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方人拍下他眼中的魔幻义乌，在全世界上映

今年年初，鹿特丹电影节上，

一部名为《圣诞快乐，义乌》的纪录片掀起了“中国热”。

西方观众们在大屏幕上惊奇地看到，

他们数十亿人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这个节日，

之所以能开心地度过，

原来全靠这座本地人口不足80万的中国小县城：义乌。

片子的导演名叫马拉登·科瓦切维奇，

来自塞尔维亚，

这个东欧小国曾经是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

因此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小时候也戴过红领巾，

我的国籍给我的拍摄带来了莫大的帮助。”

2020年12月，一条视频采访了导演马拉登，

并回到义乌，重访了他拍片时访问过的那些人，

“别看我们做了这么多圣诞用品，

但我们从来不过圣诞节。”

自述 马拉登、吴英

撰文 鲁雨涵 责编 石鸣

12月14日，义乌下了2020年第一场雪，我们在雪中抵达了这座“世界工厂”。

在专卖圣诞用品的金福源圣诞市场外面，一棵巨大的圣诞树矗立在漫天的雪花中，颇有圣诞气氛。进了市场里面，受疫情影响，虽然每个店铺都摆满了红红绿绿的圣诞装饰，但是整层楼几乎看不到客人。

我们询问店铺老板是否记得两年前，有一个外国人来这里拍过纪录片，立刻有人回想起来：“是的，他们当时几乎每家店铺都去问了一圈，也到我的工厂里拍了。”

《圣诞快乐，义乌》的故事从两个打工妹一边给圣诞球上色，一边讨论放假回不回老家开始。一个半小时中，纪录片一共展现了五组家庭的日常生活：

一对中年夫妻，曾经是农民，现在在工厂打工，为了供儿子以后上大学。

一对青年夫妻，开了一个圣诞帽的手工作坊。因为人手不足，他们只能把工程外包给附近的村民，让他们帮忙。

年纪稍长的一家三口，开了一个工厂。虽然生意很成功，但他们还是住在员工宿舍里。父亲在努力打拼，让工厂更加稳定，希望未来可以给女儿提供她想要的生活。

年纪稍轻的一家四口，夫妻俩是温岭人，现在在义乌安了家。他们做圣诞球的新工厂即将建好，妈妈决定不再做生意，给两个即将上小学的儿子做陪读。

一对姐妹，姐姐在外地上学，妹妹留在义乌的家里学做生意，学校放假的时候，姐姐才会回到义乌，和妹妹一起肩并肩在工厂里干活。

除此之外，影片还拍摄了一群在工厂打工的年轻人，一边为感情烦恼，一边对未来感到迷茫……

这些人之间有着不同的亲密关系：父母、夫妻、姐妹、朋友、同事。从方方面面展现了中国人最关心的几个问题：房子，子女的教育，感情和婚姻，代际冲突等等。

马拉登·科瓦切维奇来自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读书时代辗转了美国、塞尔维亚、英国、南非和澳大利亚，曾经是一名动作片导演，后来转型开始拍纪录片。

在拍摄了两部关注本土的纪录片之后，他将目光放到了遥远的中国大陆。生在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马拉登对中国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西方人觉得很陌生的东西，我都很熟悉，我小时候也戴红领巾。”

他在中国有一个专业的制片团队，和拍摄对象的沟通工作，基本都是由中国的制片团队完成的。拍摄期间，除了他和摄影师，团队里的其他人也都是中国人。

全程跟随拍摄的制片人杨毅告诉一条，每次正式拍摄之前，他们还会进行4-5天的调研，整理成厚厚的文档，发给马拉登。为了调研得更加深入，他甚至跟着采访对象回了老家。

在杨毅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部分当时拍摄对象的联系方式，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回访。有的电话已经换了号主，有的人已经离开了义乌，工厂已经被拆了，大部分人还留在当时的市场里，生活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影片里一共出现了35个人物，但实际拍摄的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导演马拉登告诉我们。

马拉登惊叹于他亲眼目睹的“中国速度”，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探索和了解当代中国的过程。”

以下是马拉登的自述：

我一直想拍一部和中国有关的纪录片。既要展示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又能让西方人有所共鸣，圣诞节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切入点。

