋之间确有真爱。 至于宋在政治上的作用，无论正面、负面，均不必过分夸大  1943年，《时代》周刊封面上的宋美龄。宋生前不接受口述访问，也表示未曾留下任何日记类资料，宣称“把一切交给上帝”，故其所思所想所做所为，因史料缺漏大都难以还原。 歌德讲：“永恒的女性，引我们飞升”。对蒋介石来说，宋美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宋的家世、修养乃至信仰，都对蒋起到了很大的影响。1935年，曾激烈批评过国民党的胡适，公开站出来刊文承认“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理由并不是因为蒋“最有实力”，而是因为他“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 毫无疑问，就蒋的日记来看，蒋的“长进”，与宋美龄是分不开的。蒋在日记中常常骂人，但“他从头到尾没有骂过的亲近人物，似乎只有宋美龄一人”，这种克制，除了宋美龄自身修养因素外，恐怕也有蒋欲以宋为引领其飞升的“永恒的女性”的心思在其中。 至于宋美龄在政治上的作用，无论是正面——如其访美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还是负面——如“夫人政治”带来的腐败，都不宜过分夸大。前者，早在宋美龄访美之前，罗斯福政府已经基本确定了援助中国抗战的基本政策，但这一政策亟需民意支持。为此，在战时信息办公室的干预下，好莱坞甚至已经开拍反映中国军民如何英勇抗日的神剧《Dragon Seed》；宋美龄访美所产生的最主要的作用，也不出这一范畴，乃是将中国抗日的积极精神面貌传递给美国民众和舆论界，为此，罗斯福曾特意关照美国媒体，在宋的公开演讲活动中，不要提不好回答的问题。换言之，宋的1943年访美，技术难度并不高，乃至访问过程中的一些不得体，也被美国政府当时的舆论控制消弭掉了。 至于后者，不妨参考曾任蒋介石秘书、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的吴国祯的说法： “也许在他们婚姻生活的早期，蒋夫人对蒋有较大的影响，但在以后的生活中，她决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蒋夫人受到指责，是因为她是宋子文的妹妹，又是孔祥熙的小姨子，这给外界人士以这样一种表象，即孔祥熙与宋子文就是因为这种关系，才得到了蒋的宠信。我不认为是这样的，以孔祥熙而言，孔夫人的影响比蒋夫人大得多。至于宋子文，虽然中国人在感情上总认为亲戚要比非亲好，但蒋夫人从来不喜欢宋子文。……（蒋夫人）在对外国人，特别是对美国人方面对蒋是有用的。首先蒋需要一个口译员，在非常机密的谈话中，他还能找到比自己妻子更可靠的口译员?其次，他认为蒋夫人能比他更好地对付美国人。除此之外，我并不认为她有多大影响，特别是在蒋决心将台湾的权力交给他儿子之后。这也很可能因为夫人已年过60了，她的影响真可谓是太小了。” 吴国桢的说法，能够得到许多材料的证实。譬如蒋经国上海打虎，打到孔令侃的杨子公司头上；当年媒体一窝蜂地报道，称蒋经国之所以办不了孔令侃，是因为宋美龄在背后撑腰。关于此事，蒋经国在日记中其实有明确说法：“前天发现的杨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换言之，杨子公司虽然囤积货物，但并未触犯法律，而舆论却不关心法律正义，仅关心孔令侃的特殊身份；实际上是蒋经国不愿违法惩办杨子公司，并非宋美龄操弄夫人政治袒护宋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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