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学校1万人进了华为 没有它 就没有华为

年过古稀的任正非，过去一年经历了太多动荡。

大女儿被软禁于加拿大，小女儿在娱乐圈出道引起热议，让他做了“史无前例”的道歉。更不要说，华为在群情激昂的不服输后，处境却愈加艰难。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早就预言，2020年对华为来说将是最艰难的一年。

根本上，华为面临的困境是一种技术困境。这也是中国科技企业整体所要解决的难题。

华为的困难，反过来证明了它的技术实力之强。华为的发展本就是从困境中开拓而来。

这段过往历程中，有一所高校与华为关系紧密。在华为发展早期，为它打下坚实基础。直至现在，也持续为华为输送能量，助其成长。

这，就是被称为华为“娘家”的华中科技大学。

华为董事会的17名成员中，有4名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分别是：郭平、胡厚崑、孟晚舟、彭中阳，都是华为的轮值董事长或副董事长。

更准确地说，上面这些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华中理工大学”。

1988年1月，华中工学院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2000年5月，这所高校与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又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华为创立于“华中理工”诞生的前一年，可以说，两者共同成长。

华为早期骨干中，有些本就是校友。

郭平加盟华为时间极早，是打开华为人才困局的关键人物。

郭平

1987年10月，在深圳湾畔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房”里，任正非与人合伙投资21000元，创办了一家小小的公司，取名“华为”，经营业务涉及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及相关工程的承包咨询。

最初两年，华为做的是代销香港HAX交换机（一种电话交换机），赚取差价获利的生意。当时没人能想到，小小的华为，日后会在世界通信制造业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做代理安稳，但任正非不甘于为他人“做嫁衣”，而是希望自主研发通信设备。

虽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他也早早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现代商战中，只有技术自立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研支撑体系，企业地位就是一句空话。

1991年12月，华为开发出了BH03交换机，并且取得了不错的销量，不过有个问题，它是照着别人的产品做出来的，不符合任正非做自己产品的愿景。

限制在于技术实力。于是，任正非找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校，广泛邀请教授带学生到华为参观，寻求技术合作的可能性。而后，华中科大一位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郭平来到华为，促成了一种奇妙的缘分。

郭平当时已经毕业，留校做起了老师，但见到任正非后，被他身上企业家做大事的抱负以及待人的热情诚恳所吸引。

华为的心声社区常会流出任正非的内部信，其文笔的条理性让人信服。不过任正非的口才，很少有人领略。据说郭平初见任正非，在后者一番激情洋溢的谈话后，认为21世纪非华为莫属，恨不能第二天就到华为大展拳脚。

任正非对郭平的到来欣喜不已，他当机立断，让缺乏实践经验的郭平，直接做公司第二款自主产品研发的项目经理。

除了直接为华为研发做出贡献，郭平还给华为担任起“猎头”的角色。一有时间，他就返回母校或者拜访同学，邀请更多人才加入华为。

其中最重要的，是促成同学郑宝用的加盟。

郑宝用

在华为开始规范化管理，实行工号制度后，任正非工号0001，郑宝用工号0002。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任正非指着已经成为常务副总裁的郑宝用说：“一个人能顶一万个。”

郑宝用出生于福建农村，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早年间看过一部名为《珊瑚岛上的时光》的电影，让他对激光痴迷，高考时便搜寻有关激光的专业，去了华中科大。

当时福建考生的分数普遍较高，郑宝用的高考总成绩更是比班上一些同学高出一百多分。

受益于中学数理化的扎实基础和过人天分，郑宝用的大学学习比较轻松。后来顺利拿到理学硕士学位，他像郭平一样当起了老师。

据说，郭平曾告诉任正非，同学郑宝用的才能“十倍于我”，华为要想大展拳脚，一定要把郑宝用挖来。这场景颇有点像三国中徐庶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和庞统，称二人得其一，就能得天下。