圣诞节是西方最重要的节日。中国虽然没有庆祝圣诞节的传统，却是最大的圣诞用品出口国。这些圣诞用品都来自于一个浙江省的县级市：义乌。

义乌为全世界输送了80%的圣诞用品，大部分西方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我觉得我有责任把义乌的故事拍出来。

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豪车

2017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为《圣诞快乐，义乌》做前期调研。

在义乌街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坐着一辆简陋的面包车，周围环绕着玛莎拉蒂、法拉利、奔驰、劳斯莱斯……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豪车，感觉是在《速度与激情》里才能看到的场景。

我甚至在义乌街头看到了波斯尼亚的传统餐厅，店里的墙上贴着萨拉热窝的图片。全世界都找不出几个地方有波黑料理——波斯尼亚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是塞尔维亚的邻国——你却能在义乌享受到波黑美食。

后来我才知道，义乌是货真价实的“国际化大都市”。这里有13条中欧国际铁路线，货运火车可以直接通到伦敦、马德里等城市。

义乌180万人口里，30万都是外国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长期生活在义乌，为短期来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提供各种服务，经营夜店，酒店，还有各种外国餐厅。

义乌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大家形容这里有多大时都说，“如果每天逛8小时，每个商铺停留3分钟，走完整个商贸城需要一年零五个月”。

好在圣诞用品的区域没那么大，整个市场里只有一层的一个区域是和圣诞相关，为了找到适合的拍摄对象，我们走遍了市场里的每一个圣诞商铺，询问能不能去他们的工厂里拍摄。

大部分人都欣然同意了，最后一共拍了十多家工厂。纪录片的正式拍摄从2018年开始，从5月拍到10月，横跨了整个夏天，这也是义乌每年制作圣诞用品最繁忙的季节。

因为我听不懂中文，我的翻译也经常听不懂他们的方言，所以拍摄的时候，我会让摄像机运转很长时间，记录下完整的人物对话。全部拍完之后，再去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有情节性的对话片段。

我拍了两个年轻人一边打台球，一边聊自己的感情经历。他们的上一段感情都很失败，一个是因为性格不合，另一个说自己被女方“骗了”。两个人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以后谈恋爱要小心，不能对女孩子“太老实”。

打完台球之后，他们一起去了一家KTV。其中一个刚失恋的年轻人一边唱情歌，一边偷偷地抹眼泪。像这样的桥段就非常有趣，很能展现这些年轻小伙子的性格。

其实他们平时很少去KTV，一年可能就去一两次，晚上基本都在员工宿舍里休息。我们也是为了纪录片需要，才特意请他们去KTV，记录下他们偶尔的娱乐生活。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已经不再廉价了

来到义乌的第一天，我在一家工厂大门外看到了一张招聘启事，上面工人的薪资水平让我拍吓了一跳。他们的普遍工资，是塞尔维亚工人的好几倍。

我在工厂看到的年轻工人，几乎人手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这在塞尔维亚和其他东欧国家是不可能的。

中国所谓的“廉价劳动力”，已经不再“廉价”。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设想早就过时了。

为了拍这部片子，我们半年内去了四次义乌，几乎每次都会遇到一些“变故”：有的工人上一次拍摄还在，下一次就辞职回老家了；有的工厂之前还运转得好好的，几个月后就搬到了别的地方。

这让我非常惊讶。我知道在北京、上海这样高速发展的大城市，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但我没想到义乌这么一个小地方，变化竟然也如此之快。

年轻人的想法和他们的父辈也不一样了。我的片子里拍了一个年轻人，他一边吃烧烤，一边和年纪比他大的同事聊天。他抱怨自己在工厂打工又受气，赚得又少，他打算辞职，准备自己去开一家奶茶店。

年纪稍大的人已经成家，当了父母，所以他们更追求安稳。

我们遇到了一对中年夫妇，他们在义乌开了一家工厂，生意已经非常成功，却还住在简陋的员工宿舍。按理来说，他们的收入足以他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攒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他们还有一个在读书的女儿。

