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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一位媒体记者,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到相亲角相亲,在“个人条件”上写明自己曾感染过新冠,已经痊愈。 2022年4月,上海世博方舱,一名小患者好奇地看着方舱。 现在,新冠似乎正在面临这种“道德化”的风险。这是防疫的一个副产品,也是一个悖论:要取得防疫的成功,就必须提醒这种疾病是可怕的,从而激发起每一个人的“防范心理”。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就必然会产生人对他人的警惕。 在媒体的报道中,似乎也存在一个悖论。媒体的报道原则应该是尊重病人的隐私,不要让公众知道具体是哪个人患病,这样才能保护他,让他免于被指责的困境。因此,媒体在报道患者故事的时候都是使用化名,包括上述那篇《每日人物》的报道。而这种匿名,又强化了疾病的神秘性。 美国社会的一些情况可以参考。疫情在美国传播之后,很快就有很多明星感染。一些NBA球员在感染后面对媒体,讲述自己的感受,过几天症状消除就恢复上场比赛了,这给公众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得了新冠,也不是什么大事。 由于新冠在全世界的蔓延,很多人的周围都出现了感染的朋友,大家一起交流,这不仅对患者是一种支持,也有利于减少社会性的恐慌。“我有一个朋友感染过,很快康复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连接,也是对病毒的打击。 究竟是保护新冠感染者的隐私,先是把他们“筛查出来”,然后再把他们“隐藏起来”?还是在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提高一点新冠感染康复者的“社会能见度”,让社会听到他们真实的声音,让更多人了解,即使得了新冠也不是天塌了下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真正的平等,自然是建立在真正的尊重基础上。社会应该保护每一个人的隐私,但如果有感染者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也应该支持他。 在当下的环境中,如果你的朋友曾经感染,在他康复后请他吃饭,来一个拥抱——这是微小却有意义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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