郭平找到郑宝用时，郑宝用刚通过清华大学博士考试。

相比去尚无名气的华为工作，显然清华读博的吸引力更大。但郑宝用经不住老同学的一番热情邀请，答应来华为实地参观一下。

而一番参观后，郑宝用改变了想法：通信市场广阔，华为前途无量，与其在象牙塔内钻研学术，不如到市场第一线大展拳脚。

某种意义上看，早期的华为确实比现在更有吸引力。巨头初生，前路不明，反而更能放大个人才华与价值。

郑宝用没再回清华，也放弃了博士学位，成为华为员工眼中思维敏捷、为人随和的“阿宝”。他的到来，促进了华为技术实力的提升。

郑宝用先是帮着郭平研发HJD48小型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这是一台机可以带48个新用户的新产品，与华为此前产品比较，性能大幅提升。

项目结束后，郑宝用成了华为的副总经理兼第一任总工程师，负责华为产品的战略规划和新品研发。

当时大家对战略规划没什么概念，而郑宝用的职责被理解为：“只要是不生产、不发货的产品，凡是没做出来的产品，都归郑宝用负责。”

在这一岗位上，郑宝用搭建出了华为的研发体系，影响深远。在他带领下开始的用户交换机系列产品，在1992年给华为带来了年总产值超1亿元、总利税超过1000万元的销售业绩。

坊间流传，华为官微曾写过的一句话：华科是华为的娘家，华为是华科的东家。

没有华科人才的支持，可能就没有华为的雄起。

到了1993年，任正非有了更远大的目标。

当时，华为交换机产品销售的主要市场在农村，且都是乡级以下的电信局。员工大多认为，2000门交换机便足够用了，但任正非想要开发万门机。

相关开发人员没有信心，忧虑于产品没有市场。郑宝用给大家开会，信誓旦旦说道：“你们尽管开发，开发出来，我保证帮你们卖掉10台。”

这时，另一位天才人物出现了，这便是生于1970年的李一男。这位比郑宝用小六岁的湖南年轻人，同样有开挂一般的经历。

李一男

15岁那年，李一男考上了华中科大少年班，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进入华为实习。

当时，任正非提出的“华为鼓励人人当雷锋，但绝不让雷锋吃亏”的管理思想，让李一男倍感新奇，而任正非也注意到了这位年轻人的潜质。

虽然是实习生，李一男被委任主持开发一个技术项目，任正非还为这一项目购买了价值20万美元的外国设备。

对创业阶段的华为来说，20万美元不是小数。然而因市场形势的急剧变化，这一项目意外搁浅，刚买来的设备成了废品，20万美元打了水漂。

李一男惴惴不安，任正非却没有责备的意思。在他看来，年轻人搞技术开发碰壁是常有之事，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取教训，重新再来。

郑宝用对李一男同样赏识。对李一男来说，郑宝用既是工作中的前辈，也是华中科大同一专业毕业的学长。郑宝用布局万门机方案，便把这位来实习的师弟调到了万门机组。

从2000门机向万门机的扩展，当时主流做法，是用内部的高速总线将多个2000门交换模块连接在一起，郑宝用和李一男则想另辟蹊径。李一男提出的设想是，采用准SDH（同步数字传输体制）技术来实现内部模块连接。

不必理解技术细节，只需知道，当时这种设想在国际上无人听说，但任正非下意识地认为，李一男的建议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妨一试。

于是，刚到华为七天的李一男被破格提拔为高级工程师、项目经理，负责万门机的研究工作。

后来事实证明，采用准SDH技术是一项创举，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是最先进的一种方案。

任正非对李一男的押注，成功了。

之后，李一男在华为飞速晋升：半年时间，因工作出色，李一男升任华为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后，因为在C&C08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的研制中贡献突出，被提拔为华为中央研究部总裁及总工程师；四年后，27岁的他成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

再后来，李一男有了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称呼：华为太子。

在1996年到1999年，华为中央研究部在李一男执掌下，进入了历史上最具“狼性”的时代。李一男锐意进取的进攻型风格，在巩固和发展郑宝用既定路线的同时，促成了华为各产品线的全面开花。

任正非本人有一句名言：“郑宝用和李一男，一个是比尔，一个是盖茨。只有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华为的比尔·盖茨。”