他们希望把厂子做得更大一点，赚更多的钱，以后才能过上稳定的好日子。但是女儿却觉得父母的这种观念太过时了，等到过好日子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老了，现在开心才更重要。

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以前都在医院工作，男的听了家里的话学医，但是实习第一年就发现，当医生有太多束缚，做得非常不开心。女的则是因为手受伤了，不得已放弃了之前的工作。于是，他们从温岭来到义乌，开了一家工厂，做起了自己的生意，虽然很辛苦，但是可以不再受制于人。

现在最让他们头疼的是两个儿子的学习，男的觉得，要是孩子的学习不好，他们俩赚再多的钱都没用。所以女的决定不再在工厂里帮忙，她要在家给儿子做陪读，直到他们上小学。

在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才切身地体会到，为什么说中国父母是全世界最关心自己子女的。

新年快乐，义乌

我不会讲中文。但我对中国并不陌生。直到1991年之前，塞尔维亚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塞尔维亚仍旧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来中国不需要签证的国家。我不需要办签证，也不需要办什么证明，直接买了一张机票就来中国拍摄了。

事后回想起来，我的国籍给整个拍摄过程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尤其是在面对年纪稍长的拍摄对象时，他们似乎对我有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亲切感。

大部分塞尔维亚人信仰东正教，我们的圣诞节并不在12月25日，而是在两周后的1月7日；我们的新年也不在1月1日，而是在1月13日。我们摆圣诞树，挂圣诞装饰，其实是用来庆祝新年的。

我还在想等电影在塞尔维亚上映的时候，要不要翻译成《新年快乐，义乌》。

我们对圣诞的这种矛盾心理，其实和中国人很像。那些在义乌做圣诞生意的人，其实并不理解“圣诞”背后的含义。他们平时会去庙里对着佛像祈福，春节前夕要练习舞狮，给孩子讲神兽“年”的传说。他们在圣诞节赚到的钱，是用来过年的时候和家人团聚的。

有一位专门做圣诞用品的工厂老板在片子里提出了一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西方人过圣诞时，到底在庆祝什么？”

整个拍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工人在镜头里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思乡之情。圣诞节在西方是合家欢的节日，但是在义乌工厂里的很多人，常年不能和家人团聚。

当他们在阴暗、闭塞的工厂里，制作着代表喜悦、团聚的圣诞用品时，我隐约能感受到他们也在思念着什么，或许是他们千里之外的家乡、家人、爱人、朋友……这种淡淡的愁绪一直笼罩着整部影片，也为影片奠定了基调。

在影片最后，两个打工妹在湖边清洗衣服上的染料，一边感叹着：“工作实在太累了”。湖中央，一个小男孩突然从水下钻出来，慢慢游向远方。

你可以从其中读出很多隐喻：尽管生活很艰难，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一个角落，享受片刻的自由和愉悦。

很多人都说，这不是一部典型的“西方视角”的中国纪录片。所以我也希望这部电影可以早日在中国上映，我很期待中国本土的观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希望未来不论在哪里，人们看到圣诞树上挂着的圣诞装饰时，也能感受到这些物品背后活生生的人。他们和你我一样，都在生活里奋力挣扎。

《圣诞快乐，义乌》拍摄于2018年，那个时候，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来人往，挤满了世界各地的外国商人。两年过去，又经历了疫情，2020年义乌的圣诞市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带着这个问题，一条在今年的圣诞前夕去义乌进行了实地探访。

义乌国际商贸城，当地人也叫它“福田市场”，是联合国认证的“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场”，近年来也成了中外游客必来的打卡点。

市场一区三层的节庆用品区，专门经营中西方各个节日的装饰用品。

虽然距离过年还有将近两个月，大多数店铺已经开始卖春节装饰。不足十平米的店面，挂满了旋转的灯笼串，闪烁着喜庆的红光。但是当这些店铺连成一片的时候，画面就显得有些诡异和魔幻。

店铺老板告诉我，他们会根据节庆日更换店内的商品，今年因为外国商人缺席，圣诞订单骤降，他们不得已从10月开始就就换上了春节用品。

一条在这里回访了导演在2018年拍摄《圣诞快乐，义乌》时接触过的人物之一：吴英。她在福田市场三楼开了一家专卖圣诞彩带的店铺，她向我们讲述了近几年，尤其是疫情影响下，越来越难做的圣诞市场。

以下是吴英的自述：

不要小看一家不足10平米的店铺

福田市场里圣诞商铺大概90%是出口的，剩下10%内销。别看现在大多数店铺已经开始卖春节装饰，往年这里可都是圣诞用品。

做圣诞生意的，一年的流程大致是这样：3月到10月处理外贸订单，其中6月到9月最为忙碌，大多数欧美订单会在10月份装箱完毕，11月份开始转成内销，做国内市场的生意，年末就会陆续有次年的外贸订单进来。

我的店只卖圣诞彩带，并且100%做外贸市场。买家大多来自欧洲和美国，这几年南美的市场也越来越大，巴西、智利的订单越来越多。

不同买家的要求不同，大超市要求的款式多，质量好，但是数量少；小商贩要求的款式少，但是数量非常大，可以是前者的好几倍。

不同国家的喜好也不同，北美、西欧要求精致、美观，甚至还要用料环保；南美和其他小国家的客户就只有一个要求：看着热闹。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订单总数少了很多，但是单个订单的金额更大了。

福田市场的店铺一般比较小，但是别看他们店面就几平米大，一天可能能卖出去60个柜子（指运输集装箱），每个柜子100万，你想想能赚多少钱。

我舅妈的店在金福源花艺圣诞市场，就在福田市场的马路对面。金福源专门做圣诞装饰和花艺品的生意，一层全部是圣诞商户。

金福源和福田市场不一样，主要是做国内市场，可能60%内销，剩下40%是出口的。还有一些尾单会卖给国内的电商店家，他们要的量都不大，十几、二十个的也能卖。

一般来说，每家店只卖一类产品，背后都是一家正规的工厂。我是卖圣诞彩带的，后面是一家布料工厂；我舅妈是卖泡沫制品的，比如雪花、贴纸等等，后面就是一家泡沫工厂。那种什么都卖的店铺，反而最不受买家的欢迎，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它肯定不是专业的。

反正我们也不过圣诞

从我小时候开始，我爸妈就在义乌做圣诞装饰。我还记得那时候，店里到处挂着圣诞的挂件，亮闪闪的，好看极了。到了现在，市场里卖的圣诞饰品，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一批，看多了觉得也不过如此。

这两年开始，因为针对圣诞节的一些限制，国内的圣诞市场越来越不好做了。很多店铺在做圣诞的同时，又新加了春节和婚庆的业务，还有人开始做万圣节和复活节的生意，这两个节日在国内也越来越火了。

特别是今年，疫情对我们外贸订单的影响很大。往年三月份就开始接单了，今年到了六月才开始有国外订单，整年的订单数和去年比少了近一半。就我们所在的福田市场和金福源，以前全都是老外，今年他们都进不来，市场里也很冷清。

你看我的手机，全都是外国人。现在全都用微信联系，我们把照片和价格发给他们，他们就直接在微信里下单，也不需要很复杂的对话。

现在大部分工厂都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70、80后还在坚持传统的生产模式，但是90后、00后却很少有人想留在义乌做这一行，哪怕父母的工厂做得再好，他们还是更想去大城市闯一闯。结果就是工厂招工越来越难，人工费也越来越贵。

加上义乌今年拆了很多工厂，很多工厂搬到了附近的东阳、浦江，我的工厂也在今年被拆了。因为义乌想转型，隔三差五就会通知工厂停水停电，其实也是为了逼停中小型工厂。

剩下的工厂一般有两个趋势：一是用自动化机器代替人工，二是寻找其他的新路子。

我有一个朋友，今年开始做商场里的“美陈”，也就是那些网红打卡装置，靠这个挺过了疫情的影响，甚至比去年赚了更多钱。

对我们这些只做圣诞的厂家来说，每一年都要想一些新花头，新的材料，新的设计，新的样式，才能在同行里有竞争力。好在只要外国还过圣诞节，我们的生意就不会断。

至于圣诞装饰做成什么样都无所谓，反正我们平时也不过圣诞节。

注：文中吴英为化名

鸣谢：上海伍扬文化传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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