虽然后来一系列恩怨纠葛，导致李一男从华为出走，但不可否认，天才李一男确实为华为发展立下了卓越功绩。

《华为崛起》一书评价：如果说郑宝用和郭平相当于汉初三杰中的张良和萧何，那么李一男就相当于三杰中最锋芒毕露的那位——军神韩信。

这三人，都是华中科大毕业。

一位网友回忆，华中科大大一的老师曾提到，华为早年有七成、现在有四成的高管都是华科的。现在几年过去了，比例应该有所下降，不过这位网友猜想，比例依然很高。

这种传闻未经证实，但华为与华科的关系确实依然紧密。

2020年，华为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当年8月，“华为最高档天才少年年薪201万”登上微博热搜榜，引起热议。

所谓“天才少年”，是由任正非发起，旨在吸引顶尖人才的一个项目。“天才少年”们的工资按年度工资制度发放，共有三档，最高年薪达201万元。目前全球仅四人拿到最高档年薪，而三位与华科有关联。

一位是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钟钊，一位是本科和博士均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左鹏飞，还有一位是本科就读于武汉理工学院、博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张霁。

其中，张霁便是2020年8月热搜的主角。由于科研项目较多，张霁毕业时没有主动投递过简历，但腾讯、IBM、阿里巴巴、深信服等公司都给出了offer， 其中最高年薪超过360万元人民币。

不过张霁最终选择了华为，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在华为是能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我想这在很多我了解到的公司里是很难具备的，但是华为可以做到”。

张霁还表示，在华为最艰难的时候加入，也是希望能够为华为做一点贡献。

除了顶尖人才外，华科还向华为的中坚力量输送了大量血液。

有知乎网友表示，如果关注华为的校园招聘就会发现，华科的宣讲场次是细分到学院的。

在腾讯科技2020年8月的报道中，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光电学院党委书记夏松透露，近年来华为在华中科大聘用的毕业生数量保持在每年300人左右。

他还提到，据统计，有超过10000名华科毕业生曾就职于华为公司。当前在职的华科毕业生数量在5700人左右，推动了华为武研院落户武汉。

怪不得有网友建议，华中科技大学应该改名为“华为科技大学”。

华为公司董事、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文伟曾明确说道，华为与华中大具有深厚的合作友谊，华为的发展离不开华中大长期以来的支持。

徐文伟

这种紧密的校企关系并不多见。

实际上企业与高校相互成就，形成的产学研结合，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以“一个国家中产生的重大科学成就超过全世界科学成就的25%以上”，作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标准。由此发现，近代世界科学中心先后经历了意大利、英国 、法国、德国和美国这五个中心的转移。

其中，前四个国家保持世界科学中心的时间大都在60到90年间，美国则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限。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的科技体制和科技制度的竞争力超过了其他国家。

美国高校产学研的紧密结合是其优势之一。美国大学的研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早期美国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为当地经济发展有重大价值的行业提供专业技术人员。

硅谷的发展是产学研结合一个明显的例子。斯坦福大学创造了硅谷神话，而硅谷也塑造了斯坦福的辉煌。

在斯坦福创立早期，任教的特曼教授为了学校长远发展，建议将部分土地出租，而后斯坦福大学划出 579 英亩土地，成立了第一个高校工业园区“斯坦福工业园”。园区将兴建的厂房、实验室、办公楼低价租给高科技公司，也把大学的技术转让给它们。

这成为硅谷高新技术产业的起点。

特曼本人认为，大学不是象牙塔，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才是最终目的。他曾为两个学生威廉·休利特和大卫·帕卡德创业提供538 美元的启动资金，由此成就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科技公司之一——惠普公司。

任正非在走访复旦、上海交大等高校时曾提到：校企合作相互都是有益的。“高新技术之父”万尼瓦尔·布什认为，学术自由与自由经济是天然盟友，新技术的研发应紧密地关注市场。

近年来，华为、中兴等企业在国际上遭遇的打压，追根溯源在于基础研究和硬科技的弱势。在国内企业实现科技突围的过程中，华为与华科的例子，需要更多一些。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的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本网未独立核实其内容真实性，文章也不代表本网立场。如文章侵犯了你的权利，请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本网提供的内容，包括并不限于财经、房产类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本网内容，包括并不限于健康、保健信息，亦非专业意见、医疗建议，请另行咨询专业意见。本网联系邮箱：contact@cacnews.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